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实际效果检验：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了吗

2019-09-10蔡传里许桂华

财会月刊·上半月 2019年5期

蔡传里　许桂华

【摘要】选取2003～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可能会对代表经济增长数量的人均GDP增长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对代表经济增长质量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不明显，在全国层面上环境规制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因此，适度加强环境规制是必要的，我国在研发投入、引进FDI等方面应大力发展环保技术，注重技术效率的提升，加大投入支持环保产业以及清洁能源利用，因地制宜地引进FDI、发展国际贸易、调整产业结构等。

【关键词】环境规制;环境质量;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994（2019）09-0131-11

一、引言

经济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大规模和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使环境污染加剧，资源与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性特征，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环境质量的自动改善，使得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环境规制成为必要。

党的十五大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虽然我国国家层面不断加强环境保护，但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仍呈增长态势，资源、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而且我国各地区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实行的是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策略，地方政府可能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放松环境规制，存在“逐底”竞争[1]。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环境保护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各地政府重点关注的目标，环境规制的效果受到各方重视。环境规制虽对各地的经济和环境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都是积极的吗？实施环境规制在促进环境质量提升的同时，是抑制还是促进经济发展，即是否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这是各地政府实施环境规制重点关注的焦点，也是本文研究的关键。

二、文献综述

（一）环境规制的环境影响

政府环境规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最直接的动机就是改善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关于环境规制的环境影响研究，有绿色悖论和倒逼减排两大理论。

绿色悖论理论认为，提高政府环境规制水平可能使企业增加环境治理投入，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制约了企业生产技术改進和工艺创新，反过来使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增加产出、增加污染排放。如潘敏杰等[2]通过分析2001～2010年我国各省数据发现，环境规制没能有效抑制雾霾污染。

倒逼减排理论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并优化资源配置[3]，倒逼企业投入资金进行环境治理、生产工艺改进和环境技术创新，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较高的环境标准会限制新设污染排放多的企业，以及淘汰污染排放大、在污染治理方面业绩不明显的企业，从而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朱向东等[4]发现了环境规制能使企业污染排放减少的证据;张志强[5]发现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二氧化硫和酸雨“两控”方案改善了相应城市的环境质量。还有学者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污染控制绩效、生态创新效应存在差异[5，6]。而且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环境规制力度及效果存在地区差异。如徐志伟[7]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已起到一定的减排作用，但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果还不明显。环境规制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我国部分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太低，导致出现绿色悖论[8]。

（二）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

1.环境规制能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波特假说。这一假说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既能减少污染排放又能增加有效产出，从而形成补偿效应，达到环境和经济同时改进的双赢状态。适度的环境规制能倒逼企业转变生产方式，进而使得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以利于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9]。而且从宏观角度来看，环境规制的要求能促进绿色环保产业和经济效益高、环境影响小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促进经济质量的提升。余东华、孙婷[10]等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了波特假说。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绿色经济增长与环境规制的强度密切相关。如吴明琴等[11]以1998年实施“两控区”政策为背景进行自然试验，结果表明实行合适而严厉的环境规制能够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刘和旺等[12]利用企业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合适的环境规制能激发企业创新并提高生产率。

2.环境规制会阻碍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制约假说。Chintrakam[13]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成本，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Rubashkina等[14]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并不能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环境规制整体上会抑制区域技术创新活动。余伟等[15]研究了我国37个工业行业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不能显著提升工业企业经营绩效。2003年环保重点城市限期达标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中间成本，使企业创新能力减弱，非达标城市企业生产率相对下降[16]。

3.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不明确的不确定性假说。该假说认为，影响环境规制与生产率关系的因素多样，实施环境规制的时机也可进行不同选择，从而导致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17]。涂红星、肖序[18]等发现环境规制的效果受经济发展水平、规制手段、规制强度、企业规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差异，不同政策工具的创新效应、经济效果并不相同[19，20]。

（三）观点综述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的环境影响分析显示，外部的环境规制政策总体而言有利于改善环境。但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及规制强度，其环境效果不尽相同，而且不同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政策执行力度的差异，环境规制的环境效率也存在一定差异。现有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研究结论也并不唯一，波特假说、制约假说与不确定性假说这三种观点均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环境规制是否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还有待进一步检验。笔者发现，研究者选择的环境规制变量、污染指标、经济指标各不相同，少有学者同时研究不同规制方式对经济与环境效果的影响。许多文献在估算经济效应时，采用人均GDP或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仅考虑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约束，测量生产效率时没有考虑把环境作为约束因素，也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等非期望产出，结果导致高估经济效应。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实际经济及环境效果，检验我国及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是否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第一，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增长阶段，所以经济增长重在高质量。为避免传统文献对经济质量的测算偏误，本文利用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數模型测算包含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来代表经济增长质量。第二，从行政型、市场型、社会监督型多维度对环境规制力度进行衡量，以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有利于政府选择更为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第三，引入环境规制的滞后项、二次方项，检验环境规制的滞后影响和非线性影响。祁毓等[21]发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可以起到降低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但其中长期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谢荣辉[22]发现，在短期内环境规制抑制了绿色生产率，但在长期内可能促进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升的双赢;排污费征收政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时滞效应。前面有文献提到合适的环境规制有激励创新的作用，环境规制效果会受到环境规制强度的制约。因此，本文在计量方程中引入环境规制的滞后项以检验环境规制的滞后影响，又引入环境规制的二次方项，探讨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以检验波特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第四，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财政分权的存在，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并分区域进行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基本模型设定

为了更好地揭示环境规制对环境和经济是否存在影响及影响的方向，本文建立模型（1）和模型（2）分别针对全国样本和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样本，验证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

ENVIit=α0+α1GERit+α2MERit+α3SERit+αj∑nj=4Kjit+εit（1）

GTFPit=β0+β1GERit+β2MERit+β3SERit+β j ∑ n j=4Kjit+εit （2）

模型（1）用于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其中ENVI是环境质量指标。模型（2）用于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其中GTFP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经济增长质量。GER、MER、SER分别表示行政型、市场型、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强度，K是影响环境质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其他控制变量。i表示省区，t表示年份，ε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1）环境质量指标（ENVI）。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之一是大幅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为此本文采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ACO2）衡量环境质量。

（2）经济增长质量指标（GTFP）。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既能反映能源消耗，又能反映污染排放非期望产出，因此本文采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GTFP）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并使用能处理非期望产出的ML指数模型进行测算，同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GTC）和技术效率（GTEC）两个因素。运用ML指数模型测算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如下：第一，投入指标。一是人力资本投入。用人力资本存量表示，具体参照彭国华[23]的方法进行测算。二是物质资本投入。用固定资本存量表示，具体参考张军等[24]的研究，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三是能源投入。能源消耗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会带来环境污染，因此将能源作为要素投入来测算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以各地区折合为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费量衡量能源投入。前两者投入主要用于计算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第二，产出指标。一是期望产出。以各地区的实际GDP表示。二是非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是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代表。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环境规制强度。目前学术界对环境规制的分类及度量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如沈能、刘凤朝[25]采用根据工业产业结构修正后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与工业产值比值单一指标衡量;王奇等[26]从不同方面构建环境规制指

标体系，汇总成综合指标衡量环境规制;韩晶等[27]把环境规制分为市场化和行政化两方面，并分别用排污费、工业污染治理本年度完成投资合计/工业总产值来度量;李胜兰[28]等把环境规制分为规制制定、规制实施和规制监督三类，并分别采用累计设立的地方环保法规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工业增加值、排污费收入/工业增加值进行衡量;徐圆[29]把环境规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两大类，并分别用各地区单位产值环境污染立案数和互联网媒体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度进行度量。综上，本文借鉴冯志军等[19]的做法，把环境规制分为行政型、市场型、社会监督型三类。

（1）行政型环境规制（GER）。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环保法律法规、颁布环境标准等手段来控制环境污染的行为，以促使企业采用污染控制技术或设备来达到环保要求，其主要特点是具有强制性。用各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GDP进行衡量，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包括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2）市场型环境规制（MER）。是指政府利用价格、补贴、税费、交易等市场化手段，引导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减少环境污染，其主要特点是具有市场性。用各地排污费收入/GDP进行衡量。

（3）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SER）。是指社会公众为防止自身或公共环境权益受损而进行的揭露和诉讼行为，公众参与是其主要特点。用各地单位GDP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祁毓等[21]、李光勤和刘莉[30]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所有制特征、对外开放、要素禀赋、科研水平、人口密度、人口素质等因素对污染排放、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借鉴以上文献，为使计量模型更加稳健，减少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估计误差，本文选用的控制变量及其度量方法如表1所示。

（三）数据说明

选取2003～2015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考虑数据的获得性，港澳台、西藏除外）作为研究对象，并进一步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进行地区差异分析。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所需的基础数据来源于2004～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计算环境质量指标涉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指标涉及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排污费收入、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GDP等数据来源于2004～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报》。计算控制变量相关指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2004～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从各地区统计年鉴、中国知网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进行补充，多种年鉴、数据库无法查到的个别缺失数据最后采用插值法补充。计算各变量使用的价格型数据，除计算价格指标与价格指标之间的比例外，其他价格型数据全部采用相关指数进行了以1997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处理。各地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总额美元数以当年各地汇率调整为以人民币计价，汇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金融年鉴》。

1.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模型（1）、模型（2）使用到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2003～2015年间我国各省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值为23.24吨，最小值为1.77吨，说明各省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差异较大。环境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均值为1.26，说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改进增长态势。各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GER）最大值为3.59，最小值为0.46，说明我国各省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还很不均衡，而市场型环境规制（MER）、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的（SER）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也说明我国各省区环境规制力度差异很大。

2.ML指数及其分解项的测算。本文运用ML指数模型测算ML指数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率及其分解因素技术进步（GTC）指数和技术效率（GTEC）指数，结果如表3所示。

ML指数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率是一个动态指标。北京2004年的ML指数为1.0669，表示北京2004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是2003年的1.0669倍，即比2003年增长了6.69%，其分解因素亦是如此。由表2可知，2003～2015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年均增长率为3.79%，说明考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后，我国经济质量仍实现了提升，不存在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情况。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成因素的分解结果来看，样本期内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年均增长4.95%），而绿色技术总体呈现非效率状态（GTEC指数=0.9890），绿色技术效率整体呈负增长态势，说明我国的绿色技术效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且政府也首次将降低污染排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使得2006、2007两年我国各地区技术进步迅猛，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我国各地区技术进步增长的步伐变慢，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2011年技术效率增长的大幅下降导致当年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态势。随着缓解经济危机所采用的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不断弱化，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还未实现有效转换，经济增长乏力，企业投入资金进行技术创新以推动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不足，所以2010年以后技术进步速度变慢，2012年重化工业发展瘫软，导致2013年技术进步增长非常缓慢。但企业又面临着节能减排的强约束，不得不挖掘技术潜力，从而总体上维持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一定的增长速度。2013年以来，我国工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推进，技术进步积累逐渐回升。

表3中分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長数据显示，2003～2015年我国四大区域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都呈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为6.83%，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四大区域的技术都呈非效率状态，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来源于技术进步增长因素，其中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增长最快，东北地区次之，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增长速度最慢，导致中部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最

低。从2003～2015年的变化趋势看，除2005年东北地区的技术效率指数大幅下降导致东北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大幅下降外，其他各年各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因素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主要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有经济能力和动力推动技术创新，较早推进了产业转型升级，引领着全国技术进步的发展，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管理水平、资源配置效率明显制约了技术效率的提升。总体而言，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各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变动的差异。同时可以发现，研究期内各地区技术进步增长和技术效率提升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即在技术进步增长快的年份，技术效率提升速度较慢，而在技术进步增长慢的年份，技术效率提升速度较快。所以，我国在加大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进步的同时，要注意技术效率的提升，从而促使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更大幅度地增长。

由于ML指数模型测算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ML指数）及分解项为动态环比增长指标，反映的是环比改进状况。为合理反映当年的经济增长质量，本文借鉴谢荣辉[22]、程惠芳和陆嘉俊[31]等的做法，以2002年为基期，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环比增长率指数换算为定比改进指数，即假设2002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GTFP为1，将GTFP增长率指数累乘，即2003年的GTFP为2002年的GTFP乘以2003年的ML指数，2004年的GTFP为2003年的GTFP乘以2004年的ML指数，以此类推，得到相应年份的GTFP以进行实证分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减少异方差对模型检验有效性的影响，本文对部分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本文的估计样本是2003～2015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由于面板回归方式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首先对模型（1）、模型（2）进行豪斯曼检验，限于篇幅，检验结果略。两模型的chi2值分别为53.57与74.06，拒绝了“随机效应比固定效应估算更有效的原假设”，因而本文估算全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整体的F检验值都比较大，伴随概率均为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比较高。

（一）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表4列示了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的即期影响回归结果。为检验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滞后影响，引入了滞后一期环境规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5列示了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的滞后影响回归结果。

由表4、表5可知：就全国范围来看，市场型环境规制短期内能明显促进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但其长期环境影响不明显;东部地区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降低碳排放的长短期作用都十分显著，有利于环境长期稳定的改善;中部地区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减排作用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市场型环境规制短期内能一定程度地降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但长期作用不明显。除东北地区之外，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對降低碳排放都能发挥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对环境质量的提升较为显著，与倒逼减排效应一致，且东部地区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的环境质量改善作用最明显。总体而言，行政型环境规制短期内增加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长期来看也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提升。中部地区的行政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并不明显。对于东北地区，无论何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都未发挥明显的改善作用。

另外，本文引入环境规制的二次方项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对于全国而言，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呈倒U型。目前我国整体上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强度低于临界点，应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技术创新和污染治理行为的作用。就全国来看，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不存在非线性特征，但我国东部地区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U型特征，其二次型的临界点为2.282（/2×0.884）=1.291，而目前东部地区的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强度远低于此临界点，所以应加大对环境违规的处罚力度。而无论是从全国还是分区域来看，行政型环境规制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都不存在非线性特征。

上述检验结果应该与我国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紧密相关。我国市场化改革在逐步推进，但前进的道路依然曲折艰辛。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排头兵，市场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污染减排方面市场机制已发挥了较大作用。且东部地区人口素质整体较高，社会公众环保意识较强，也能发挥较好的环境监督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市场化水平不高，市场管理体制不够健全，还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已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且我国各级政府的服务意识、服务质量也亟待提高，所以行政型环境规制反而可能会促使企业通过简单扩大再生产来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形成绿色悖论效应。

（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为形成对比，在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之前，本文先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经济增长数量用人均GDP（AGDP）表示。检验结果（略）显示，从全国来看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人均GDP的影响都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但即期和滞后期的行政型环境规制对人均GDP都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人均GDP的即期和滞后影响为负向，滞后期的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也对人均GDP产生了负向影响。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人均GDP呈U型关系，且目前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还没有跨越临界点;中部地区行政型环境规制与人均GDP呈倒U型关系，且对目前人均GDP的影响为正向。目前市场型环境规制明显抑制了各地区人均GDP的增长，但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人均GDP的滞后影响降低。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对各地当期人均GDP的影响不明显，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负向的滞后影响。

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即期影响、滞后影响及非线性影响分析结果如表7～表9所示。

由表7～表9可知，对于全国及中部地区而言，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具有非线性特征，无论何种环境规制对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即期影响和滞后影响均不明显。而东部地区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较明显的倒U型特征，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相对较高，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强度已超过临界点，目前已经一定程度地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继续提高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会对东部地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不过负面影响会逐步减弱。与东部地区相反，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型特征，目前西部和东北地区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强度还没有跨越临界点，市场型环境规制对西部、东北地区的经济质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即期和滞后不利影响，还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强度，以实现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东部地区的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对经济质量的影响不明显。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对即期和未来一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是不利的。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各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都不存在明显影响。

我国在改革开放不久之后，就明确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而且到目前为止，行政型环境规制都是最主要的手段，经过长期实践，市场主体从逐利的角度考虑，没有投入太多资金到环保技术更新上，但会采取扩大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等方式弥补环境规制成本的增加，所以行政型环境规制强度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人均GDP呈同方向变化，而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我国各地区企业的环保意识还不够强烈，没有从生产技术、生产工艺改进等源头上强化环境资源保护，还处于被动的应付阶段。对于市场主体特别是工业企业而言，排污费支出占其总成本的比重不高。因此，企业更愿意缴纳排污费而不愿进行环保技术创新，从而对经济数量增长、经济质量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由于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属于事后监督，用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衡量，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率相对偏低，技术更新速度慢、技术创新水平低，环境污染问题也较严重，自然会导致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抑制環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在控制变量方面，全国层面及东部地区FDI、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给碳排放带来不明显的抑制作用，但明显抑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国在技术吸收、技术创新及技术效率方面亟待提高。西部地区的FDI和贸易开放明显抑制了碳排放，说明引进FDI和贸易开放已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特别是贸易开放促进了经济质量的提升，主要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工业比重、引进FDI及贸易开放度偏低，引进FDI和贸易开放能明显提高外资企业先进技术的吸纳能力，贸易开放能快速提升地区的经济活力。但中部地区的FDI一定程度地增加了碳排放，降低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污染避难所”效应超过了FDI带来的外溢效应。能源消耗结构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明显正相关，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明显负相关，这与一般理论、实证分析结果一致，能源消耗中煤炭燃烧的碳排放量较大，所以，煤炭消耗比例增大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全国层面以及各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明显正相关，但同时也明显促进了全国层面以及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一定程度地抑制了东北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制度激发了各地的经济竞争，有可能刺激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放松环境规制。目前，我国各地经济竞争与环境规制强度的匹配度整体上还在合适的范围内，但要注意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已经给经济质量提升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

总体上，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没能降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这与一般理论分析的结果不一致，只是在西部地区呈现了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作用，结合前面分析的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有利于降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实际，应该是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还没有明显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提升所导致的。

全国以及中部、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明显给碳排放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工业比重还比较大，能源消费量高，工业污染防治还存在很大压力;西部地区工业比重的提高也一定程度地导致了环境质量的降低，但其有利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部地区的工业化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也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中部地区的生产效率有待提升。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研发投入与碳排放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全国和其他地区的研发投入对碳排放没有明显的直接作用，但研发投入促进了全国层面以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研发投入还没有起到改进工艺等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排放的效果，可能是由于过度追求经济利润而把研发支出投资于提高劳动、资本效率的技术研发，而忽略了促进环保技术和能源效率提升的投资。

全国及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比重与碳排放明显负相关，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与政府的政策步伐一致，更多地承担了环境保护的责任;但国有企业比重的提高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作用，甚至在中部地区起了明显的反作用，可能是中部地区过多的政府干预、偏低的市场化程度阻碍了当地国有经济的增长所致。

东部和中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呈明显正向关系，给碳排放带了不利影响，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从而带来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我国整体上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抑制了碳排放，应该与我国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偏低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带动了资本的流动和技术的引进应用，从而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03～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ML指数模型测算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检验行政型、市场型、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验证环境规制的经济与环境双赢效果。检验结果显示：

第一，考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后，我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仍呈增长态势，不存在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质量提升的情况。

第二，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亟待提升。我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且主要是来源于技术进步变动的差异。

第三，从全国层面而言，加大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但会对未来的人均GDP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呈倒U型，目前加大市场型环境规制力度可提升环境质量，但不利于人均GDP的增长;强化行政型环境规制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提升，但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长;无论何种环境规制均不会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明显的影响。所以，加强环境规制可能会对经济增长数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明显，可以说在全国层面上环境规制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第四，环境规制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当地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第五，煤炭消耗比例增大明显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研发投入增加没能减少碳排放，甚至引起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碳排放增加，但一定程度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财政分权可能引起环境规制的底线竞争，恶化了环境，但整体上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工业比重等对经济与环境的作用存在地区差异。

（二）启示

1.环境规制一定程度地抑制了人均GDP增长，但没有明显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各地方政府应转变以GDP为主要目标的管理思路，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和完善管理体制，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加入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减少政府干预，引入市场机制，搞活国有经济。

2.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适度加强环境规制是必要的，但不宜一刀切。适当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完善相关法规，强化对环境污染的监督与惩罚，要发挥好财政分权的经济激励作用，但也要控制好部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底线竞争的扭曲行为。要把握适度原则，规制工具和规制力度要考虑地方特征，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差别化的环境规制政策：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应大力推进资源税等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使资源环境保护内化为市场主体的自觉行动;东部地区应适度推行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化社会监督型环境规制，加大环境污染监督、惩罚力度，继续改善环境质量，但要注意采用激励性政策或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以降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各地区要避免一味强化行政型环境规制，避免企业在利益驱动下扩大生产、增加环境负担，引起绿色悖论效应。

3.研发投入、引进FDI等应强化环保技术发展，注重技术效率的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因素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绿色技术呈非效率状态，实证结果也表明引进FDI未能明显减少碳排放，技术创新甚至增加了碳排放。目前我国的研发投入和引进FDI还是偏重于经济发展及外延式扩张，忽视了环保技术的创新应用和技术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加大研发投入和研发力度，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激励环保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特别是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生产技术创新以及环保技术创新。引进FDI，既要注重生产技术的提升，也要积极引进和吸收环保技术，提升环保技术效率，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强化源头治理。

4.加大投入，支持环保产业以及清洁能源利用。我国要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和步伐，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耗中的比重。通过价格补贴、政策优惠等手段，鼓励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供应;通过改革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机制，以及资源税和环境税等内部化能源使用的环境外部成本，降低非理性行为，鼓励清洁能源消费;加快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和使用，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

5.我国引进FDI、发展国际贸易、调整产业结构等应因地制宜，切合实际地差别化发展。西部地区应加大引进FDI和贸易开放力度，带动资本流动以及经济快速发展;中部地区应控制引进FDI和贸易开放力度，避免低端产业、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东部地区引进FDI和贸易开放应在科技创新、技术提升、技术效率提高方面下功夫，发挥好全国的带头作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仍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西部地区工业化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可以适度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但要特别注意随之而来的工业污染问题，注意发展科技水平高、效益好、节约资源、污染少的新型工业;东部地区应继续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结构，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在充分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同时，加强生态保护，通过横向或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落实生态补偿制度，推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在相关地区之间的合理再分配，加强跨区域合作与协调，减少污染产业跨区域转移带来的跨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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