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里，珍藏着一份《陆军第一九三师政治部代电》，原文是这样的：

部长张钧鉴：据五七七团情报组长魏传九报称：（一）敌在湘乡城内有复兴部、宪兵队二三千人，系驻城西北一带森林房屋中，工作续有增强。（二）敌于各路口贴有敌派遣军指挥官之布告，大意谓：奉日本大本营统帅命令，中日停战，但仍须保持现态势待命。而中国部队时有不遵停战规定，致皇军受到无意之损害，凡未奉蒋委员长命令而胁迫者，决予自卫云。……

湘乡第一九三师政治部主任 姚尧

申专辛情印

电文发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9月4日。上述第二项内容亦见于该馆另外一份馆藏档案：《第四方面军司令部三十四年八月阵中日记》。其中8月26日记载：

衡阳敌（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散出布告，略谓“扬子江一带部队，不遵照委座命令攻击我军，为奉调计，仍应坚决予以打击”。

面对日本人的布告，魏传九和第一九三师政治部主任姚尧疑惑了，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也疑惑了，全国民众都疑惑了：日本已投降了，怎么还会下达这个世界战史上最奇葩的“停战与战斗”的命令，有对中国部队（暗指中共武装）的“自卫”反击权？这布告是不是真的？

答案是肯定的。

蒋介石联合日伪垄断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世界播放“投降诏书”，向盟国投降。此前，早在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临时代办格拉斯利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发出乞降书的消息传到中国，蒋介石无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历史性作用，千方百计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敌后抗日军队受降，抢夺和妄图独霸抗战果实。蒋介石向时任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发出加急电报，命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各战区司令长官“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日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外任何人投降缴械”，不准他们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缴械。还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与此同时，蒋介石向延安发出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其实是“假和谈，真内战”。在暗地里，蒋介石接连发布3道特急电报，命令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向沦陷区“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让美军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地登陆，在美国帮助下将大批部队空运到许多大城市。“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

8月16日，蒋介石发出电令，正式委派何应钦“全权处理受降事宜”。

8月17日，冈村宁次接到蒋介石发布的世界战史上最奇葩的命令：“即时停止作战”，“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日军瞬间成了中华民国的“护国军”，而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敌后抗日军队却成了“敌人”。

冈村宁次心领神会，迅速拟定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编写《剿共手册》，欲以120万日军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同日，冈村宁次也下达了这个世界战史上最奇葩的“停战与战斗”的命令，并且“堂而皇之”地把《日本驻中国派遣军通告》刊登在南京汪伪《中央日报》上。

芷江受降中的政治阴谋

8月19日晚，蒋介石在重庆连夜召开行政院顾问团及中央各部代表会议，商议芷江受降事宜。同时决定：在芷江设立陆军前进总指挥部，便于领导组织芷江洽降。

8月21日，冈村宁次派来的受降代表今井武夫一行来到芷江。受降期间，何应钦等人对今井武夫一行十分优待，但对共产党军队却十分严厉。

日军档案《结束战争之芷江会谈记录》记载：8月21日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蔡文治等人在今井武夫住所，与今井武夫等就军需物资、武器装备、资料移交、旅华日侨遣送问题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今井武夫说：“在徐州、蚌埠、芜湖附近，尚受到延安共军的进攻，另有一个师进入浦口，其中一部分要求开进南京城内。又如宝庆对面的贵方军队要求日军解除武装，当予以拒绝时，遭到迫击炮的攻击等等。对此种不法行动者，希聆聽贵方高见。”蔡文治答复：“由于何总司令奉蒋委员长命令负有全责，因此，除接受何总司令命令外，其他任何部队遇有要求解除武装或进行其他交涉者，贵军均可采取自卫行动，此等武装团体实属土匪之类”，“凡属贵国军队占领的据点，在我方军队进驻之前，务希继续坚守，切勿放弃”。

在芷江受降期间，何应钦交给今井武夫中字第二至四号备忘录，命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如果日本占领区在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为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军队抢先受降，“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收部队”。

由于冈村宁次积极配合蒋介石，愿以120万日军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积极编印《剿共手册》，拒绝共产党受降等“居功至伟”，在审判日本战犯时，冈村宁次居然被判无罪。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功劳是中国人民的，不是中国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可以独享的。蒋介石把受降的权力据为己有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摘自《文史博览》徐小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