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非洲文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很多学者意识到“非洲文学研究将帮助我们重新勾勒‘世界文学’的版图，重新考察世界文学形成的秩序”，中国文学与非洲文学的比较研究将帮助我们认识中非文学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促进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建立中非学术话语”。本文尝试比较张洁和贝西·黑德两位作家，以她们的代表作《祖母绿》和《玛汝》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她们作品中女性主体意识明暗交错的表达方式，探讨中非文学中女性知识分子的女性主体意识的相似性，以期对中非文学对比研究和学术话语构建有所启示。

一、张洁与贝西·黑德

张洁（1937-）与贝西·黑德（BessieHead，1937-1986）的可比性在于她们旗鼓相当的文学成就和作品对女性人物的塑造，而同龄人的事实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共时性参照面。出生于南非后流亡博茨瓦纳的贝西·黑德已于1986年离开人世，但她的声誉自1958年步入文坛开始便一路上升，到21世纪初已被誉为“世界性产业”。张洁的创作始于1978年，起步虽晚，但作品数量可观，并一路拿下国内外若干文学大奖。

两位作者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并且在短篇、中篇、长篇方面都很擅长，张洁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短篇、中篇、长篇三项国家奖的作家，最具代表性的获奖作品是短篇小说《森林里来的孩子》（1978）、中篇小说《祖母绿》（1984）、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1983）和《无字》（2002）。贝西·黑德生前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但是鉴于她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博茨瓦纳政府将其文稿收藏在卡马三世纪念馆（Khama III Memorial Museum），南非总统于2003年授予她天堂鸟金勋章（The Orderof Ikhamanga）。贝西·黑德的《风与男孩》（The Wind andA Boy，1977）等短篇小说被纳入英语国家的中学课本，中篇小说《玛汝》（Maru，1971）和长篇小说《权力之问》（AQuestion of Power，1973）为她赢得了世界文学大师的声誉。

两位作者都勤于笔耕，除小说创作外，还有大量散文、札记、海外见闻等。两位作者的创作都深深植根于生活，在小说创作中有较明显的自传性倾向，而她们的散文、札记等既记录了作为个体生命经历的日常生活及感悟，也反映了20世纪大时代风云对个体生命，尤其是对女性的深刻影响。在女性终于获得选举权的20世纪，女性书写进入了全新时代，贝西·黑德和张洁正是这个时代书写女性自己和时代故事的代表。

《孤身女人》是贝西·黑德去世后由克雷格·麦肯齐选编出版的其自传性文集。贝西·黑德生前与海尼曼公司签订合约时，将自传书名定为《生活视界》（Living on a Hori-gon），以体现印度教大师辨喜（Swami Viveka-nanda）的内心“视界”观对她的影响。不幸的是，贝西·黑德英年早逝，未能完成写作计划，而由克雷格·麦肯齐选编完成的由自传、札记、故事、笔记、信件等构成的文集以《孤身女人》（A Woman Alone，1990）之名出版。此文集一经出版便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频繁引用。对于读者而言，“孤身”既指贝西·黑德父母的缺失，蕴含了对南非种族隔离制的抵制和批判，也指其生活中“另一半”的缺席，蕴含未能持久的爱情和婚姻以及人生的缺憾。张洁诸多作品的作者简介页都在首段写明其姓氏和籍贯“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对任何读者而言这都不仅仅是事实的陈述，读者很容易在张洁的文稿中找到原因：那个身为人父的人在战乱年代从军后就抛家弃子了。张洁与母亲之间的情感最终在12万余字的纪实性作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2006）中得以宣泄。张洁与母亲共同生活了54年，这是贝西·黑德无法享有的福分。

贝西·黑德自称有三位母亲：生母、养母和精神母亲，这是因为她黑白混血的身份在种族隔离制森严的南非遭到排斥，生无定所。贝西·黑德的生母是英裔白人，出生在南非上层社会家庭，离婚多年后在精神病院生下她，母亲为女儿了取了自己的名字，并在遗嘱中要求让女儿接受教育。贝西·黑德构想母亲摆脱了不幸的婚姻后回到娘家，却只能在黑人家仆中寻找温暖，因而孕育了她，之后被彻底关进疯人院，这样一来，触犯南非“背德法”（Immorality Act）和让南非上层社会蒙羞的事情便得以掩盖。贝西·黑德出生后被送至“有色人”奈莉·希思科特（Nellie Heath-cote）家收养至其12岁，再由孤儿福利主管部门送到为“有色女孩”办的英国教会寄宿学校。在教会学校，贝西·黑德将最喜欢的老师玛格丽特·凯德莫（Margate Cadmore）当作自己的精神母亲，并在《玛汝》中让女主角及其养母共用玛格丽特·凯德莫这一名字。

贝西·黑德和张洁在很多作品中都以浓重的自传色彩描写了自己的母亲，代表性的作品有《权力之问》和《无字》。这些母亲形象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在贝西·黑德的《权力之问》中，主角伊丽莎白的母亲只是医院和法律文件中记载的疯女人，张洁的《无字》中主角吴为的母亲叶莲子是带幼女千里寻夫却被丈夫及其情人羞辱驱赶出门的女人。对于代表历史和过去的母亲，两位作家都实录了她们作为女人的卑微和无能，同时赋予她们母爱的力量和神圣性。对活在当下的女儿辈，两位作家都突出了她们作为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并展示了不同女性在复杂社会政治环境中表达女性主体意识的方式，及女性主体意识通过磨砺发展成熟，与社会调和并为社会贡献个人才智，实现女性价值的过程。

二、《祖母绿》与《玛汝》中明示的女性主体意识

《祖母绿》与《玛汝》有很多相似性。首先，两者都写了高尚圣洁的爱情故事;其次，两者都以双线对比的方式讲述故事，即与高尚圣洁的爱情故事对应的是一个世俗欲望的愛情故事;第三，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精英，具有较强的社会改造思想意识和主体意识。不同的是，《祖母绿》的题名用以指女主角曾令儿，明确显示了女性角色的主要地位，而《玛汝》则以男主角名字为题，凸显了非洲的父权社会性质，不过玛汝是个非常虚幻的人物，他出场和独自存在的情形非常少，作品真正的主角是玛格丽特。曾令儿和玛格丽特在世俗者眼中都是卑微的女人，但是作者以深刻的笔触刻画了她们直面被放逐命运背后明确而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重塑了她们的形象，改变了人们的世俗偏见，召示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观。

张洁的《祖母绿》讲述了20世纪50-80年代三位大学同学之间的爱情故事。曾令儿替男友左葳背负了写大字报之罪名，被打成右派，毕业时被分配到边疆工作，左葳在年级党支部书记卢北河的帮助下留在大城市研究所工作并和卢北河结婚。“文革”后研究所成立计算机微码编制组，卢北河力荐曾令儿参加编制组工作，以帮助担任组长的左葳，曾令儿放下历史恩怨，回到大城市，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贝西·黑德的《玛汝》讲述了20世纪60-70年代博茨瓦纳部落大酋长继承人玛汝为娶异族女人玛格丽特而放弃继承权的爱情故事。

曾令儿和玛格丽特女性主体意识的相似之处在于她们对自我身体的认可和掌控。这种认可和掌握超越了世俗的规约，难免遭到世俗偏见的鄙视、责难和凌辱，但她们敢于直面鄙视、责难和凌辱，其勇气来自对人性的理解和宽容。渔家女出身的曾令儿的身体总是令人仰慕：肥短的渔家裤穿在她身上有飘逸之感;她在大学是“仰卧起坐”冠军;她在大海致命的漩涡中救出左葳;她到白发之年仍拥有女孩般窈窕的腰身。然而她从来没有刻意塑造自己的身体和外形：恋爱时不懂得在男友面前装扮自己，只知道帮他补功课;男友提出结婚时，不为他送的结婚衣物所动。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曾令儿将自己的身体献给她的初恋，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她的结婚仪式，撕毁了左葳开好的结婚介绍信，也终结了所有肉体和世俗的爱情，接受被放逐的命运。怀孕带给她喜悦，使她彻底拥有了自己的身体。政治批判、道德谴责和男同事的调戏和打骂都无法伤及她的坚定和贞洁。相反，她遭侮辱和欺凌的身体像一面镜子，映射出她周围人的虚伪、冷漠、残酷、淫荡和邪恶。

玛格丽特自幼在侮辱和欺凌中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你将与你的外表共度此生。你无法改变它。”玛格丽特是在母亲的尸体旁被发现的，当地人发现死者是萨瓦人，都不愿为她收尸，就将事情报告给英国传教士，传教士的妻子只好亲自处理此事，并收养了这个刚出生的孤儿，还给她取了和自己一样的名字。玛格丽特上学后遭到同学们的奚落、嘲笑和欺侮，因为在他们看来萨瓦人如同野兽，根本没有上学的资格。对此问题，养母肯定了两个事实：一、他们都错了;二、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外表。当年养母在让护士清洗玛格丽特生母的尸体时，为其表情和身形所动，画下一幅素描，并留下批注“她像个女神”，这幅素描成为玛格丽特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镜像。玛格丽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养母的灌输下，她阅读了从柏拉图到叶芝的所有作品。那些充满人性、敏锐和美丽的作品让她知道宇宙之大，人不该被狭隘的种族定义所限，这成为玛格丽特自由意志的源泉。她不掩盖自己的出身，不去迎合所谓科学的种族优劣论，不畏惧蔑视和排斥。她黄色的面容如阳光，如迎风招展的黄色雏菊，自有一份灿烂和美丽，颠覆了非洲种族歧视和部族歧视镜像中萨瓦人半人半兽的形象。

三、《祖母绿》与《玛汝》中暗隐的女性主体意识

曾令儿和玛格丽特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建立在其较高的知识和文化层次上的，她们对自我身体有超越时代的自信和认同，其直接而义无反顾的表达便被认为是与权力和世俗的对抗，这就意味着她们选择了孤独和被放逐的命运。对于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来说，由其主体意识选择的孤独和被放逐的命运过于悲壮，其付出的人生代价也过于昂贵，这也正是其稚嫩和不成熟之处。女性主体意识不仅仅指女性对自我身体外表和机能的认同和掌控，它还指向更高的层面，如女性创造力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祖嘉合指出：“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具体地说，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此表述精确地表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认识，得到国内学界公理般的认可和引用，其中“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和人生义务”这些字眼儿与崇尚“集体主义”“家国利益”“族群利益”的东方传统社会价值观相契合，将女性主体意识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有机结合在一起。作为新中国和新非洲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女性作家，张洁和贝西·黑德都积极倡导女性履行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和人生义务，而其实现方式是集体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是团队的而不是孤军奋战的。

张洁和贝西·黑德都饱尝人生孤独和被放逐之苦，但是她们绝不歌颂和赞扬此种人生，她们寄希望于爱情以及超越爱情的人间大爱，这是《祖母绿》和《玛汝》的要旨。曾令儿和玛格丽特不是绝对孤立的，她们的女性主体意识能够得到具有同样先驱思想者的认可和支持。曾令儿和玛格丽特也正是在这些人的支持和帮助下改变了处境，学会了与社会调和并获得为社会贡献个人才智的机会，实现人生的价值。这也是两篇小说都采用双线来讲故事的原因。两个爱情故事的并置有一定的对比意味，但是其互补性更为重要。《祖母绿》这个三角恋爱故事反传统之处在于曾令儿和卢北河两个女人在智力和能力方面都胜过左藏，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和帮助左葳，她们之间有竞争，但没有冲突，有隔阂，但仍能合作。曾令儿对左葳纯粹的精神恋爱和卢北河与左葳的平和家庭生活构成一定反差，但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碰撞，这都归功于两位女性强烈的主体意识，但是卢北河的主体意识是暗隐的，从来没有直接表露过，却在关键时刻发生决定性作用。

玛格丽特以教师身份留在学校并不等于她已融入非洲社会，教学之余，她只在图书馆空房间的临时居所静心作画。她的艺术才能使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得以更充分地展现，而她的非洲性也随之体现出来。

玛格丽特完成了她的使命，那不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而是不可逆转的新思想和新观念。我们必须注意到，不同于西方的“灰姑娘”故事，這个故事的结局是玛汝放弃了继承权和玛格丽特一起自我放逐隐居，这说明非洲部族的父权制、民主制、等级制的森严，并且这些制度在非洲当今社会生活、政治决策中仍起着重要作用。

有学者认为《玛汝》以联姻方式解决非洲种族和部族歧视弱化了作品的力量，而我们认为此联姻仅仅表达了作者的希望和梦想，与之相对的是迪克莱蒂对玛莱卡的苦恋，此线索更真实地反映了非洲父权社会女性的情爱之惑。迪克莱蒂深爱玛莱卡，但是玛莱卡是个情种，已经有八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这是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迪克莱蒂所不能接受的，可她又无法控制自己对玛莱卡的情欲，最终还是因怀孕而与玛莱卡结婚。贝西·黑德反复写到玛莱卡和玛汝互为影子的关系，也写到玛格丽特和迪克莱蒂互相影响，彼此变成对方，因此《玛汝》所写的两个爱情故事其实只是一个故事：一个现实，一个梦想。

《祖母绿》和《玛汝》以两个知识女性互衬互帮的方式展示了中非女性强烈、复杂、微妙的主体意识，那是现代思想教育、传统思想浸染、社会制度约束、权力关系运作等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中非女性的主体意识构成她们自在的心灵王国，那里有她们自己的身体、欲望、情爱和梦想，还有担当、责任、大爱和希望。

张洁和贝西·黑德作为新中国和新非洲杰出女性作家代表，塑造了大量的立足于中国和非洲社会现实的女性形象，《祖母绿》和《玛汝》以两个女性知识分子女性形象互相帮助衬托的方式展示了中非现代女性强烈、微妙而复杂的主体意识。她们的女性主体意识包括对自我身体的认同和掌控，对情欲的表达，对爱情婚姻的渴望，对自我才能的清晰认识，而这一切都是在与复杂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显示、发展、成熟起来的。中非女性主体意识具有包容性、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其明暗交错的表达方式自有东方文化的神韵。

【作者简介】卢敏，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