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慧莹

摘要：“宝卷”是“宣卷”的脚本，这种“文体”已被较多的学者关注，成为研究俗文学、主题学或民俗流播不可忽略的素材之一。凭借发达的石印技术，宝卷在清末民初大量被印制，成为通俗的读物，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称这一时期为“新创作读物化宝卷时期”。当时上海约有二十多家书肆印行宝卷，其中惜阴书局印行的几乎全是文学故事宝卷。惜阴主人因出版与销售的需要，“校正”“重定”“编辑”规整各种文学故事宝卷，使得惜阴书局石印宝卷的外在形式具有封面版式、内文的编排、页数、售价的趋同性。内在特质则是叙事套式规整，具体表现为：卷本皆有开卷、结卷偈的形式;开头结尾叙事;新增谪仙历劫、发心向善、游地府、哭五更、女性修行等惯用情节。惜阴书局大规模且系统性印行宝卷，并将宝卷的外在形式及内在特质统一规整，使宝卷成为劝人向善的阅读文本，见证了宝卷从善书“广印流通”“抄写有功德”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商业发行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宝卷;惜阴书局;俗文学;石印本;套式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9）04-0020-08

一、引 言

所谓“宝卷”，即“宣卷”的脚本，讲唱“宝卷”称作“宣卷”（或“念卷”“讲经”）。“宣卷”是一种综合性的宗教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活动，在宗教（佛教或明清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演唱。赵景深：《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多年来，学者就对宝卷的渊源、形式、内容进行研究探讨，或对宝卷进行搜集、整理、编目的工作，为后来的宝卷研究奠定了基础。车锡伦：《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第285-289页。20世纪50年代，李世瑜、[日]泽田瑞穗、胡士莹、关德栋等学者，接续对宝卷研究的热情，对宝卷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其中，泽田瑞穗《宝卷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宝卷的专著。

泽田瑞穗将宝卷的历史分为“古宝卷时代”（原初宝卷时代、教派宝卷盛行时代、宝卷衰弱时代）和“新宝卷时代”（宣卷用和劝善用的宝卷时期、新创作读物化宝卷时期）两大发展阶段。[日]泽田瑞穗：《宝卷的系统和变迁》，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论集》，车锡伦、佟金铭译，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年，第263-274页。李世瑜重申宝卷产生于明正德时期，指出正德初年罗清《五部经》中“那些宝卷字样纯是作者称颂那些经卷的用语，与后来的宝卷完全是两种概念”，对宝卷进行定义。李世瑜：《宝卷论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7年，第54页。他提出宝卷应当分为：“演述秘密宗教道理的;袭取佛道教文或故事以宣传秘密宗教的;杂取民间故事、传说或戏文等的”。李世瑜：《宝卷论集》，第7-8页。其后，他又在《江浙诸省的宣卷》中将前两类宝卷称作“前期宝卷”，第三类称作清同治、光绪年间出现的“后期宝卷”。李世瑜：《宝卷论集》，第22-23页。车锡伦先生将泽田氏的“新宝卷”、李氏的“后期宝卷”，以“民间宝卷”或“世俗宝卷”称之。车氏在《中国宝卷的发展、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中结合宝卷发展的阶段性提出了新的分类法。他指出，以清康熙年间为界，前期是“宗教宝卷”，后期主要是“民间宝卷”。按照宝卷的内容和题材，又可将宝卷分为“文学宝卷”（包括各个时期讲唱故事的宝卷及民间宝卷中的“小卷”和部分“祝祷仪式”宝卷）、“非文学宝卷”（包括宗教宝卷中“演释佛经”“宣讲教义”的宝卷和民间宝卷中的“劝世文”及部分“祝祷仪式”宝卷）两大类。这种分类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宝卷发展的实际情况。

“民间宝卷”的内容大多是叙事性的故事，明显从宗教的宝卷向文学的方面傾斜。此一时期小说、戏剧、弹词、民间传说等大家熟知的故事都被编为宝卷，体裁和文体也突破古宝卷复杂定型的格式，单纯地用七言句、十字句的韵文和讲说的散文组成，不再插入曲子，只保留哭五更一种。

[日]泽田瑞穗：《增补宝卷の研究》，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论集》，第273-274页。李世瑜：《宝卷论集》，第23页。

李世瑜先生认为，从清同治、光绪年间开始，宣卷已由布道发展为民间说唱技艺的一种;宣卷风气盛行，“演出”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一些较好的脚本便由一些“善书局”刊印出来作为读物发售，泽田瑞穗称这一时期为“新创作读物化宝卷时期”：民国年间，宝卷进入读物娱乐化、出版营利化时期，搜集旧的宝卷作品不断翻印，同时属于书店的作者也改编弹词之类和据新题材创作宝卷。这些作品大都出自无名氏之手，很少签署作者的名字，即使有的作者署名，也是署作“校正”“重定”“编辑”，很少作个人的创作，同时也不考虑表现个人的主张的价值。

从这段话可见宝卷被视为“读物”刊印的情况。当时上海约有二十多家书肆印行宝卷，据李世瑜的统计，有桩阴书庄、大观书局、大志书局、大善书局、兑记书局、广记书局、槐荫山房、宏大善书局、刘德记书局、炼石书局、仁记书局、上海书局、泰华书局、文元书局、文益书局、惜阴书局、新华书局、醒民书局、翼化堂善书局、邑庙园善书局、一善惜字社、姚文海书局、朱锦善书局，共二十三家。详见李世瑜：《宝卷论集》，第73页。笔者又从现有的宝卷中找到蒋春记书庄。其中又以惜阴书局、文益书局、文元书局为最多，内容以戏曲、民间故事为多，少数为劝惩故事和劝化文字。李世瑜：《宝卷论集》，第22页。

笔者发现，目前可见的宝卷文本，特别是吴地宝卷的文本中有不少上海惜阴书局印行的宝卷。这些宝卷的封面、版式、篇幅甚至售价等皆有一致规范，与其他书局出版印行的宝卷不太相同，因此，兴起研究的动机。

上海惜阴书局印行的宝卷几乎全是文学故事性宝卷，在目前所知的96种宝卷中，除少数如《目连宝卷》属神道故事宝卷，没有任何科仪卷或民间宗教的宝卷，全为故事宝卷。目前未见相关的研究。本文以上海惜阴书局印行的石印本宝卷为研究对象，分析作为“说唱脚本”的宝卷转变为“阅读”文本的历程，并进一步探讨这些“阅读的宝卷”的文体特色。

二、上海惜阴书局出版的宝卷的特色

上海在1842年成为五口通商口岸，并建立租界，允许外国教会及商人设立各种印刷所、创办报刊、宣传宗教等的影响，也纷纷成立出版社、报社以宣传民族主义及西方新知。光绪以后，采用西方石、铅印技术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是上海取代北京，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1905年，光绪皇帝下诏废除科举考试后，石印科考用书的销路锐减，在经过短暂阵痛后，石印业又很快找到了新的热点，这就是印刷出版通俗文学读物。就出版时间而言，通俗文学的石印本显然要晚于铅印本。但石印术的“缩印”及“照图”功能使其超越了铅印术，并迅速成为当时翻印明清通俗文学的主要方式。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出现了许多石印书店，仅上海一地，光绪前后开设的石印书局便达56家之多，其中包含大量印行宝卷的文元书局、文益书局。惜阴书局正是上海众多商业出版社中的一家，发行各种通俗读物。据《上海书业名录》，惜阴书局一开始登记的资本只有1000元，负责人王知三年仅29岁，确切的成立时间不详。

陈昌文：《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附录，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2年，第202页。

惜阴书局是一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出版社，也是具有现代商业经营理念的书局，成立的年代较晚，印行宝卷的方式与目的也较其他书局更明确。惜阴书局印行的宝卷，由外在形式到内容，皆有明显特色。

上海惜阴书局于1930年代前后大量印行宝卷，宝卷的版式几乎完全相同，有可辨识的明确标识：在宝卷中明白标示印行宝卷的用意的“识语”，宝卷的封面、版式、定价、插图几乎完全固定。具体表现如下：

封面皆为南海观音图。书右上横框书“宣讲劝善民间故事”，通例为“绘图OO宝卷”，且下有小字横书“惜阴书局”，最下方有横框，约为封面的3/20高，书小字“识语”，识语有两种，参见《绘图太平赵素贞宝卷》《绘图玉带记宝卷》书末的识语，二者略有差异。排版也大致相同。

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宝卷于封面左右各有小框书，横书“出版部”“发行所”，下直书地址，这一类的宝卷目前流传较多，如《绘图刺心宝卷》《绘图玉带记宝卷》《绘图合同记宝卷》;另一类则仅于右侧识语上横书“发行所”，未注出版部，如《绘图玉带记宝卷》《绘图董永卖身宝卷》等。较特别的是《绘图玉带记宝卷》，两种封面排版皆有。

首页皆直书，中间为宝卷名称;右侧皆有此本宝卷的评语或警语，一般皆为四字一句或多句;左侧为“上海惜阴书局印行”，且多署有吴江陈润身、陈国翔、陈德之名，且有钤印。各卷皆标榜“绘图”，故首页之后例有附图，一般附图一张，绘出卷中主要人物。

每部寶卷的册数，多为二册，少数为一册;内文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半页行数在16至23行间，每行字数有32字及40字两种。上下册内文的页数，皆维持在14～20页间。页数的一致，主要是为了统一定价。与其他如文益书局印行的宝卷分别为四角到一角不等的情况不同，惜阴书局出版的宝卷，都是固定二册为一角四分，一册为七分，其后调整为二册二角，对照当时的物价，不到一顿饭的价钱，可以说是非常平价的读物。

宝卷内容的选取以文学故事卷为主。从惜阴书局的广告，得知当时印行的总数有百余种之多，具营销理念的惜阴主人，利用宝卷的末页，列出了书局所印79种宝卷名目，笔者又整理出目录未列的17种宝卷。

虽说惜阴主人自言大量印行宝卷的理由，有“警世俗、求善化”，“引人以正，戒之以邪”的移风易俗之心，然从惜阴书局印行的宝卷篇目来看，这些供人阅读的宝卷，少有浓厚信仰色彩成分的神佛故事，多为取材自戏曲、小说、弹词与民间故事的文学宝卷，已不同于以往强烈的宗教要求，而以娱乐为主。宝卷通俗读物化的倾向及强烈的营利目的，至此展露无遗。

惜阴书局大量刊印的各种宝卷反映了将宝卷视为读物的发展历程。“惜阴主人”陈润身，基于出版与传播的考虑，对原本作为讲唱文学脚本的宝卷进行“校正”“重定”“编辑”;这种“规整”各部宝卷篇幅、统一定价的做法，见证了泽田所言宝卷“读物娱乐化、出版营利化”的轨辙。

由于石印技术的发达，宝卷的印制变得快速且容易，各书局印行的宝卷乍看之下如出一辙，

张灵、孙逊：《宝卷印本形制流变考述》，《中华文史丛论》，2012年第2期，第339-400页。笔者怀疑此种情况不仅是互相模仿，且与出版宝卷相关的从业人员游走于各书局间有关，如李节斋校定的宝卷，文益、文元与惜阴都出版过;由袁蔚山题字的宝卷，文元、文益、姚文海书局也都印行，而大观书局也曾出版以观音像为封面的宝卷。但惜阴书局印行的宝卷因有前述的几项特质，所以具有高度的识别性。

三、阅读的宝卷

惜阴书局印行的宝卷，每本皆有惜阴主人的“识语”，说明印制宝卷的目的是为使人辨明是非善恶，含“引人以正，戒之以邪”的用意，但识语中提及“在昔以武侠小说风行海内”，而今改印宝卷，将二者并列，同视之为通俗的读物。宝卷原来具有高度的信仰及劝惩功能，在大量低价的石印宝卷出现后更具娱乐价值。惜阴书局印行的宝卷取材自当时社会事件，如新编的《姊妹花宝卷》中就说明了宝卷为通俗读物的情况：

却说姊妹花这件事情轰动了全球，电影界采为剧本，开映之时，座中客满，莫不交相称誉。考其事实，的确动人，在下把他编为宣卷本，在家庭无事消遣之中，非但积省经济，而且也能感动孝心义气。

仁记书局印行的《李宸妃冷宫受苦宝卷》再次证明视宝卷为消遣娱乐读物的情况：

但凡宝卷内容，俱是受苦被难之宗旨……此种宝卷，皆是劝人为善，要做贤良节妇。敝局特请名家，新编各种劝化愚民、弃恶从善宗旨。忠臣孝子、烈女节妇、劝世人开通之宝卷，善恶事皆有果报，以编成数十种，陆续出版，以供仕商闺阁名媛，茶前酒后消遣而已。

退庐散人：《李宸妃冷宫受苦宝卷》序，濮文起主编：《民间宝卷》第18册，合肥：黄山书社，

2005年，第454页。

这些作为文学读物的宝卷，从形式到内容皆与前期用来宣传民间宗教的宝卷完全不同，它是从民间流传的戏曲、小说、说唱中寻找养分，成为可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读物。

取材自小说、戏曲的俗文学故事以何种方式成为俗文学故事宝卷？以下归纳出几种做法：

（一）有宝卷惯用的开卷偈、结卷偈

惜阴书局印行的宝卷，除极少数卷本开卷时还保留着香赞、八仙上寿等用语，目前仅见《绘图姊妹花宝卷》《绘图蜜蜂记宝卷》《绘图珍珠塔宝卷》《绘图双蝴蝶宝卷》《绘图玉带记宝卷》等留有香赞、三炷清香等，然后才是开卷偈。几乎每本开头、结尾必有四句以上的开卷偈、结卷偈。惯例为： “OO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善男信女虔诚听，四季平安免灾星”或“增福延寿并消灾”，也有前面新增五言的开卷：“宝卷初展开，香风满大千，宣卷功德大，福礼广无边”（《绘图蜜蜂记宝卷》）之类的套语。结卷偈亦同：“OO宝卷宣完成，府上大小永安宁，四季平安长春乐，财源茂盛永称心”;“OO宝卷宣完成，大众虔诚福寿增，卷也圆来佛也满，三千诸佛念团圆”;“OO宝卷宣团圆，花也鲜来月也明，行善作恶皆有报，回向经咒奉送人”等类似或同义的套语。

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如署名“太原醉痴生”编的《绘图龙凤配宝卷》与《绘图再生缘宝卷》，为皇甫少华故事的“连续剧”，二种宝卷故事前后接继，严格来说，应该只是一种宝卷，但惜阴书局恐怕是基于前述所言的宝卷页数与售价的一致性而将之分为两种，共四本。《绘图龙凤配宝卷》最后的结卷偈，颇似今日电视剧“未完待续”的预告：“完卷暂时算完毕，皇甫性命危险中，要知下文如何事，再生缘上仔细云”，而《绘图再生缘宝卷》的开卷偈也就成了“前情提要”： “再生缘卷接上文，诸佛菩萨笑盈盈，在堂父母增福寿，合家快乐过光阴。恶运退了好运到，再生缘上事惊人。皇甫元帅遇妖法，元帅先锋同遭擒……”

其他没被“规整”的宝卷目前仅见两种，如历史悠久的《绘图真修宝卷》，及可能是借版印行、有史梅亭跋的《绘图龙凤锁宝卷》，又名《金凤宝卷》。这种形式极有可能是书场表演留下“扣子”手法的沿用，而未被更动规整。

（二）新增宝卷故事叙事的开头与结尾及重要人物插图

车锡伦曾整理民间宝卷故事的固定模式，认为：一般宝卷要交待某朝、某代（皇帝）、某州（府）、某县、某村……尽管这些多是杜撰，但宝卷中详细而认真的交待，意表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宝卷的结尾，要对卷中主要人物的结局一一重复交待清楚，以明果报不差。

车锡伦：《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第36-37页。

可见，交待“某朝、某代（皇帝）、某州（府）、某縣、某村”这些故事发生的时、人、地，及结尾要一一复叙，是宝卷惯用的开头、结尾的叙事套式。如《绘图赵玉娘琵琶记宝卷》：却说《贤孝宝卷》出在大汉年间，提表一人，姓蔡名安，娶妻徐氏，家住陈刘郡人氏。夫妻二人，年纪六十有三，所生一子，取名蔡邕……著者不详：《绘图赵玉娘琵琶记宝卷》卷上，上海：惜阴书局，出版年不详，第1页。

开头将《琵琶记》中的主角蔡伯喈、蔡公、蔡婆等重要人物带出，而这些某朝、某代、某州的人地相关事件，原本有散见于戏曲的定场诗、自报家门、内文、唱段、下场诗，经转化甚至是自行添加成为宝卷套式，便于听观者清楚知道叙讲的重心。

石印本宝卷皆会在宝卷文字叙述前附上插图数页，并强调本书为“绘图OO宝卷”，但这些插图与明清时期的描绘剧情的“出相”戏曲印本插图或戏曲版画不同，仅是用来标示卷本中的主角及重要人物。惜阴书局的宝卷多以一两页的插图将全剧重要人物标示出来，使阅读者能一目了然，知道剧中主要人物。

再以《绘图赵玉娘琵琶记宝卷》结局为例：皆因赵氏多孝道，保奏朝廷济万人，蔡府一家多行善，想得彻时实伤心。五娘此时多好佛，起造庙宇佛装金，舍粥舍饭舍绵衣，修桥铺路修凉亭，善人原是有善根，善孝二字有收成。过望神祇云端过，慧眼观看善孝门，值日功曹来启奏，启奏玉皇圣帝闻，玉帝赐他子孙昌，赐他汉中为勋臣，赐他二妻如松柏，赐他祖先早超生，赐他父母登仙界，赐他福禄得绵绵。蔡氏一家多修善，赐他儿孙满堂前，赵氏所生二男女，牛氏所生三个儿，蔡邕柯亭有慧迹，文基女才颇有名。著者不详：《绘图赵玉娘琵琶记宝卷》卷下，第14页。

宝卷结尾描写赵五娘的修桥铺路、乐善好施，使得蔡邕一家蒙受福泽，已逝父母得以超生，蔡家子孙昌盛、福禄绵绵。俗文学宝卷结尾一一复叙的套式，更接近明清传奇“大团圆”式的结局。《琵琶记》（六十种曲本）的四十二出《一门旌奖》，丑扮县官宣旨，众人封赏的情节桥段，与宝卷一一复述的形式相同，但内容不同。戏曲的封赏团圆仅在现实世界，属人间世的官职与荣誉，而改编为宝卷的封赏结局的，除人间世外，更扩及现在或未来的神仙世界。

（三）加入修行宝卷常用的情节类型

李世瑜认为，宝卷千篇一律，主因是这些宝卷都依一定的“套式”铺叙故事：某官宦人家之子，身入黉门，自幼订某女为妻，尚未婚配。父死后与寡母度日，不幸家中遭了天火，财产荡然。只好出外投亲，路遇抢劫，流为乞丐。岳父嫌贫爱富，设计赖婚，买动官府，诬良为盗，下入狱中（在狱中还必然要“哭五更”）。但其未婚妻则矢志不二。后来遇救，考中状元。岳父受惩，夫妻团圆。后生若干子女皆显贵，二人寿九十而善终。还有一种套子就是某人东遇一个女子，西遇一个女子，在大团圆时有的竟多至七八个夫人。李世瑜：《宝卷论集》，第35页。

李氏整理出的套式，如果将“在狱中还必然要‘哭五更’”和“后生若干子女皆显贵，二人寿九十而善终”这两部分排除，这种常予人似曾相识之感的手法，其实是明清戏曲的“十部九相思”的惯用情节安排。林鹤宜：《规律与变异：明清戏曲学辨疑》，台北：里仁书局，2003年，第63-125页。许子汉：《明传奇排场三要素发展历程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7-338页。因此，改编自俗文学的故事宝卷，有这样的“似曾相识”之感，自不意外。

车锡伦整理民间宝卷故事的固定模式，除了前述宝卷头尾的建构方法，对宝卷故事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归纳。

车锡伦：《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第36-37页。宝卷故事中间的“有苦有甜”“悲欢离合”本是小说戏曲原有重点，依改编者的功力不同而各有取舍，李世瑜：《宝卷论集》，第30-34页。但如谪仙历劫、发心向善、夜哭五更、神仙护佑、修持佛道、终至寿考或最后成仙成佛这一类的情节，就未必在小说戏曲中可寻。车氏还认为改编俗文学传统故事的宝卷，也多按此一“信仰教化模式”车锡伦：《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第37页。加以改造，可知这样的“加工补足”，正是将俗文学作品转化为宝卷的方法。

除前述常用情节外，张灵在《民间宝卷与中国古代小说》中曾整理出宝卷中充满民间色彩的三大情节：游地狱情节（“入冥”母题在宝卷中的形态）、女性修道情节、求子情节，张灵：《民间宝卷与中国古代小说》，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第37-57页。如《绘图秦雪梅三元记宝卷》增加游地狱情节，《绘图李三娘宝卷》中新增求子情节。

以《绘图秦雪梅三元记宝卷》为例，此卷源于明代传奇《三元记》，戏曲叙述秦国公之女秦雪梅与商琳指腹为婚，未料商琳相思欲迎雪梅冲喜，秦家不允，商家只好以丫鬟爱玉代嫁，商琳得知真相，病重身亡。雪梅吊孝得知爱玉已有身孕，决意不归秦家，为商琳守贞抚孤。遗腹子商辂被同学取笑逃学，雪梅断机教子激其上进。后商辂科考连中三元，为生母、养母请回双冠诰，一门荣显。但比对《绘图秦雪梅三元记宝卷》，戏曲《三元记》原有的重点“断机教子”不见了，新增雪梅与商琳为金童玉女的谪仙历劫前因，及阎王告知雪梅阳寿未终，雪梅吊孝游地狱情节，原本戏剧的重点被改变，关注重点也完全不同。

惜阴书局印行的这些俗文学宝卷，依李、车二人所整理出的“套式”“模式”加以规整。换言之，惜阴主人的“校订”“整理”手法，就是在小说戏曲中原本并不存在的情节中增加宝卷的叙事套式：开卷结卷偈、开头结尾的宝卷格式化，新增宝卷常见的情节类型，使俗文学故事往修道求仙的路上迈进。这些原为俗文学故事的宝卷，在依“套式”“模式”转化的过程中，结局或内容都可能会产生变化，脱离原来小说戏曲的主题思想。因此，这种转化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创造，创造出故事情节虽“有苦有甜”“悲欢离合”，但是以修行劝善为目的、供阅读的文本。惜阴书局这批石印本宝卷与民间实际宣讲的宝卷还是有些差距。说唱艺术容易有个人特色，故不同地区、不同艺术家的脚本也各有不同。笔者比对明代戏曲《金锁记》与惜阴书局石印本宝卷及多种手抄本宝卷的窦娥故事基本情节，其中惜阴版是唯一叙写窦母未亡的版本，而另外三种手抄本与惜阴宝卷则各有异同，合理推测其有不同来源;作为如同通俗文物而大量印制的惜阴书局宝卷，与作为曲艺表演实际宣讲的台本，其情节的取舍、套语的运用各有巧妙。

四、结 语

宝卷的流通开始是以宗教性质的祈福积德为号召，如乐善流通、祈福流通、忏悔流通、吉庆流通、赞赏流通、劝诵流通、馈送流通、传播流通等，因近代石印技术的发达，宝卷的印制变得非常容易，有利可图的出版商为多元化的经营，不只印行各种实用的学生用书、商用尺牍、各种通俗读物如唱本、笑话、武侠小说，同时也大量印制强调劝善惩恶的宝卷，使宝卷的流通更多了商业色彩。

宝卷原为宗教或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示的说唱文本，但以惜阴主人为代表的宝卷印行整理者，因将宝卷视为通俗读物营销，故对俗文学题材改编的故事宝卷进行“校正”“重定”“编辑”，使之不仅有外在形式的規整，内容也深具宝卷文类的特色：以固定的“套式”及基本情节，有系统地改编小说、戏曲故事，使之成为宝卷卷本，因此，也往往改变小说、戏曲原有故事的主旨。这些大量编写印行的石印本宝卷，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具特色：有固定的封面版式、每种一页插图、各本定价相同、固定的编排模式、大致相同的页数;内容则是卷本皆有开卷、结卷偈的形式，开头结尾的叙事也依宝卷惯例统一;改编自小说、戏曲的宝卷，更会新增修行宝卷中常见的谪仙历劫、发心向善、游地府、哭五更、女性修行等惯用情节类型。

惜阴书局大规模且系统性地印行宝卷，并将宝卷的外在形式及内在特质统一规整，使宝卷成为劝人向善的阅读文本，也见证了宝卷从善书“广印流通”“抄写有功德”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商业发行的发展过程。

〔责任编辑：渠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