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 70年代初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开始，中国对国际核军控机制的态度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开始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珍宝岛事件引起毛泽东警觉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期间，曾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也曾试图把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扼杀在摇篮里。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国民情感上说，中国都对美国和苏联控制的国际核军控体制持抵制态度。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郑重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即著名的“不首先使用原则”。

当时中国的核军控政策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中国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强烈反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反美色彩要浓于反苏;其二，中国所强调的并非单纯的核军控，而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也就是说，中国早期核军控政策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然而，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中苏珍宝岛事件并非简单的军事冲突，它背后笼罩着强烈的核阴影。过去都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核威胁，1969年，苏联倚仗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这还是头一遭。当年9月23日和29日，中国分别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彰显出中国并不畏惧苏联核威胁的决心。

“联美制苏”

中国开始谨慎地与美国进行接触，毛泽东的“联美制苏”战略构想初露端倪。在核军控问题上，中国开始对自己的政策进行微调，尽管仍坚持核军控的一贯立场，但批判美国要比过去和缓得多，甚至在针对苏联的核裁军建议上与美国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

这一默契在1972年达到了顶峰。是年，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周恩来谈道：“美国搞扩军备战既是针对我们的，但更多的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做是潜在的敌人。”

这反映出中国对美国核战略认知的变化。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关于核军控问题，周恩来一方面对苏联的“假裁军”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坚持了中国的原则和立场。他对尼克松说：“你们两家（指美苏）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的“联美制苏”战略构想也进一步得以确立。

“三个世界”理论

1973年11月10日，基辛格再次访华。12日，毛泽东、基辛格会谈，主题是“联美制苏”战略。基辛格一上来就大谈苏联对华威胁的严重性，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中国的安全环境受到破坏。毛泽东则回道，中国的“核力量不比一只苍蝇大多少”，并不具备威胁，更何况当前苏联的“能力与野心相矛盾”，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在整个会谈中，基辛格那种施舍的姿态，令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有些不快。

考虑到美苏缓和对中国的冲击以及中美关系的冷淡，1974年初，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对外战略问题。2月22日，他借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之际，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一次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反对美苏两霸为基本目标，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身上。

1975年11月24日，美苏签署联合声明，计划签订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协定。中国表示强烈的质疑，指出：“这个协议只规定了这种武器的数量限额，而这个限额又超过了它们各自现有的数量，至于质量则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很清楚，这样一个协议，与其说是一个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不如说是一个扩充战略武器的协议。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个协议签订后，美苏双方都在加紧发展和部署新型的战略武器，力图压倒对方。”

“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外交思想的精华，他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身上，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争霸。但是，随着中国对外政策从以革命为中心转移到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中国核军控政策的理想主义色彩开始越来越淡。

（摘自《國防时报》2019.10.26  詹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