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进

我国的农业保险经历了较快速度的发展，但经营过程中的市场化还不够，风险保障程度偏低，未能充分发挥出“农业生产稳定器”的作用。

自2018年8月在我国首次发现非洲猪瘟以来，这场疫情对畜牧养殖业及相关的食品行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也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非洲猪瘟爆发以来，疫情先后蔓延至28个省级行政区，共发生了111起，仅海南、新疆、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尚未发现相关情况。

在有关部门的积极应对下，非洲猪瘟已得到有效控制。截至2月底，100起疫情按规定解除封锁，18个省份的疫区也全部解除封锁，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这场疫情确实给养殖户造成了重创，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1月14日，累计扑杀生猪达91.6万头。

这场在最初看似并不严重的疫情为何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3月1日，农业农村部邀请了相关专家解答大众关心的话题。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表示，非洲猪瘟对生猪产业危害严重。因为非洲猪瘟病毒抵抗力强、传播途径多，容易扩散蔓延，再加上全球尚未研制出有效的疫苗和药物进行防治，生猪一旦感染，死亡率可达IOO%。根据调查，在我国已发生的111起疫情中，采取扑杀措施时，发病猪的病死率超过68%，部分猪场死亡率几乎100%。

对于疫情及扑杀措施造成的损失，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于2018年9月13日联合印发通知指出：将非洲猪瘟纳入强制扑杀补助范围，补助标准从800元/头提至1200元/头。虽然这种政策补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养殖户的损失，但心理上的影响却很难消除，补栏意愿不足，反映在现实中就是近来生猪生产连续走“下坡路”。今年1月份，我国生猪的存栏量环比下降5.7%，同比下降12.6%;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3.6%，同比下降14.8%。这意味着，从下半年开始猪肉价格又将出现明显上涨。

对于非洲猪瘟这样的“天灾”，如何用更加市场化的措施予以应对，将其对养殖户的影响（包括具体经济损失及心理）降到最低，仍需要相关各界在实践中积极摸索。

政策面大力扶持

相较于工业及服务业，在农业生产领域，面对的风险更加不可控，包括非洲猪瘟等致命疾病以及各种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都会给生产者造成极大损失，有时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而对于此类经营风险，相应的农业保险则是降低、转嫁风险的一种重要途径。

2月19日，今年最新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对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提及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部分，有针对性地指出：“……按照扩面增品提标的要求，完善农业保险政策。推进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和‘保险+期货’试点。探索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实施以奖代补试点。”

事实上，农业保险一直是比较重要的课题，从2007年至今，连续13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有所提及。例如，2018年的“一号文件”表示，要探索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要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探索“订单农业+保险+期货（权）”试点。2017年的“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农产品收入保险制度，以及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地方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2016年的“一号文件”则首次提出探索农业保险保单质押贷款、探索收入保险，稳步扩大“保险十期货”试点等。

在政策面的大力扶持下，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快速发展，保费规模已经跻身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其中，养殖业保险和森林保险业务规模居全球第一。银保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取得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572.65亿元，同比增长19.54%，远高于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速;农险保额3.46万亿元，同比增长24.23%。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相比（6.47万亿元），农险保额的覆盖率只有5096多。

目前，我国有四家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和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在2018年的经营情况分别为：安信农险保费收入12.22亿元，安华农险49.84亿元，阳光农险34.25亿元，国元农险57.60亿元，中原农险16.57亿元，其中有三家实现了盈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公司的业务规模还偏小（保费收入最高的国元农险占到了整个农险10%多一点），每一家仍集中在少数区域经营，资本实力不够强，本身的抗风险能力有限。

当然，除了这几家专业的农险公司，我国也有不少综合型的财险公司在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2018年，中国人保财险实现农业保险保费收入264.6亿元（占比整个农险超过40%），同比增長21.0%，提供农业风险保障金额2.2万亿元。从保险覆盖面来看，人保财险在全国所有省份都开办了农业保险业务，承保250多个品种，承保农作物7.68亿亩。

市场体系建设尚待完善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无论是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农险保险的保障水平，或是相关产品的设计创新、风险管理能力，乃至相关群体的保险意识，都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农业经营中的风险管理，已摸索出了比较成熟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农业经营者可以借助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等多种商业手段对冲风险。而在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农业经营中的风险，则倾向于提供保护性价格补贴，不仅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同时在客观上也没能提供足够的保障水平。

由于农业保险相较于其他险种更为特殊，风险难以预计或控制，相关政策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一直争议不断。在2007年之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仍以商业保险为主，之后中央财政逐渐增加预算，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畜产品生产保险给予补贴，政策性大大强化。据财政部相关数据，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于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从2007年的38.8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317.8亿元。

但必须指出的是，农业保险的保额普遍较低，无法覆盖经营者的生产成本，加之个体生产者的保险意识较为薄弱，影响到了一定人群的投保意愿。财政部金融司在2018年8月于官网上指出：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仍以直接物化成本为主，譬如三大粮食作物保额约每亩400元（有些种植业保额可达900元），但相比每亩1000元以上的生产成本.存在較大差距。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今年新出台的“一号文件”才特别提出，要推进三大主粮的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所谓的完全成本保险，意味着保险金额可以覆盖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等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总成本;所谓的收入保险，意味着保险金额可以体现农产品的价格和产量，从而覆盖农业生产产值。这两种保险形式，显然可以大大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程度，增强农业经营者应对风险的能力。

事实上，在2018年8月，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就联合发布通知，在内蒙古、辽宁、安徽、湖北等主粮产区，开展三大主粮的完全成本保险与收入保险试点工作，试点期限暂定至2020年。根据试点要求，在农户自缴比例不低于30%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中西部、东北地区补贴40%、对东部其他地区补贴35%，取消县级财政保费补贴;保险费率应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厘定，原则上风险保费（含大灾风险准备金）不低于80%，费用附加不高于20%。

而具体到养殖业，情况甚至比种植业更为复杂。一方面，虽然近年来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专业养殖企业，但整个行业仍较为分散，有大量中小养殖户，主动进行风险管理的意识较少，只是被动地接受风险的冲击;另一方面，看到这种风险难以控制、管理成本较高的现实局面，保险公司也没有很强的经营意愿，导致养殖业保险仍处于较低水平。

对于农业保险面对的种种问题，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推进整个体系的建设。比如农业保险分散风险能力不足的问题，在今年2月由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出组建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的方案，以健全农业保险的巨灾分散机制。

随着近年来整个农业产业与国际市场的融合，接收到更为直接的压力与冲击，以及像非洲猪瘟这类“天灾”的影响，让各方面对于农业保险都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如何将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主动性和政策性扶持措施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让农业保险真正成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器，保护经营者（尤其是中小农户）的利益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