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昭宝 张旭

摘 要：贵州土家族经济社会发展快于其他少数民族，原因可追溯至明代这一区域的土家族土司以及儒学教育。明王朝在西南土司阶层推行的文治教化，以及黔东北土家族土司掌控地方政治、经济带来的民族交融，构成了儒学教育的语境。通过学校教育、祀仪影响及贤达引导三种主要途径，儒学教育培养出大量各级人才，促进民族文化融合，催生出乡绅阶层，为土家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土家族土司;儒学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3-0043-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3.007

Abstract：The reason why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of the Tujia Minority in Guizhou is faster than other minorit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hieftain and the Confucianism education of the Tujia minority area.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measure carried out by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southwest Chieftain class and the ethnic mingle brought about by the loc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ontrolled by the Chieftain of Tujia minority in northeast of Guizhou constituted  the context of Confucianism education. Through school education， the influence of sacrificial rites and the guidance of sages， the Confucianism education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minority cultures and gave birth to the squirearchy， thus providing cultural soft power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ujia economy and society.

Key words：Chieftain of the Tujia minority; Confucianism education; influence

古代我國少数民族地区的儒学教育及影响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多维度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各民族文化交融。不同历史时期儒学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不尽相同，较早接受儒学教育之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较快。贵州为苗、布依、侗、彝、土家、水、仡佬等多民族聚居地，土家族主要分布于东北部，经济社会发展快于其他少数民族，原因可以追溯到明代这一区域的土家族土司以及明廷推行的儒学教育。明代前期黔东北为思南宣慰司辖地，中期之后为思南府管辖，至万历年间下设务川、印江二县和水德江、蛮夷、沿河祐溪、朗溪四土司，进入土流并治时期。儒学教育在黔东北是如何实施的？土家族著名学者段超先生在著作《土家族文化史》中深入探讨了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改土归流之后儒学教育的实施状况以及对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促进作用[1]，但未涉及黔东北土家族地区。敖以深对明代黔东北的儒学传播及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原因在于明朝统治者的提倡和家乡士子对桑梓教育的支持和帮助[2]，但未涉及历史背景、路径及影响。其他一些学者对土家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但很少关注到明代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的教育状况。基于此，本文结合明代土家族土司政治的历史语境，探讨黔东北土家族地区儒学教育的多样化途径以及产生的影响，以期拓宽土家族历史研究领域，并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明代黔东北土家族地区儒学教育的语境

元代初、中期，生活于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土家族土著大姓为元廷分别授予土司职衔，土家族土司由此兴起[3]1。黔东北为思州宣慰司辖地之一，而此土司是元代初、中期在土家族众所设级别最高、辖地最广的大土司[3]44。思州宣慰司在元代至元年间一分为二成思南宣慰司及思州安抚司（明初升为宣慰司），其中黔东北为思南宣慰司辖地，下辖有沿河、祐溪、龙泉坪、水特姜、思印江等长官司，而这些官衔较低的土司族属应主要是土家族[3]45。永乐十一年明廷利用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争抢砂坑相互仇杀之际将其废除，在其辖地分设思南、思州、石阡、铜仁、乌罗、镇远、新化、黎平8府，委派流官治理，但府之副职沿用土官，府下辖的各小土司得以保留，形成土流并治的局面。为加强对土司的管控，明廷一方面要求土司按期朝贡以表忠诚，另一方面在土司阶层施以儒学教育进行思想控制，移风易俗。据《太祖洪武实录》载，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3）十一月要求即将辞归的普定军民府知府者额“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4]36，于二十八年（1395）六月谕示礼部说在云南、四川边夷土官设立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争，亦安边之道也”[4]94-95。朱元璋的此种文化策略为儒学教育在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的实施提供了政策保障。

黔东北的土家族土司掌握着地方经济命脉，尤其是对乌江水道、朱砂矿产以及土地资源的掌控。流经黔东北的乌江在明代成了一条重要的经济通道，盐巴、布匹等货物藉此多次转运后可入贵州腹地，而贵州的桐油、木材、药材等物资亦藉此得以远销，带来了商业之繁华和市镇之兴起。嘉靖《思南府志》对乌江通道的商业情景描述到：“上接乌江，下通蜀楚，舟楫往来，商贾鳞集。”[5]5除此之外，黔东北的矿产及土地资源都得以大量开发。矿产有铁矿、汞矿，尤以汞矿开发为著，乃至成为贡品和民间用于交易的货币替代物。“务川县境，有板场、本悠、岩前等坑，产朱砂，其深十五六里。土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入坑采砂，经宿方出。其良者如芙蓉箭簇;生白石上者为砂床;碎小者末之，以烧水银为银硃，土人依为生计。岁额水银百六十斤入贡，而民间贸易皆用之，如钱钞焉。”[6]73-74土地资源方面，弘治之后四川兵乱使得大量流民进入黔东北租种土司的空闲山地，“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的现象说明土司占有大量的土地，这也给更多的移民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流民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移民的涌入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劳动力，还有新的经济作物——棉花。“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弃菽、粟而艺棉。……合抱连云之材，尽山伐而焚之，播种其中，谓之‘烟田’，而地力穷矣。”[5]65-66航运带来的商业兴盛、矿产及土地的开发为儒学教育在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黔东北土家族土司的社会治理为民族交融提供了契机。黔东北世居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为主体，还有苗族、侗族、仡佬族等，风俗各异。土家族土司作为地方的中级治理阶层，对汉民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起到了促进作用。宋元以降，汉人逐渐迁入黔东北，与土著杂居于一起，并对后者产生文化影响。宋《太平寰宇记》载到：“居郡东南者，若印江、若朗溪，号曰南客，有客语，多艰鸟夬不可晓。郡西北，若水德蛮夷、若婺川、若沿河，号曰土人，有土蛮，稍平易近俗，而彼此亦不相同。惟在官应役者，为汉语。今人交接之间，言语俱类中州，素服所习垂髫之俗、悍劲之性，靡然变易矣。”[5]8当田氏土司在黔东北成为统治阶层之后，治所中心及经济发达之区皆成了漢人聚居点，周边则为少数民族，如思南府：“府旧为苗夷所居，自祐恭克服之后，芟夷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陕西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夸诈相高。江西皆商贾宦游之裔，多读书，乐仕进，亦渐趋于浮薄。婺川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善告讦难治，长吏多不能久，必以罪罢去。印江朗溪多土人，勤生啬用，亦险健，善持长吏长短。沿河与酉阳邻，而去府远，多被侵削，官不得举其职，人不得聊其生，盖六邑之最困者也。”[5]9对土司阶层而言，世袭土司之职须学习儒学;对商业阶层而言，接受儒学是仕进做官的唯一途径;对国家层面而言，利用儒学对少数民族进行教化是统治手段之一。此三个方面的诉求成了儒学教育在黔东北土家族地区实施的文化语境。

二、明代黔东北土家族地区儒学教育的途径

为加强统治，明朝在建立政权之初就把儒学教育作为一种思想控制的工具，形成于宋的程朱理学在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受到推崇，在明成祖朱棣敕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永乐十三年成书）之后成为了统治思想[7]19。针对不同的对象，明代教育分成三个层次：一是以国学和地方儒学为核心的儒学教育系统;二是以社学为核心的小学教育系统;三是以乡约、旌表等构成的社会教育网络[7]2。从历时性来看，明代不同层次的教育在黔东北土的推行随着贵州作为一个行政区的建立而逐渐得以完成。

1.学校教育

学校是通过讲学的方式施以儒学教育的重要场所。明朝初期就在全国各地建立学校府学、县学、社学等，但对当时的贵州而言，土司林立，因此朝廷关于办学的政令并没有得到落实。鉴于此种情况，明太祖朱元璋谕令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据《太祖洪武实录》载，贵州土司遣子入朝学习的时间为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1390年6月30日），“播州（时属四川行省）、贵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朱元璋要求国子监官认真教学，“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远之心。”[4]70-71当然，在统治阶层看来，土司派遣子弟入国子监学习未能改变地方习俗，洪武二十八年九月甲辰（1395年9月27日）监察御史裴承祖说道：“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疑漏“思”）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添、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立山川社稷诸坛场，岁时祭祀，使知报本之道。”[4]96在此背景下，朝廷开始在土司辖区开办儒学，据《太宗永乐实录》载，湖广思南、思州二宣慰使司儒学建于永乐五年五月丁巳（1407年6月9日）[4]131。儒学在土司阶层的传播为朝廷在土家族地区进一步实施儒学教育提供了思想准备，永乐十一年（1413）明朝建立贵州行省之后的第二年便把思南宣慰司儒学改造成了思南府学，思南府下辖的水德江、蛮夷、沿河祐溪、朗溪及婺川、印江两县也都先后建起了社学[8]。终明一世，思南府学及社学都得以延续，水德江长官司被改土归流设安化县后，其社学变成了县学，而原来没有儒学的县级行政区也开设学校，如婺川县儒学建于嘉靖十九年（1540）、印江县儒学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9]。除了府学、县学、社学之外，书院也是传播儒学的重要场所，明代思南府修建的书院有中和书院、为仁书院、文明会馆、斗坤书院、鸾塘胜院、竹溪胜院[5]225。

2.祀仪影响

按照明制，官办学校都要设有祭祀孔子的场所，可谓“学庙合一”，此种建制在思南府的府学及县学布局上也有体现，藉此来加强儒学教化作用。祠庙是供奉儒家先贤的一个重要场所，通过祭祀仪式，儒学逐渐向社会底层传播，对广大民众产生影响。在思南府，祠庙除了文庙（祭祀孔子）之外，还有启圣祠、名宦乡贤祠、文昌祠、马援祠、汉寿亭侯祠、少师庙等。各种祠庙供奉的对象有所区别，启圣祠为春、秋两季祭祀孔子的场所，文昌阁供奉文昌君，马援祠、汉寿亭侯祠、少师庙分别祭祀马援、关羽和田氏土司始祖田祐恭。和其他各类祠庙比较起来，名宦乡贤祠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客籍官员以及地方乡贤，据嘉靖《思南府志》载，此祠始建于嘉靖十年（1531），建筑规制为三间，拜亭一间，为巡按御史郭弘化为纪念乡贤御史申祐义死之事而建，嘉靖十五年（1536）知府洪价增建二间，“复举名宦乡贤共十二人，呈允上司，礼请入祠。春秋享祀，以敦风化”[5]45。入祠受供的对象须勤政爱民，得到百姓一致拥护：如名宦官金爵，四川绵竹人，由进士弘治年间任思南知府，“宅心仁厚，敷政近民，因观袭弊，革除横征;立‘五年四空’之法，以便编徭，民怀其惠”[5]50;又如乡贤安康，蛮夷司人，景泰四年（1453）以《礼记》中式，任澂江府知府时“勤廉公慎，兴学爱民。六月祈祷，以致飞霜，是岁丰稔，人称异之”[5]59。总言之，前述祠庙既有官立，又有民立，凡能进入祠庙成为祭祀对象的前贤，虽然政绩有所不同，但都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以榜样的形式日渐影响着基层民众的言行。如果说官立的祠庙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主导意识，那么民立的祠庙说明儒学教化已沉降到社会底层。

3.贤达引导

如果说儒学通过学校和祠庙持续向土家族民间传播的话，那么对儒学的践行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来完成。从口诵经典到内化于行，对儒学的接受和践行需要经过社会精英的引导，承担这一重任的是贤达，尤以土司和生员为中坚力量。土司是代替国家治理地方社会的中级阶层，较早地接受儒家文化，在治理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践行儒家所倡导的主张，虽然目的上是为了获得朝廷的认同以保证土司权力的世袭，但也影响到了民间的生活习俗，例如婚俗，传统习俗是“同姓为婚，嫁娶背负。男女溷杂，乃其俗之陋者。”[10]对此，一些土司认为不符合儒家礼仪，正统十一年五月戊寅（1446年6月5日），贵州思南府蛮夷长官司奏：“土官衙门男女婚姻皆从土俗，乞颁恩命。”上曰：“贵州土官衙门或有循袭旧俗因亲结婚者，既累经赦宥不究其罪，亦不许人因事讦告，继今悉令依朝廷礼法，如违不宥。”[4]303-304在朝廷的主导下，经土司阶层，汉族婚俗也就在民间得以流布。生员因接受过儒学教育而成为地方知识精英，另一优势是熟悉民间各种习尚。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生员以儒学作为自己的言行准则，与此同时又以“文化人”的身份在不同习俗生活中发挥引导作用，使得儒学在民间产生积极影响，甚能感化盗贼。如嘉靖《思南府志》载有隐逸11人，其中蛮夷司人李明荣，“性质朴，好读书，居司治之地名东节溪，年九十余，足不及城市，为乡闾楷式，尤淳友爱。教五子及玄孙，凡四世不分居，正德年间，流贼方四等过其处，大恣剽掠，村落俱蒙难，独明荣以忠厚尚义免焉。”[5]63-64通过社会贤达的引导，儒学逐渐在底层社会发生教化作用。

三、明代黔东北土家族地区儒学教育的影响

明代是一个文化高度专制的王朝，为了加强统治，统治阶层通过各种途径来传播程朱理学施以教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也概莫能外。明朝在黔东北实施的儒学教育早期是从土司阶层开始，中期随着府及县级行政区建立之后不断向底层社会渗透和向边远乡村扩展。在地方官员以及乡绅的共同努力下，明代黔东北的儒学教育在人才培养、文化交融、社会分层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1.培养大量各类人才

延续前朝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是明朝建立政权之后强化统治的重要手段。和内地比较而言，明初国家在黔东北实施的儒学教化旨在“变其土俗”和作为“安边之道”。然而，随着这一区域汉族移民的不断增加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才培养也被提上日程，因此，永乐十一年（1413）明朝在黔东北设立思南府之后即建起府学，土司辖区则建社学，务川县、印江县也都建有社学、县学。各类学校的置办也为人才的逐渐兴起提供了条件，据《太宗永乐实录》载，永乐十八年（1421）思南地区向国子监输送贡生，“命贵州思南等八府所选贡生李正等，送国子监进学，赐赉如云南生例”[4]157。因儒学教育起步较晚，贵州并没有单独乡试的权利，儒生只能先后附试湖广、云南二省，路途遥远及名额有限等因素都束缚了贵州学子的积极性。经思南水德司人、时任给事中的田秋的谏言以及时任贵州巡按御史的王杏的调查，嘉靖十四年（1535）朝廷终于批准贵州可以单独开闱取士，名额25人。贵州可以单独开科取士以及后世录取数额的不断增加极大激发了基层社会读书应试的热情，硕儒联袂而起，终明一季思南府有进士10名、举人106名、副榜1人、拔贡8人、岁贡215名[5]238-257。这些饱读诗书的儒士或任御史、或任知府、或任知州、或任知县、或任教授，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着儒家学说，在促进地方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教昌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随着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思南出现了理学大师李渭，他晚年致力于心学的研究和传播，使得思南成为王学重镇之一。

2.促进民族文化融合

黔东北世居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为主体，另有苗、侗、仡佬等其他民族，其生产生活习俗迥异于中土，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引《元志》云：“蛮有佯僙、仡佬、木瑶、猫犭质数种。疾病则信巫，屏医，专事祭鬼。客至，则击鼓以迎。处山箐者，则芟林布种。处平隰者，则驾车引水，以艺粳秫。”又引《旧志》云：“夷人山居野处，衡门荜户，不知扃锁，出则以泥涂之，他人不敢辄启。”“居山野者，谓之苗民，其性凶狠，不惮深渊，不畏猛兽，出入持刀负弩，及鱼筌木叉，以渔猎为乐。得钱则祭鬼而后食。”[6]73明廷将黔东北纳入疆土之后，利用儒学对少数民族施以教化，移风易俗，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得以逐渐交融。学校是施以儒学教化的主要场所，相对建于城镇且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府学、县学而言，建于乡村的社学改造民风的意图更加明显，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建立社学时就强调要“导民善俗”[11]2。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的社学兴建始于永乐年间之后，共8所，分置思南府辖管的水德江、蛮夷、沿河祐溪、朗溪四长官司辖区及务川、印江两县。“社学为乡村唯一的国家机构，其职责是启童蒙、正人心、扶世教，其中国家诰律、御制书籍（《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是所有乡村子弟的必学内容，除学习‘六艺’外，像《孝经》《四书》《文家公礼》等也是社学的常规科目。正是以这些内容为载体，社学把儒学道德伦理传播于乡里村落，从而使儒学的官学化形态转化为民间形态。”[12]65基于此，随着儒学教育的日渐深入，仁、义、礼、智、信、孝等价值观为人们所接受和践行，黔东北各民族的生活习俗相互融合，强悍民风发生改变，“思南之地，渐被华风。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悍劲之性，縻然变异矣。”[6]73

3.催生出乡绅阶层

黔东北在明代永乐十一年建立府级行政区之前属于思南宣慰司（官衔从三品）辖地，而思南宣慰司下辖的次一级土司有水德江、蛮夷、沿河祐溪、朗溪四长官司（官衔长官正六品、副长官从七品），而朝廷废除思南宣慰司建立思南府之后，采取的政策是以土人辅之，而次一级的土司仍得以保留，因此社会构成分为统治阶层和平民阶层。然而，随着儒学在黔东北的不断传播，乡绅阶层也就在民族地区应运而生，社会多元化发展。乡绅阶层由致仕官员以及儒生、捐监生等构成，他们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都拥有一定的特权，承担着统治阶层与平民阶层的桥梁功能：一是表率乡里，调解邻里纠纷;二是协调官民关系;三是施以文教，积极参与乡里各类公益事业。因接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乡绅阶层也较能自觉地践行儒学核心价值观。清道光《思南府续志》载有《孝义》一节，记有明代履行孝义17人，撰者之目的在于“用以风世励俗，扬盛朝渐仁摩义之鸿，庥乡三物之宾”。概观这17人之品行，大部分以孝行载入方志，如婺川县贡生徐文林“少时割股救母，事兄恭”而被县令表彰为“孝友之门”;有的则以义举载入方志，如蛮夷司人安濂遇“年荒旱，出米一百石赈饥，民赖以活”，曾任河南滍水驿丞的印江县人陈友儒居家之后积谷百石赈荒，又组织人力、募集资金整治河道，修渠灌田，“民食德焉”[5]288-290。概言之，因儒学教化而形成的乡绅阶层对土家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明代黔东北土大规模的儒学教育是从土家族土司阶层开始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文治教化，烏江航运、矿产开发、土地佃种带来的经济繁荣以及土司治理社会带来的民族交融为儒学传播提供了较好的人文环境。通过学校教育、祀仪影响以及贤达引导三种主要途径，儒学日渐在黔东北产生影响，培养了大量各类人才，促使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催生出了乡绅阶层，为土家族地区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持久的文化软实力。因此，土家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快于贵州其他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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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