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鲤鱼

一、光风霁月：泛神论与美的哲学

泰戈尔恬适静穆、低回曲折的一面多表现在他1912年至1916年间创作的几部抒情诗集中，而正是其中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帮助他获得了欧洲文学界的赞赏，并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些诗情真意切，直抒胸臆，较集中地体现了泰戈尔的思想和哲学观点。

《吉檀迦利》是一部颂神诗，描写了诗人对神的赞颂，对神到来的渴望，与神失之交臂的失望，以及与神合一的狂欢，寄予了诗人对无限世界的向往和沉思，集中体现了泰戈尔的泛神论与人道主义。泰戈尔将天地、人、万物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就是神。泰戈尔的泛神论不是盲目崇拜神，它的前提是人性的觉醒和生命的觉悟，他强调人的獨立：“在断念屏欲之中，我不需要拯救。在万千欢愉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在这种前提下，泰戈尔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诗人努力地在诗中提升人的地位、人的自信和人的尊严，拉近人与神的距离，将神融人人的生命里一切有形与无形的活动之中。由于人神的融合，传统的人的生命与生活变得充满幸福与快乐，并感到自身的崇高与卓越。

以赛亚·柏林评价泰戈尔说，“他一生志在只创造美的事物，只说真话”。泰戈尔主张“文学应该通过优美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它应借助于比喻、韵律和暗示方式来表现”。而我们读泰戈尔，最强烈的感受即是美。除了格调上的美，音韵、修辞等形式上的语言之美，从内容上来说，泰戈尔的诗着重表现恬静的自然风物之美，如秋日澄碧的蓝天、七月沉沉的夜雨、璀璨闪烁的星空;再者是人之美，如怀抱水瓶到池塘汲水的妇人、脚上银镯作响的美丽少女、树影下憩息的农夫。除了描绘动人的面孔，泰戈尔还描绘人的善和内心世界之美。《新月集》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儿童诗，诗人对儿童心理的出色描绘，把读者带回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勾起人们对童年美好的回忆。此外，在泰戈尔看来，美不光是自然美、人情美、善，还是神秘和智慧，《飞鸟集》中有不少富于哲理的短诗，寓意深长，发人深思。如：“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时，真理也要被关在门外了。”“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远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

二、怒目金刚：爱国与民主主义

祖国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屈辱和苦难在泰戈尔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爱国主义思想犹如冲溃堤坝的滚滚怒涛，一开始就在他的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来。在早期的诗集《故事诗》中，诗人采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猛烈地抨击殖民者。在诗中，他借古代民族英雄之口宣泄了自己对殖民者的满腔仇恨：“去推翻暴君，重整江山，去把侵略者的胸膛用利剑刺穿。”（《戈宾德·辛格》）。他宣传复仇思想（《最后一课》），他歌颂那“穿着礼服，戴着花冠”从婚礼上奔赴战场的古代爱国英雄（《婚礼》）。

反对殖民统治同样是泰戈尔短篇小说的重要主题。在《履行的诺言》中，他讲述了一个破产农村手工业纺织工人的悲惨命运，用生动的语言控诉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农村经济的破坏：“钢铁的魔鬼突然从海外袭来，用喷出火焰的利箭击败孤立无援的织布机。把饿鬼送进了织工的家庭，同时在工厂烟囱里用蒸气的啸声演奏着它的胜利进行曲。”

反对封建主义是泰戈尔民主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泰戈尔作品中反封建的主题涉及面很广：既有对封建种姓制度的批判，也有对宗教虚伪的嘲讽;既有对封建礼教的抗议，也有对封建剥削的揭露。在故事诗《婆罗门》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印度种姓制度的憎恶与愤慨。在《丈夫的重获》中，他借古代宗教改革家杜尔西达斯的话，嘲笑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愚昧。在《纸牌国》和《弃绝》这些短篇作品里，他或以寓言形式托物言志，或如实叙写现实生活的面貌，揭露印度种姓制度的罪恶。

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泰戈尔以饱蘸印度人民血泪的笔，深刻地反映了他们苦难的命运，他更以激越奔放的战斗诗篇和小说，歌颂了印度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对祖国的独立、进步和繁荣充满信心。而这正是泰戈尔的伟大之处，也是他的作品深受印度和世界人民热爱的原因。

三、以和谐为美的文学观

泰戈尔认为，文学之美在于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首先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泰戈尔认为文学的内容占据主导地位，形式为表现它而服务。“我写了许多散文诗，在这些散文诗中我想说的东西是其他形式不能表达的。它们使人感受到俭朴的、日常的生活气息。它们可能没有富丽堂皇的外表，但它们并非因此而不美。”同时，泰戈尔承认形式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形式的创新甚至能够给内容的表达带来清新的活力。泰戈尔本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学形式方面的创新。给他带来盛名的《吉檀迦利》便是最好的例证，它被视为“把音乐注人散文之中——赋予这种平淡的表现手段以韵律”的一次成功的实验。此外，泰戈尔还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艺术。他深受英国抒情诗歌的影响，他还对日本俳句擅长节制地表达感情十分赞赏，模仿着作了许多风格和形式都与之相接近的诗，后来以《迷途之鸟》和《习作》为题出版。

其次是想象和现实的统一。文学既要反映现实，又不能等同于现实的笔录，文学与想象力有着紧密联系。泰戈尔认为，文学创作就是要把现实的自然世界转化成为我们的心灵世界，做到这一点要借助“艺术家的才华横溢的想象力”。泰戈尔认为文学不是单纯地模仿自然，文学家必须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对现实生活素材进行艺术的改造和加工。“自然创造物与真实的本质存在着差距，文学语言的桥梁，不仅缩短那种差距，而且使自然创造物接近本质。文学赋予那种接近，因此我们称结合为文学’。”

再者便是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统一。当我们阅读泰戈尔的诗歌，总会被他诗中的自然之美与人的心灵之美所打动。泰戈尔一方面强调文学对象征神明创造的自然之美的捕捉，一方面强调对人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挖掘。泰戈尔有一句妙语：“世界的呼吸正在我们心灵的芦笛上吹奏什么样的调子，文学也就努力反映那个曲调。”在泰戈尔看来，“外界自然和人类性格每时每刻都在人的内心里取得形式和发出乐声，然后，作家通过语言的创作，把它们化为形象的画面和动听的歌，这就是文学。

泰戈尔的和谐统一真理观渗透了他的文学思想的方方面面，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永续的和谐之美。

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泰戈尔总是善于启迪人们的心灵，让他们接受他高深的教诲。”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叶芝则说：“我每日读泰戈尔，读他的一行，便把世界上的一切烦恼都忘了。”在大众印象中，泰戈尔是一个有着佛陀般智慧、超然的老人。但这只是泰戈尔的一面，泰戈尔除了充满光风霁月的神秘主义，还有怒目金刚的一面，他之于印度的伟大，更在于他对，人民的关心和对民族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