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德强　袁玥

【内容摘要】 当前海内外的“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呈现内外两个角度的问题：内部视野分散且缺乏与外部的互动，外部视野认知匮乏且理解缺位。从“文化他者”的操作性定义入手，本研究对来自巴基斯坦、尼泊尔、肯尼亚和斯里兰卡的四位传播学博士留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组织了焦点小组讨论，以考察他们从文化、经验和专业角度认知和理解“一带一路”的情况。结论是：“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不仅需要纳入他者视野，更重要的是形成更加完整、包容和充满自反性的自我认知，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关  键  词】  文化他者;“一带一路”倡议;跨文化传播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相关议题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日渐兴起，从学术交流与对话的角度，促进着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提出这一新式全球化倡议的认知与理解。然而，不管是来自国内的内部视角，还是来自国外的外部视角，相关学术讨论受限于本国、本民族的世界观、文化观和传播观，以及不够丰富的跨文化经验研究，引入“他者”视野不足，缺乏对“自我”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位置的自觉与自省。

简而言之，内部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实践层面，大多从对某类文化现象或某个文化产品（如纪录片、电影、动画片）的讨论展开，涉及孔子学院、中医药文化、中国体育文化等，相对分散而缺乏系统性。理论层面，有学者从文化认同的视角切入，认为 “一带一路”的传播是获取文化认同的过程，不仅指涉经济利益、金融收益、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文化认同的空间所在。①另外，大多数学者把焦点放在“以我为主”、如何增强外宣实力、扩大“一带一路”影响力等问题上。如寇立研、周冠宇认为，“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应把握民心相通与其他“四通”、内宣与外宣、沿线与非沿线、“一带”与“一路”、点与线、对外传播与务实合作、对外传播与对外交往、交锋与交流、分工与协作、当前与长远这十对关系。②此类研究虽然均提及对传播对象国受众的重视，但都没有真正触及“他者”的视野，因此缺少与外部视角的有效互动，遑论吸收外来观点为我所用。换句话说，“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内部视角无论是在实践议题还是在理论议题上都比较分散;与此同时，对“一带一路”的阐释缺乏与外部视角的有效互动，从而导致“一带一路”的“独奏”叙事形态，难以获得全球性的理解和普遍公正的国际认知，也就无法实现“合奏”。究其原因，大抵有二：第一，对外部或者他者视角缺乏足够的经验性认知，接地气的调查研究较少，运用二手的资料和数据较多;第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对他者的理解陷于自我认知的投射，于是难以做到内部视角的自我审视。

与内部视角相比，外部视角对于“一带一路”的观察、分析和评判虽然补充了内部视角的缺憾，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关注度乃至认可度，但也表现出明显的认知匮乏和理解缺位。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以及文化交往中，观念乃至意识形态先行是普遍现象，于是，以“中国崛起挑战既有世界和地区秩序”这一简单的判断为前提，地缘政治企图和战略扩张成为此类外部质疑的代表性声音。比如，有国外学者不无猜忌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仅仅代表怀旧的言辞、更广泛的政策举措，还是代表了中国新的地缘政治大战略的大胆陈述？”③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推动中国愿景的动机是什么，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愿景都具有地缘政治意义……假设这一愿景是中国政策制定的核心，那么利用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话语来推进一系列制度目标，就意味着‘一带一路’的概念可能会支持越来越多的、从经济和商业到政治和社会的政策目标”④。除此之外，“一带一路”也被认为体现了中国“拓展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意图。①这一扩张性的战略旨在通过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加强中国的经济领导地位。究其原因在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和西方主导的世界舆论秩序以及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想象被进一步延伸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性扩张”想象层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全球扩张”是西方世界对“一带一路”的核心解读，负面印象由此不断被再生产。因此，“一带一路”研究的外部视角显现质疑大于认可的倾向，正面理解的缺位和国际认知的匮乏影响着“讲好中国故事”，不利于“一带一路”的跨文化对话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内外讨论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助使得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越来越多的高知“文化他者”进入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内，尝试结合其在中国生活学习的经验来阐释和理解“一带一路”的多维度含义。②如上文所述，他者是相对自我而言，外在于自我，但“自我的形成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依赖于自我成功地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换句话说，“他者对于自我的定义、建构和完善必不可少”。③“文化他者”是他者概念的延伸，强调不同文化群体在形成自我文化身份认知和建构文化对话中的相对位置和相互关系。缺乏“文化他者”的视野不仅不利于交流互鉴，而且不利于自我的建构与完善。

谈及“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他者，可以回溯到威廉·B.古迪孔斯特 （William B. Gudykunst）在有关跨文化人际交往的论述中对于中国视角下的“自我”与“他者”的相关阐释：与西方世界中“个人”所代表的自由意志、情感和人格的独立个体概念不同，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刻影响的儒家思想认为，“自我”由个人周围的人际关系所定义，“个人”是一种相互依存的自我概念。因此，“中国人的自我也需要被他人重新认识、定义和完善”。④事实上，“自我”与“他者”在中国语境下应享有同样重要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说，他者视角不仅仅是独立于自我的外在视角，而且会更好地帮助我们建立自我认知。因此，“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应是一个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相结合的意义互构过程，而不是单向地输出或者工具性地进行对话，因为来自“文化他者”的視角不是外在于我们，而是对于我们建构“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对话空间的有效输入。

基于这一理论判断，本文选择了来自巴基斯坦、尼泊尔、肯尼亚和斯里兰卡“一带一路”沿线四国的四名传播学在华博士留学生，首先对每名留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随后组织了焦点小组，深入了解了四位博士留学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思考乃至初步研究。对他们来说，“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描述当今中国及其国际传播或文化软实力塑造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也成为他们与中国产生关联的修辞纽带和阐释空间。

二、研究设计

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在华留学生是有助于增加外部视角和促进内外认知互动的“文化他者”。在华留学生群体有着独特的理解视角和深入的跨国学习和研究经验;尤其是对于高学历的在华留学生来说，对中国各种社会现象的深度思考和参与、在华生活的丰富经验促使这一群体结合内外视角重新思考中国的全球化问题。更进一步来说，本研究选取的访谈对象都是拥有一定学术积累的传播学博士留学生，能够以其青年学者的身份更加深入地看待中国。除此之外，四位博士留学生的母国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位于亚洲和非洲，因此也都具有“全球南方”的地缘政治色彩，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着认知地理上的亲近感、认知伦理上的正义感以及对西方主流叙事的反思意识。因此，这一类“文化他者”能够超越一般的媒体报道框架和浅层的公众认知经验，从一个更为客观、公正和深入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本研究所实施的深度访谈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对被访者而言，“一带一路”是什么，代表了什么;第二，基于被访者的研究，如何促成“一带一路”的跨文化对话和理解。来自巴基斯坦、尼泊尔、肯尼亚和斯里兰卡四国的博士留学生，基于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与认知给出了相应的回答。收集完个体答案后，本文作者组织四位博士生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再次就上述问题进行发言和讨论，结果呈现出共识与张力并存的表达结构。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结合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讨论，我们将整理所得的资料结合研究者自身的阐释归纳如下：

（一）“文化他者”如何感知“一带一路”

1.大文明史观中的“一带一路”

四位博士生不同程度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始于2013年，但其中蕴含的文明交流内涵确实源远流长。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将“一带一路”置于一个大历史观中进行思考，用历史来佐证当下。来自巴基斯坦的Muhammad Yousaf提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政府提出的、致力于加强中国和亚欧大陆其他国家间互联互通与合作的一个框架，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对話和互相理解提供了机会。”来自尼泊尔的Buddhi Prasad Sharma回顾了中国与尼泊尔的宗教交流史：“历史上，中国有很多著名的僧人前往尼泊尔佛教圣地朝圣，成为促进中国文化和佛教融合的先锋，其中包括公元5世纪的法显、公元7世纪的玄奘等。同样，公元4世纪的佛陀跋陀罗来到中国并终其一生翻译佛经，成为中尼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尼泊尔艺术家阿尼柯在中国创作佛塔艺术作品，布丽库蒂公主在中国保护并传播尼泊尔艺术和文化，促进了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联系。”因此，他认为，“文化交流能够增进感情、连接心灵，而且有助于建立国家间的真诚互惠关系。因为，文化具有亲和力，是一种宽容、持久、生生不息的力量。而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无疑是具有历史正确性的”。

2.国际传播格局的不平衡及对“一带一路”国际认知的影响

在“一带一路”相关信息的获取层面，四位博士生均做出了对全球媒体格局和信息流动不均衡的判断。来自斯里兰卡的Waruna Chandrakeerthi说：“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全球信息传播不平衡仍然没有改变。外国人一般通过全球媒体（比如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的相关报道来获取中国的‘一带一路’信息。中国媒体的传播有效性仍然存疑。”除此之外，由于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诸多新独立国家的媒体制度师从西方，因此也内化了西方媒体的报道框架;同时，由于多年来在国际传播话语权上的深耕，西方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仍然发挥着相当可观的作用，而中国媒体虽然硬件水平有所提高，但仍面临话语权提升的瓶颈。来自肯尼亚的Aristide Kwizela Basebva认为，中国主流媒体主要报道的是“一带一路”的“正面形象”，即讲述中国如何兑现发展承诺以及中国对全球经济繁荣的贡献，很少聚焦“一带一路”的争议性问题以及其他国家如何贡献或投资“一带一路”。中国媒体的报道框架是：“一带一路”意味着参与和合作，“一带一路”属于全世界而不是中国的经济负担。然而，西方媒体大多将“一带一路”等同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前大英帝国的扩张，因此把“一带一路”看作是“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中国的全球扩张和统治”。他将这种看法上的不同，理解为制度或者模式的差异，认为在“一带一路”全球传播中，中西主流媒体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导致在建立全球性理解时缺乏持久性和共识性。换句话说，中国媒体能否成为中国议题或者由中国发起的全球/地区议题的首选信息源或立场表达源，依然面临现实挑战。正如Aristide Kwizela Basebva所说，“中国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触及或影响全球观众，是否足以影响当地的新闻媒体，并挑战西方国家媒体强大的全球故事讲述能力，仍旧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因为，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技术和经济的限制，他们已经深陷西方所建构的‘新闻陷阱’中，而且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拥有和西方相同的自由主义新闻模式”。简而言之，对“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而言，研究其媒体再现是重要的，但研究国际媒体间的权力关系和媒体间的议程设置更加重要，否则就无法及时抓取信息并跟踪信息和意见流动的轨迹，找到合作与变革的空间。

3.价值观的碰撞和矛盾的精英主义

围绕“一带一路”的国际媒体报道尽管非常重要，但依然浮于跨文化传播的表面，深藏其中的是价值观的碰撞。这一点得到四位博士生的高度关注，也是他们进入中国从事传播研究的个人体验。来自尼泊尔的Buddhi Prasad Sharma提出，“所有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国家不仅需要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也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思想的力量，才会让其他国家对其表示钦佩并纷纷效仿，‘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旨在促进（不同国家）互联互通的宏伟项目”。然而，中国这一充满包容性的思想力量却遭遇了西方主导的全球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围追堵截，这一点也反映在几位博士生对母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反思中。来自斯里兰卡的Waruna Chandrakeerthi和来自巴基斯坦的Muhammad Yousaf提出了如下相似的观点：受西方主导的全球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遭遇挑战。本国、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价值观与来自西方的价值观不断地交织、碰撞。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学者被西方价值观支配，直接扮演了传播西方霸权文化产品 “代理人”的角色，而另一部分未受西方价值观支配的学者虽保持着对本民族文化的欣赏，却缺乏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入侵的批判性思考。Waruna Chandrakeerthi不无担忧地提出：“在中国的国际传播想要到达的目标国家，要找到对‘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反应的学者存在一定困难，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媒体平台向各个国家的受众表达观点和想法。”如果像Buddhi Prasad Sharma所说，“理解观点和达成共识是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所有关系和合作的起点”，那么，当下对于“一带一路”的全球理解则呈现出一种混杂的状态，而且大多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一部分学者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开展地缘政治和战略扩张的全球性策略，另外的学者有的未将个人的学术目光投射到理解“一带一路”上，有的立场不明，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模糊不清。

谈及国际学者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角色，来自斯里兰卡的Waruna Chandrakeerthi延续了对西方霸权和精英主义的反思和批评：“国际上能够正面认知‘一带一路’的学者，大多不是社会中的精英分子。社会中与精英群体相对的‘草根’阶层已经将中国视为真正支持他们从与西方权力的斗争中谋求解放的伙伴”，如果“中国政府和包括大学在内的教学科研机构更倾向于和‘一带一路’相关目的地的精英群体合作，则需要认识到这类精英群体的矛盾性，即他们往往是与中国利益关系最密切的，但同时也是对中国批评最多的，因为他们内化的恰恰是西方文化霸权。因此，来自学术背景和国际合作方面的矛盾体现在：能够正面认知‘一带一路’的国际社会公众没有发声权;相比之下，带有偏见和误解的地方社会精英则更有机会与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机构合作，并在媒体表达和主导公众意见等方面占据主导权”。

（二）如何促成“一带一路”的跨文化对话和互鉴

1.认知与评价：专业学者和正面认知者的加入

“一个致力于‘一带一路’跨文化沟通的平台应该将国家所认可的专业人才所做出的交流和对话的努力作为促成‘一带一路’跨文化对话和理解的起点”，Waruna Chandrakeerthi如此认为。同时，他补充说，“认知和评价‘一带一路’是一个包含专业学者参与的过程。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文化对话才可以开始进行，接着，对文化对话参与者的评价也就此开始”。在不断促进认知、展开对话与理解的过程中，专业学者之间的互动及互动产生的实际影响将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实践层面，Muhammad Yousaf说，“可以用提供物质奖励的方式来认可并鼓励文化对话的参与者”，因为那些没能掌握主导发声权的正面认知者，往往也非精英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支持，“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加入对‘一带一路’的跨文化对话和理解，实现对话和理解的可持续发展”。

2.媒体与公关：打造“一带一路”的战略传播

从媒体建设方面来看，来自肯尼亚的Aristide Kwizela Basebva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传播概念：“专业的国际传播和全球媒体规划与建设能够增强‘一带一路’的全球性理解。对于中国媒体来说，一方面应努力提高媒体报道对国际受众的触及率;另一方面则要增强媒体公信力，准确讲述‘一带一路’故事，客观回应质疑。”

从公共关系角度，Aristide Kwizela Basebva还提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全球公共关系活动和事件的开展是行之有效的沟通策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其他的国际合作将会对‘一带一路’倡议获得积极响应产生具有联动效应的促进作用。同时，‘一带一路’的制度化和专业化沟通机制的建立，将有效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恶意曲解。”此外，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将媒体建设与公关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去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宣传。他建议：“建立一个统一且协调的‘全球“一带一路”信息交流机制’，使得‘一带一路’的跨文化对话和理解成为现实。”

“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无疑是一个长期过程。正如Muhammad Yousaf所说，“‘一带一路’建设的认知和评价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没有那些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专业学者的认可，那么任何对话都无法开始。另外，文化对话需要重视实际成效，不仅是写一些调研文章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需要深根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的长期研究”。

四、结 语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四位传播学博士留学生一方面客观呈现了他们熟悉的国际和地區媒体环境对于“一带一路”乃至中国媒体角色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把他们作为文化他者和专业研究者的个体身份带入“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讨论，因为，这个群体有着先天存在的舆论影响力，能在搭建沟通桥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甚至给出具体的操作性建议。

回到对于“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层面，学者单波和史安斌的反思值得我们关注。单波提出，由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到跨文化传播发展的“文化间性”，跨文化传播建构着另一种思维路径①：把“我与他”的主客体思维转换为“我与你”的主体间性思维，进一步再转换成文化间性，形成文化的互惠结构，提高每一个个体超越自身并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从而建构完整的自我意识;“从他者出发”，提供对他者文化的语境式理解以及文化间的可能联系，解释文化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在文化的勾连中建立动态的互动机制。史安斌则强调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他认为，“跨”的概念已经不足以概括当下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强调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文化产生了转型和变异。“转文化传播”将成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重建“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相关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尝试。②因此，不管是“文化间性”还是“转文化传播”，两位学者都强调了与“一带一路”有关的传播行为涉及“他者”视野，更关及“自我”的转型和超越。我们认为，“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最核心的问题，不仅是纳入他者视野，更重要的是形成更加完整、包容和充满自反性的自我认知，这应是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而本文所呈现的这一探索性经验研究，希望成为促成这一转变的力量之一。

（责任编辑：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