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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网上冲浪儿童图鉴

2019-09-10腾讯传媒

科海故事博览·上旬刊 2019年3期
关键词:媒介权利数字

腾讯传媒

“这个你不能看。”退回到20年前,你一定也听过父母这样的警告。那时一切都很慢,童话书慢,动画片慢,网也慢。换作今天的小孩,TA也许早就有了多个数字分身,小小年纪便在网站和APP中切换自如。时下的小孩,比从前更快乐了吗?与电子媒介相生相伴的童年,究竟是一番怎样的体验?

当童年步入数字时代

“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发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中如是写道。在他看来,“童年”是一个被创造和建构出的社会概念:从媒介变迁的角度出发,在口语时代,儿童与成年人共享语言、学识与爱好,直到印刷术通过文字在两者之间树起一道文化屏障,读写时代来临,学校教育兴起,成人世界出现了门槛,于是有了童年。在更迭和演变中,“童年”的概念彰显了肇始于启蒙运动的、以理性为中心的现代性, 并逐渐趋向这样的共识:儿童的自我和个性须通过培养加以保存,同时,人们应理解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儿童的天真、好奇与活力都不应该被扼杀。随着电报、电视的次第出现,媒介的电子化进程突飞猛进。信息的载体随之发生了剧烈变化:先前以文字为主体的媒介环境被图像和声音占领,人们对信息的理解不再诉诸文字所代表的线性逻辑和抽象理念,而是依赖于直接的、具象的、富有冲击力的视听文本。在这样的环境下,信息传播的门槛消失了,成人的“秘密”不复存在,儿童被媒介包围、渗透、改变,加速走上了“成人化”的道路。波兹曼的忧思也由此产生:电子媒介模糊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童年正在飞快消逝。在当下的数字化时代,新媒介技术几乎已经浸入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儿童也不例外。从彼时的书本儿童、电视儿童到今天的新媒体儿童,“00”后和“10”后们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数字原住民。当咿呀学语的孩子对触屏设备得心应手,当手机取代了故事书,ipad代替了课本,与其说童年在消逝,不如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新型的童年。这是一个与数字媒体相伴成长的童年,一个线上、线下无缝接轨的童年,一个色彩缤纷也险象环生的童年。据报道,iPhone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安抚婴幼儿最有效的发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7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的儿童》中指出,全世界互联网用户中,18 岁以下的儿童与青少年占1/3。Wavemaker发布的《数字时代的中国孩童》白皮书显示,中国6—15岁孩童的数量高达1.6亿,他们已经成为高度数字化的一代:开始使用电脑的平均年龄为7.8岁,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的平均年龄为7.3岁,大部分孩子在9岁以前都已接触各种智能设备、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那么,这些早早就在网络世界试水的孩子,真的一切OK吗?

被选择、被网红、被保护

当这届儿童还在为无法注册自己的网络账号而苦恼时,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正被无数人围观。根据互联网安全公司AVG的一项研究,92%的两岁以下幼儿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数字身份。许多父母热衷于将孩子的日常发到网上(想想我们身边的晒娃狂魔们),而对于父母或学校擅自将自己的信息发布到互联网这一行为,不少孩子感到愤怒和恐惧。“在这些孩子学会打开自己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之前,父母就为他们塑造了独特的数字身份。这些信息将跟随孩子们一起进入成年。”佛罗里达大学莱文法学院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自我身份定义”的严肃问题。每个个体的主体性理应得到尊重,这对任何人来说都道阻且长,而一旦牵涉到儿童就会加倍复杂。父母作为监护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充当孩子的“代理人”,既是孩子个人信息的守门员,也是其生命故事最早的讲述者,是儿童社会化初期最重要的角色。成为合格的父母并不容易——成年人介入儿童生活的尺度在哪儿?介入方式几何?介入程度几多?恐怕都需要反复掂量。就像斯坦福大学前教务长Julie在一次TED演讲中所说,现行的教育方式都进入了“清单式育儿”:父母要确保他们完成一系列关键词和KPI——父母变得越来越像是孩子的“私人管家”“秘书”“经纪人”,却越来越不像父母。媒介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我们都在媒介镜像中习得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只是对许多儿童来说,他们尚未学会如何与技术相处,便被推到了闪光灯前。被拍摄、被记录、被消费成为信息瀑布中匆匆流去的几朵浪花。近几年,直播和短视频的风靡带火了一众儿童网红。除了假笑男孩Gavin、权律二这样的国民表情包,Youtube上靠做游戏和玩玩具年入千万的儿童博主也不在少数。笔者担忧的是,这样高度卷入数字展演的童年,会有“失真”的风险吗?镜头下的穿衣吃饭、嬉笑打闹和生活日常,或让人怜爱或让人捧腹,可是必须承认这些画面中的主角——孩子——一直是“被看”的客体,拍摄或是观看的成年人才是背后的大Boss。当生活长期暴露在镜头之下,会不会影响孩子对现实场景的感知?他们又是否可以区分何为真实,何为表演?更遑论当他们面对来自外界甚至家庭本身的恶意时,是否可以免受伤害。更难的是,孩子又往往是弱势和失语的一方,我们很难获知他们的真实感受。2019年4月,一段3岁童模妞妞被妈妈打骂的视频引起众怒,“过度消费儿童”的声讨铺天盖地。在GQ对“童模镇”浙江湖州织里的一篇报道中,另一位童模谷歌面对妈妈“你到底喜不喜欢拍照和拍戏”的质问,犹豫再三地说:“我不喜欢”。纵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和记忆,多元的成长路径值得被鼓励,但媒体和商家总是选择放大少数光鲜的典型,被遗忘的是大多数,年少成名背后的故事也常常一概被遮蔽。

《黑镜》里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妈妈本着“我都是为你好”的初衷,在女儿大脑里植入芯片,希望为她创造一个“无菌”的成长环境——这一技术可以把女孩身边的“不良信息”进行打码、消音,家长还可以通过监视器看到女儿的一举一动。女孩儿长到十来岁,从未感受过伤心、害怕、恐惧和愤怒,她听不懂同学的玩笑也无法分辨善恶安危。这一故事以青春期女儿的反抗和母女关系破裂而告终,但留给观众的思考却弥足深远:什么才是正确的“保护”?对儿童的数字保护应往何处去?当成年人尚且沉迷于手机难自拔,何谈保护下一代?互联网从来不是无忧无虑的乐土,而是一片明暗交织、宝藏与陷阱并存的原始森林。儿童可以在这里表达自我,寻找认同,与亲人朋友联结情感,培养公共参与和利他意识,也可能遭遇霸凌、骗局和侵犯,被“邪典”视频引入歧途。那么,除平台方以外,父母在儿童保护上做得怎么样呢?英国学者在一项“成人如何带领儿童在数字时代中成长”的研究中指出:父母不该是监视的警察,而是要扮演引导孩子在数字时代中创造的角色。报告同时表明,新一代的父母已经出现,他们很乐意帮助孩子在数字道路上健康成长,却受限于时间和数字技能、价值观等文化资本的缺乏。中国学者陈青文通过对30个上海家庭的面对面访谈,发现家长介入子女使用新媒体的方式以电视时代的限制为主,且时间限制多于内容限制。此外,家长对新媒体与新技术的了解普遍有限:无论家长对子女使用新媒体的态度如何,他们对子女多是强调使用新媒体的风险,鲜少提及新媒体带来的机会;且在风险方面只有提及视力问题。父母对新媒体的掌握能力影响他们对子女的介入方式,如果父母不能充分了解使用新媒体的各种风险与机会,他们必然无法引导子女对新媒體有更全面的认识。因此,“如何让新媒体回归到工具的角色、如何让父母拥有面对数字未来的能力以及时间心力陪伴儿童成长,这显然不是依靠家庭单方面的努力就能达成的,还需要社会环境、制度与政策多方面的支持”。

儿童数字权利,现在说为时不晚

以上的讨论,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关键词:儿童数字权利,即儿童在数字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使用上的权利与边界。腾讯研究院研究员陆诗雨认为,儿童数字权利的基础是保障儿童平等享有数字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权利,核心是保护儿童不因生理、心理发育的不成熟而在使用数字产品时受到伤害。而在定义儿童数字权利之前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充分理解、尊重不同类型儿童在不同阶段的特点与能力,明确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对不同儿童的适用边界。儿童数字权利包含了使用权与受保护权两个层面的权利实践,既要确保儿童对电子媒介的接触与使用,又要规避其中潜藏的风险。二者之间并没有分明的界线,而是存在着许多模糊地带和张力:首先,“使用”和“保护”都带着很强的主观性,无论高估还是低估儿童自身的能力,实际都会剥夺其数字权利;其次,儿童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其自身的探索和经验远比僵硬的指令更重要,让他们在真实、复杂的数字环境中“摸爬滚打”,也是一种必须;最后,儿童数字权利保护牵涉多方利益,要充分理解发生冲突的实际语境、关照多方利益。比如,网络霸凌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但是我们无法事先预判风险,并剥夺其他人发表评论的权利。2017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出新时代的倡议:“在数字时代,儿童的声音愈加重要,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响亮。他们不仅在传承,同时也在塑造着这个世界。把儿童遭受数字技术伤害的风险降到最低,并使他们从中获得的机遇扩展到最大,我们力争通过达到这一平衡,为儿童创造更美好的数字世界。”这个世界的一砖一瓦,其实就在每个人的手上。互联网不是洪水猛兽,儿童也并非毫无抵抗力。每一代人的成长总会面临新的问题,而问题的拆解与克服既离不开家长与儿童的共同探索,也依赖于全社会网络素养的提升。从这个角度讲,虽然我们无缘做一个新媒体儿童,但能够见证并参与这个时代中一些细微又深刻的演进,未尝不是一种幸运。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不是为孩子屏蔽一切黑暗,而是与他们一起感知并体验这个世界的远近虚实,开心冲浪,慢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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