汤仁宗

阿东是我大学同学，是睡在我下铺的兄弟。阿东的老家在云南的大山里。

一次聊天，我说：“你老家那里风景肯定不错，暑假，去你家玩儿怎么样？”

阿东犹豫了三分钟，说：“好吧。”

差不多一天一夜的火车，半天汽车，五小时的山路步行。这一顿折腾，涌泉穴差不多跑到了天灵盖上。

和云南的大山一比较，我们大连地区的那些山就不叫山了。

不过当地山民的个头儿大多不高。阿东的个头儿也不高。阿东父母的个头儿也不高。在这些个子不高的人中间，我只好弯弯腰，尽量微笑。

山里手机信号不好，别说上网，打个电话都费劲儿。

阿东到家第二天就上山帮父母干活儿了。山里经济状况不好，阿东家一年的收入才几千块钱。我无事可干，就拿着相机四处拍照。新鲜劲儿过去后，无聊像雨后的蘑菇群一般冒出来。

我决定去大理玩儿几天。

阿东把我送到汽车站。

这里补充交代一下：阿东有一个身材不高的妹妹，和我能谈得来，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本来也想送我，被阿东的父母拦住了，说是家里还有农活儿要干。

她17岁，不上学了。

我上汽车前，把一个海螺挂件交给阿东说：“给妹妹吧。”

我在大理玩儿了一周，跑到昆明玩儿了三天，然后飞回大连。

为投桃报李，次年暑假，我邀请阿东来大连玩儿。阿东犹豫了三分钟，答应了。坐飞机很便捷，几小时就到大连。

老虎滩、金石滩、旅顺、滨海路……

坐游艇、K歌、玩儿大型电子游戏、吃西餐……

不过阿东好像玩儿得并不太高兴。他惦记家里的事，也惦记学业上的事。那一学期阿东又挂科了。阿东的英语特别不好，尤其口语，一开口就一股岩石野草味儿。

阿东对我说：“真羡慕你们从大城市来的学生，英语底子好。”我的英语是很棒的，为了安慰阿东，我说：“我的英语也不太好，一股海蛎子味儿。你我彼此彼此。”

我劝阿东说：“挂科的事，你不要担心，我给你摆平。”

阿东说：“摆平？怎么摆平？你也不能替我学习。”

我心里说：“榆木脑袋。”不过我有点儿喜欢这家伙。

阿东跟我借过几次钱，借钱的时候，吞吞吐吐，好像需要很大的决心。每次，我都爽快地借给他。一些我不爱穿的旧衣服、鞋子，也都给他。

阿东生活很仔细。我们寝室订购了桶装山泉水，一桶12块钱。阿东对寝室长说：“我喝自来水，不喝桶装水，买水的钱，没有我的事情。”

我们寝室长叫大顺，性格直，一听阿东的话，立刻不高兴了：“我替你拿这个水钱，中不中？真能算计，多大点儿事啊！”

“我不喝桶装水，凭啥用你拿钱？你算哪一根葱？”阿东脸上挂不住，和大顺吵架。

兩人谁也不让着谁，越吵声音越大，后来竟互相推搡。

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看事情不妙，赶紧把大顺推出寝室……

阿东和同寝室的其他几个同学，互动也不多，关系不温不火，不过我自己觉得，我和阿东，应该可以算是好朋友吧。

时间飞逝，转眼临近毕业。在我的暗中帮助下，阿东总算补考过关，也拿到了毕业证。

毕业前一起喝了几次酒。阿东一次也没有喝醉。

我对阿东说：“你小子不实在啊！”

阿东说：“我怕喝醉了把控不住自己。”

我说：“你要哭就哭一场，别憋着，难受。”

阿东说：“都憋四年了，不差再多憋几天。”

毕业后一个多月，我整日囚在家里，也没着急找工作。不是找不到，父母会给我安排得明明白白。也不是我要当啃老族，而是心里的许多浮尘需要打扫。我总感觉有一种莫名的焦躁包围着我，对于自己未来要干的事，很迷茫。

一天，阿东在微信里给我发红包。我们在微信里打字，聊了起来——

我说：“你这么节俭的人，怎么想起给我红包呢？”

阿东说：“还钱。”

我说：“你找到工作了？”

阿东说：“是啊，已经开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在昆明一家餐馆扫地。暂时先干着。以后有专业对口的工作再说。”

我说：“餐馆里浮尘多吗？”

阿东问：“什么浮沉不浮沉的？”

我说：“是浮尘。要不我也去你们餐馆扫地吧。”

阿东说：“少和我耍文艺腔。有一件事你得感谢我。”

我说：“啥事啊？”

阿东说：“你给我妹妹的海螺挂件我砸碎了，没给她。”

我说：“隔着手机屏都想捏死你，你个杂碎！”

阿东说：“你不要激动嘛！还有一件事你更要感谢我，我对你有大恩。”

我说：“你这鸟人还能对谁有恩？”

阿东说：“不杀之恩！”

阿东说完把我拉黑了。我电话打过去，关机。

后来阿东的电话号码成了空号。

我觉得阿东不是开玩笑那么简单，就通过微信求助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跟他说了我和阿东的事。他外号“智多星”。

“智多星”在微信里打出一串笑脸的符号，然后说：“看过某大学寝室的投毒案吗？看看就明白了，大同小异。”

想来想去，我似乎明白了阿东说的“不杀之恩”，顿时心有重生之感。阿东真的不是开玩笑。

想明白了，我的心也干净了，如尘埃落定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