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榆　张思琦

名家的经典作品常常会在拍卖会上多次出现并且一再创出佳绩。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立轴就是这样的一件作品。这幅画作纪录了重庆人民生活和重庆人民辛勤劳作，被誉为徐悲鸿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四大代表作之一。它三上翰海拍卖会，成交价从132万、1650万，到1.71亿元，所用不过12年，可谓拍界传奇。其实，早先的收藏者朱良的收藏故事一波三折，《巴人汲水图》曾三入其门，也可以说是一段传奇。

我与朱良同志的相识也是机缘巧合。1995年四川翰雅拍卖公司举行首场拍卖会，邀张宗宪和我出席助兴。我在成都期间，有“神眼”之称的文物鉴定专家乔德光提及重庆粮食局老局长朱良有一幅徐悲鸿的巨作<巴人汲水图》非常精彩，但是拒绝出售。我怀着好奇之心，与乔老、王彦朝三人赴重庆拜访朱良。

我与朱良同志相识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两人一见面如同故友重逢，没有一丝的客套，各谈己见，直抒心声。我们大谈巴蜀悠久的文化历史，巴蜀的雄山秀水孕育出无数的艺术人才。从宋代巴蜀的黄荃黄富贵父子绘画功绩统治北宋画坛70余年，到近现代更是人才辈出，内江的张大干张善孖兄弟，乐山的郭沫若，当今巴蜀的优秀画家张彩琴、陈子庄、苏葆桢，吕林、邱笑秋等，就连当今的美术巨擘徐悲鸿、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等亦都是曾在巴山蜀水间吸吮大自然的造化，黄宾虹来到巴蜀，高亢地唱出“入蜀方知画意浓”的歌声！

当谈到徐悲鸿时，朱良同志打断我的“高谈阔论”，娓娓地道出他对徐悲鸿的崇拜和感激。他深情地说： “徐悲鸿先生是我的恩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也是我热爱艺术收藏的引路人。”他说： “我十几岁的时候，在扬州师范学校听过一个礼拜的徐悲鸿先生的美术课。那时正处于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的时期，徐悲鸿先生的爱国主义热情，点燃了我这个农村青年的爱国心，我毅然离开生我养我的江苏盐城农村，参军，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从此我戎马倥偬，出生入死转战全国十几年，从一个革命战士，成长为一个解放军的师级干部，参加了解放重庆的战争，后来成为重庆市人民政府粮食局副局长。”

朱良同志稍作停顿，接着说： “重庆市解放初期，一天我在街上行走时，遇到一家印度人开办的企业把他们存的徐悲鸿先生的一幅画作拿出来出售，我赶紧走过去看，真是我恩师的作品《巴人汲水图》立轴。我问多少钱，他说120万元（当时的旧币），少一分不卖。120万，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我就懵了，那个时期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哪有那么多钱！但是，当时我想，既然见到了这张画，说什么也不能让我恩师的作品丢失了！我要千方百计想办法买下来。我想我干革命十几年，最值钱的东西就是组织上配给我的那件苏联呢子服大衣了，卖掉，看看能卖多少钱！我回到家与家人商量，得到家人同意与支持，把那件苏联呢子大衣拿到当铺去卖，也卖了120万元，到印度人的那家企业买回了这件恩师的珍宝。”

“那时重庆市军管会主任是邱会作，是我的上级，他听说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训我说：朱良啊，你傻呀，多好的一件大衣，换了一张纸！从此，同事们把朱良用贵重的呢子大衣换了一张纸，传为笑谈。恩师的《巴人汲水图> -共三次传奇性地进入我朱良家的门，这是第一次，我从市场上用最高的价钱有惊无险地请回来，传奇性地第一次进了我朱良的家门。”

说到这里，朱良同志兴奋得不顾年过古稀的身躯，登上一把椅子，从他家的顶橱上取出《巴人汲水图》，叫过他的小女儿朱小林，帮助他打开，高兴地对我说： “我恩师对《巴人汲水图》，在构图上可说是匠心独运，整个画面十分奇特，高300厘米，宽却62厘米，颇显细高，但是悬挂起来，却与嘉陵江的百丈悬崖相一致，使其场景更显陡峭与惊险，上下百丈石阶，挑水的巴人闪烁着感人至深的华夏精神，在完美和谐的环境烘托之下，给人以呼之欲出之感，是画家的造型手段放射出的奇光异彩。”

朱良同志滔滔不绝地说： “我恩师以其高度概括的手法，把巴人古老传统的汲水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三個段落，描绘了男女老幼不同动作的七个人物。舀水，描绘一位健壮的男子，仅穿着一条黑色的短裤，头发虽然已经秃顶，但却身体强壮，匍匐着前身，右手紧握着一只巨大的木桶的提梁，从湍急的嘉陵江水中，迅捷而熟练地舀水，旁边又一衣着褴褛的赤足妇女，低头用力，正把舀满的水桶，吃力地提到岸边。让路，描绘一位头缠汗巾，赤背裸腿的男子，弓着身体，肩负着重担，吃力地攀登着陡立而漫漫的石阶。旁边应接石上，谦恭地站立着一位身穿长衫，把长衫前摆挽在腰间，肩挑空担的青年男子在让路，他身体微侧，以同情与怜悯的目光，凝视着吃力攀登的挑夫。图画的上方，绘制了三位登高攀至江岸顶端的挑夫，他们爬完了艰险的陡梯，开始迈开大步，比较轻松地急行。”

朱良同志接着讲述： “你们看，画面段落之间，用江岸的岩石和层层的石阶融会贯通，石阶和石岸先用颜色加水墨，染出大的体面关系，再以墨线勾勒，顿现层层的整齐排列的岩石阶梯，之字形排开，错落有致。为了突出江岸的高与陡，我恩师拉大了第二个画面与第三个画面距离。背景的画法更比较突出，画面中间留白更显出石级的曲折。上半部画一丛翠竹和几枝怒放的梅花，翠竹用青绿一挥而就，梅花则先用尽情挥洒的浓墨在宣纸上绘出枝干，再以白粉点出花瓣，清丽典雅，一尘不染，既映衬出江岸的陡峭，更使画面色彩丰富。”

朱良同志对于《巴人汲水图》 40多年的研读，对于这幅画作有更深次的理解，他说： “人物是《巴人汲水图》的主体，整个画面突出物象的神韵，主题思想寓意深刻，意义深远。技法上，用西洋的画法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肌肉部分稍加皴染，就在挑夫身上适当加强了筋肉体积感，突出人物键劲有力，表现出劳作的繁重，使画面的技法有较多的变化，构思、创意、技法等方面都充满了新意。”

对于此幅画作的题款，朱良同志颇有自己的见地，他接着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画传神之说。我的恩师此画画毕，略加思忖，信手题写七言诗一首‘忍看巴人惯挑担，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二十六年冬随中央大学入蜀即写所见。’你看，此时画家的思绪进入佳境，把自己也融入了画意之中，画到站立在让路石上穿长袍青年的头部时，竟然绘上了自画像！画家把个人、民族、时代、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把自己融入民众之中，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种隽咏深长的画外之意，令人怡情，发人遐想。”

朱良同志稍作休息，让他的女儿给我们续茶，继续说：“《巴人汲水图》第二次进我的家门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被调到重庆市供销总社工作，我被重庆市供销总社造反派打成‘走资派’，单位和进驻供销总社机关的中学红卫兵抄了我的家，把我多年收藏的文物抄走存在供销总社机关的库房，其中书画78件，包括这件《巴人汲水图>。

“我每天到重庆市供销总社机关上班，接受批判写检查，时间长了，中学红卫兵对我开始有了了解，知道我是一位老革命，让我向他们讲述过去怎么打日本鬼子，怎么打国民党反动派的事情。有一次我对他们讲，你们抄走我收藏的文物，也不都是封、资、修，那张《巴人汲水图》画的就是劳动人民。他们把《巴人汲水图>从库房拿出来，我给他们讲解画的内容，我说一个画家画劳动人民，就是歌颂劳动人民，应该肯定的，这是一张好画。这些中学红卫兵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就把这张画还给我，让我带回家，这是《巴人汲水图》第二次传奇性地进我朱良的家门。

“可是这件事情过一段时间，被我们重庆市供销总社的造反派知道了，供销总社的造反派对中学红卫兵说，他们上了朱良这个‘走资派’的当，画这张画的徐悲鸿是一个‘反动的学术权威’，在北京已经受到批判，让中学红卫兵找我把画要回来。中学红卫兵又找我把《巴人汲水图》交给供销总社的造反派，放到供销总社机关的一个库房。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重庆出现‘破四旧’砸烂文物，烧毁字画的现象。供销总社单位的造反派又开始批判我搞文物收藏是玩物丧志。这时我担心供销总社的造反派出现搞‘破四旧’烧毁字画的事情，当然最担心的是《巴人汲水图》被烧掉，我得想方设法把《巴人汲水图>抢救出来！

“一天，我对我的小女儿朱小林说：爸爸办公室的竹帘子需要换了，你陪爸爸从家里拿着这个竹帘子去一趟爸爸的办公室。我女儿抱着卷起的竹帘随着我经过供销总社的传达室和门卫，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事先已经了解到《巴人汲水图>放在哪个房间，我观察一下四外无人，自己一个人就从我房间的窗户钻到阳台，然后从阳台爬到存放《巴人汲水图》房间，拿到《巴人汲水图》，从阳台爬回自己的办公室，用竹帘卷起《巴人汲水图》，交给小女儿抱着，我们两人出了办公室回家。”

这时在我们旁边的小女儿朱小林说： “那时我很小，十三四岁，不懂事，因为爸爸被打成‘走资派’，我被牵连，连红卫兵都加入不了，决心要与爸爸划清界限，所以当我抱着卷着《巴人汲水图》的竹帘子，混过了供销总社门卫和传达室后，当时我觉得上了爸爸的当了，把那个竹帘子往地下一摔，说，你这个‘走资派’为什么拉着我偷东西！我要跟你划清界限！爸爸耐心地对我说，这不是爸爸偷东西，是爸爸把自己的东西拿回家。爸爸收藏的文物，都是咱们家省吃俭用，用自己的工资买的，这幅《巴人汲水图》，是爸爸卖了苏联呢子大衣买的。他们从咱们家抄走78幅画，爸爸今天仅拿回一张《巴人汲水图》，不应该吗？你不要怪罪爸爸，爸爸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朱小林说到这里，我当时也被感动得眼中浸湿着泪水。朱良同志接着说，“这是我恩师的《巴人汲水头图》第三次传奇性地进到我朱良的家门，躲过被烧毁的一劫，我的被抄走的其他画，后来被造反派‘破四旧’烧毁了。”

朱良同志神情凝重地说：“我恩师这幅《巴人汲水图》，在我朱良手中保存40多年，很多人找我想用高价买走，包括乔德光乔老，想给四川省文物商店买去，都被我拒绝了。我想给《巴人汲水图》找一个好去处，今天赵榆同志来我家，我想让赵榆同志回北京以后，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联系一下，能否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我满口答应。回北京后，我立即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联系沟通此事。杨新说，故宫博物院只收藏古代书画，现代书画不做收藏，不能接受朱良的捐献。为此，我给朱良同志打电话说明了故宫博物院的意见。

我与朱良同志成了忘年之交的好朋友，每逢年节，我们两人都要像亲兄弟一样打电话嘘寒问暖，互相问候。1999年春天，朱良给我打来电话说决定卖掉《巴人汲水图》，由他的儿子朱宝林，女儿朱林林、朱小林三人带着画来到翰海拍卖公司。他们对我说： “赵叔，我爸爸从去年以来身体健康情况下降，进入今年春天，病情越来越重。您知道，我爸最喜欢徐悲鸿先生这幅《巴人汲水图》了，他一直对这幅画放心不下。他把我们兄妹们叫到他的床前说：你们几个人没有一个搞艺术的，不懂得这幅《巴人汲水图》重要意义，我担心我去世以后，你们保护不好这幅珍贵的《巴人汲水图》，我要在我有生之年，给这幅《巴人汲水图》找个好去处。现在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参加拍卖会，谁用高价买到这张画，谁都会用心保护的。”啊，这时我才体会到，朱良同志为了给《巴人汲水图》找到一个放心的好去处，真是费尽了心思。

我把朱家三兄妹介绍给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同志，他看了《巴人汲水图》，又了解了朱良同志的情况，问你们想卖多少钱。朱小林说，我爸爸说想卖人民币180万。秦公同志是一位重情感、讲义气、懂业务、办事果断的人，马上拍板决定： 《巴人汲水图》以180 - 260万元参考价上拍，做1999年春季拍賣会近现代书画拍卖图录的封面。还说你们三个人第一次来北京，由孙鸿月陪你们坐我的车在北京参观五天，在北京的吃住和回重庆的机票翰海公司报销。我写了《如椽巨笔写巴人——徐悲鸿（巴人汲水图）赏析》-文，各大媒体都做了刊载，广泛地进行了宣传。

可是，好事多磨，就在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展览的第一天， 《北京青年报》刊登文章提出质疑，说徐悲鸿《巴人汲水图>在印度，北京翰海拍卖会怎么还会有《巴人汲水图》？这篇文章对《巴人汲水图>极为不利，必须纠正。徐悲鸿艺术馆和北京翰海公司都是北京市文物局的直属单位，于是便由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出面，邀请了徐悲鸿艺术馆馆长廖静文、副馆长徐庆平、赵副馆长， 《北京青年报》记者老梅等，出席鉴定会。廖静文确认《巴人汲水图>是徐悲鸿真迹无疑。她说，这幅《巴人汲水图》只是曾经被重庆的印度企业购买过，仍然收存在重庆。 《北京青年报》第二天刊登了纠正的文章。

但是，不好的影响已经造成。招商时原本有几个买家准备投标，看了《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后退出竞标。秦公认为这种情况对《巴人汲水图》的拍卖极为不利，建议撤拍，翰海拍卖公司情愿承担前期投入的损失，等过几年再拍卖。朱林林和朱小林给她们的爸爸打电话汇报北京发生的情况和秦公总经理的建议。朱良说，谢谢秦公经理对于他们的关爱与照顾，可是，根据他当前病的情况，他等不及了，降价吧，把底价从180万元，降到120万元。这样，秦公尊重朱良的意见，按原程序进行拍卖。

拍卖过程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花絮。那个时期，在拍卖市场上，活跃着一位青岛的人士名叫于丰胜，也是我比较熟的朋友，有一定的书画鉴定水平，他对我说他曾经跟李苦禅先生学过绘画，是李苦禅先生的学生。当时他与石家庄的一位姓岳的企业主合作，于丰胜出眼力，姓岳的出资金合伙买文物，赚钱以后两人分。于丰胜看中了《巴人汲水图》，决定购买。当他看到《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以后高兴极了。预展期间，他每天围着《巴人汲永图>转悠，看到有人仔细观察《巴人汲水图》时，就凑过去说：这是一幅假画，《北京青年报》都报道了。在拍卖场上拍卖《巴人汲水图》时，拍卖师一叫出起拍价120万时，于丰胜马上高高地举起应价号牌，可是拍卖现场一片寂静，没有任何人举牌，拍卖师连叫三次120万，没有别人应价，只得落槌成交。于丰胜乐得高高地跳了起来。我当时说于丰胜：“老于，你捡了一个大便宜！”

就这样这幅珍贵的《巴人汲水图》，120万元落槌，加上佣金132万元。

五年之后， 《巴人汲水图》在翰海2004年拍卖会上，第二次推出，以1650万元成交。六年以后，《巴人汲水图》在翰海2010年拍卖会上第三次推出，以1.71亿元的高价，被新疆广汇美术馆购藏。朱良精心保护《巴人汲水图》，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同时也充分地体现了《巴人汲水图》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

（责任编辑：田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