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后仅几十个小时，苏联和中国先后宣布与对方建交。这其中，一位名叫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季赫文斯基的苏联外交官不仅在10月1日当天登上天安门城楼，观摩开国大典，还有幸成为中苏两国建交的幕后“传言人”和“见证者”，并在此后几十年时间内为中苏、中俄友好关系做出许多贡献。不久前，季赫文斯基生前回忆录《重返天安门》问世，回顾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枝末节。

周恩来向他发出急信

开国大典进行时，贵宾云集的天安门城楼上，外国人只占极少数，真正的外国官方代表仅有一位，那就是季赫文斯基。微妙的是，他名义上还是苏联派驻中华民国政府的北平总领事而已，因为当时中苏双方并未正式建交。就在庆典结束后数小时，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派助手来到苏联总领馆，给季赫文斯基送来一封急信，内容是要求苏联承认新中国并与其建交。

在回忆录里，季赫文斯基详述了这一重大历史细节：“我迅速将其译成俄文，然后与译电员一起将电报发给莫斯科。第二天早晨，值班的管理主任來告诉我：“‘我刚才收听莫斯科的广播，清清楚楚听到您的名字！’原来，因为时差的原因，我拍发的电报恰好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他当即下令在中央媒体上进行公布。就这样，苏联于10月2日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全新的命运”

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式与苏联建交。当时，就驻华大使人选问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苏联政府决定选择在中国呆了6年多并一直和国民党打交道的外交官罗申。

罗申先后担任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的武官助理、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1949年1月，国民党预感南京不保，极力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一起搬迁广州，罗申奉命率馆员随国民党南迁，后来才只身回到莫斯科。

身为当事人，季赫文斯基也没想到斯大林会提名罗申“回炉”，带着满脑子的疑惑，他立即拜见周恩来，就新驻华大使人选征询中方的意见。几十年后，季赫文斯基清晰地记得：“周恩来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一会，他本人去了不远处的毛泽东办公室。过了15分钟，他回来告诉我说，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提出的大使人选。”

就这样，罗申从苏联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任大使变成驻新中国的首任大使。季赫文斯基马上向国内汇报。10月4日罗申从莫斯科启程，于10日下午4时18分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此时，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等候多时。按照国际惯例，大使到达一般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出面迎接即可。罗申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隆重接待的外国大使。

新的中苏关系也给苏联驻华外交使团带来“全新的命运”。10月20日，被滞留在广州的原苏联驻国统区外交人员终于来到北京，加入罗申领导的苏联大使馆。

在新中国成立头两个月里，苏联就派出援华专家300多名，几个月后就增至数千名，季赫文斯基在回忆录中强调：新的苏中关系完美地拉开帷幕，那是一种真诚的、令人振奋的、世代皆兄弟的友谊。

真诚的友华派

  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季赫文斯基的地位不容小觑。193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来莫斯科访问，见到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苏联高级领导人，全部会谈的翻译正是季赫文斯基。卫国战争爆发后，季赫文斯基承担了繁重的外事任务，于1943年经新疆来到重庆，当上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二秘。

1946～1949年，季赫文斯基任苏联在华北的外交代表，负责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事务。1949～1950年，季赫文斯基担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1968～1974年，他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苏联委员。

季赫文斯基不仅知华，而且是真诚的友华派。1949年底，毛主席首次出访莫斯科，还参加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庆祝，季赫文斯基亲自陪同毛主席抵达中苏边境。

在92岁高龄时，季赫文斯基向俄罗斯《消息报》感慨道：“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做得非常明智，他们坚持基本制度，但同时调动了个人积极性。中国人一边总结经验，一边前进。我认为，这个体制非常灵活。”

  中国也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1999年10月1日，季赫文斯基再次受邀来华参加国庆大典。2018年2月24日，季赫文斯基在莫斯科辞世，享年百岁。 （摘自《新民周刊》2019年第38期 吴健 常立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