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森

明清两代近600年的时间，中国江西景德镇之所以被称为世界陶瓷的生产中心，享有“瓷都”的美名，就在于烧制青花瓷器的成功。元代中晚期，全国多个地区相继烧制出了青花瓷，但只有景德镇烧制的最为成功，并从此改变了陶瓷发展的历史。究其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改变了瓷土的配方。在原来的成份单一瓷土中，先后加入了瑶里地区的麻仓土和高岭山中的高岭土，这种配方被称为“二元配方”。新矿料中富含三氧化二铝，仅将少量的矿料掺入瓷土中，便可以明显增加成坯的硬度，所以有“高岭土为骨，瓷土为肉”的说法，也因此大件器物得以出现。瓷器的生产从小件日用器向中大件观赏器物发展。随着制瓷业的进步，在二元配方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多元配方，能够适应更高的窑温，使得瓷器更坚硬、瓷化程度更高。第二，是改变了烧制瓷器的窑型。将南方多用的龙窑与北方多用的馒头窑相结合，创造出了能够烧制更高窑温、富有更多窑位的槎窑。这种窑炉在适合烧制青花瓷器的同时，又可烧制多种高温颜色釉瓷器。此窑型从元代晚期出现一直使用到明代末期，约300年的时间，景德镇的制瓷工匠们将此窑型统称为明代槎窑。清代，随着制瓷业的发展，景德镇的匠人们又在明代槎窑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大的蛋型窑。在此窑型最宽最高的位置，一排所烧制瓷器的数量就可超过一整个槎窑烧制的数量。窑炉容积的增加，使得窑位更加的丰富。蛋型窑自问世以来，一直使用到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了80年代才彻底消失。这种窑型是传统砖土结构中最合理、最节能、最高效，又是景德镇独有的，因此称为镇窑。

清康熙郎窑红釉瓷器的出现，就是以上两项改革创新的进一步成果。

“郎窑红”一词，来自清康熙时期朝廷委派负责督陶的官员郎廷极。相传在康熙四十一年他为了讨康熙帝的欢心，烧制了一个以自己姓名命名的新品种，称为郎窑红。在景德镇又有另一个版本，传说郎廷极要再次创烧铜红釉瓷器，但不敢在御窑厂试烧，便委托民间的朋友进行烧造，由于是第一次烧制红釉大件（生坯约45厘米高）器物（图1），且铜红釉又难以把控，最终合格品极少，虽然名义上是为皇帝家烧制，但民窑烧制又不允许落款，这一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民间便有了“要想穷.烧郎红”的说法， “郎红”一词就此诞生。

其实郎窑红是因镇窑的出现而出现的品种。镇窑容积大，窑位温差可区分得更细。这样，明代所流传下来的釉料品种无法占满新窑炉的全部窑位温区，也就是说必须要创新，需要更多的釉色品种来充实不同温区的窑位，才不会浪费寸窑寸金的窑位。郎窑红釉只是众多创新出的颜色釉中的一种。

郎窑红器物整体呈现为红色，但颜色之间有差别。就同品种上看，从鲜嫩的淡红色至如牛血的深红色都有表现;就同一件器物来说，从口至底的颜色也可有所不同（图2）。口沿处呈现不规则的脱口现象，从而露出胎体的白色，越往底部积釉现象越发明显，红色越深（图3）;圈足为台痕底，一般称为“二层台”圈足，其外部有严重的积釉现象釉质晶莹剔透（图4）。古玩行将以上这些现象归纳为“脱口垂足郎不流”。

从制作工艺来说，郎窑红的坯胎要略厚于其他品类器物，这是为了抵抗高温中流淌的铜红釉造成的强大拉力。在釉料配比上，郎窑红釉中所含的铜元素低于豇豆红釉、霁红釉，所以发色温度也就要相对低于这两个品种，约在1230℃上下;为了使铜含量低的釉水发出红色，便在釉中加入大量的石英类矿物，并且反复多次施釉，最终釉层的厚度可以达到一般瓷器的数倍;至于器物内部以及底部所施的釉料，是有别于一般青白釉的纹片釉，是为应对郎窑红釉的拉力而专门调配的一种釉料，可使内外以及底部的拉力保持相互平衡，不会塌陷和开裂。

郎窑红的釉水呈现类似水泥的青灰色，第一遍施釉较稀，采用浇釉的方法，待釉晾干后，再用喷壶吹上较稠的釉水（图5），待晾干后再吹，直至达到要求的厚度（图6）。

由于郎窑红发色温度要低于釉里红、豇豆红、霁红品种，窑内放置在中温区。出窑后，若红色纯正，且表面鲜亮莹润，内部及底部纹片釉发青绿色且透亮，说明此郎窑红烧成气氛佳，为上品;若器物的红色发黑，且釉面不清澈光亮，内部及底部的纹片釉呈现“米汤黄”，说明在烧制过程中气氛出现问题，古玩行将这种现象称为“串烟”，景德镇叫“吸烟”。以上两种郎窑红在传世品中都可见到。

在郎窑红瓷器的造型中小件器物较少，多为中大件器物，尤其以瓶罐类器物居多。原因可能是豇豆红以及霁红品种多以烧造小件器物为主，另外郎窑红品种的胎、釉都厚于其它品种，若烧造小件器物会显得笨拙许多。瓶罐类器物的圈足大都是二层台圈足底。这种圈足流行于明末至民国时期，康熙时期使用为多，圈足的台面与外足墙呈约90度角，整体不施釉。其目的应是避免红釉流动后与垫饼相粘连，如今则成为鉴定康熙时期器物的一个依据。

康熙时期的郎窑红并不多见。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称“郎窑绿”或称“绿郎”的器物，更是少见（图7）。文物界有“绿郎”的价值是郎红十倍的说法，可称得上是弥足珍贵。观察传世的绿郎器物，周身呈现绿色，且布满清晰的细碎开片，釉质光亮，内部及底部呈现“米汤黄”或青绿色。虽然研究者、欣赏者、收藏者趋之若鹜，但对其釉色的来历却知之甚少。笔者2005年与景德镇配釉大师李瑞祥探讨过此事，李瑞祥直言不讳地说绿郎就是郎窑红，是同一种原料，只是在烧制时最终的还原阶段发生意外，整体停留在了氧化阶段，所以本应表现出还原的红铜色，变成了氧化的绿色，后人称为“绿郎”，实为郎红的失败产品。在传世的器物中，也有并未全部还原成红色的器物，也充分证明了绿郎与郎红之间的关系（图8）。

郎窑红和绿郎在清代只有康熙时期以及晚清时期烧制过，中间一段时间销声匿迹，原因是雍正时期在郎窑红的配方上，又研究出适应窑温更加宽泛、可参与窑位更多、产量更大、成功率更高的窑变红釉，而郎红被其取代。晚清民国时期有仿郎窑红、绿郎的产品，其中仿康熙绿郎的圆罐在市场流通很多，但两个时期即使在釉料、窑型、窑温、窑位相同的前提下，也有所不同。原因是不同时期对于瓷土的提炼技术有所不同，导致坯胎硬度不同，而最終在釉面呈现出的状态不同。康熙时期胎体细密，釉吸胎而贴骨，沉稳油润;而晚清民国时期胎体坚硬，釉不入胎骨，表面呈现浮光，这是区分康熙与民国时期郎窑红瓷器的重要依据之一。

郎窑红釉瓷器起源于清康熙一朝，但能够到达本朝的传世品却非常少，且多数在各大博物馆收藏，民间能够看到的少之又少。其造型主要是高约30厘米左右的一百件瓶，或高约38厘米左右的一百五十件瓶居多，小件器物少见。

郎窑红瓷器的瓷胎为白色，且胎骨紧密，明显感觉器物下半部有坠手感，这一点为康熙时期器物所独有。釉色方面，郎窑红通体为上浅下深的红色，流淌感明显，并均伴有细碎如蜻蜒翅膀般的开片。但红色的区间比较大，从如桃花般的淡红色到如牛血般的深红色都会出现。最佳的郎红釉色红色浓烈，且釉质透亮紧实，玻璃光感强烈。

郎窑红釉大量出现的第二个时期是清末民国时期。此时的郎红多为仿康熙郎窑红的器物，数量明显增多。最常见的器型为仿康熙时期的凤尾尊以及观音瓶。如今市场上能够看到的清代郎窑红，多为此时期的器物。这～时期的郎红在造型上与康熙时期相近，但因时代背景不同，失去了康熙时期坚毅挺拔的神韵。比如这一时期多见的凤尾尊，较康熙时期的器型在颈部直径稍有增大，肩部变得圆润而显得溜肩，下部收腰不够明显，接近直筒状，显得粗笨。胎体上整体变厚，胎质变得坚硬却较康熙时期粗糙，由于烧制技术的提高，釉的呈色比康熙时期稳定得多，红色变化少，流淌感不足。由于胎骨、釉质与康熙时期皆有不同，这一时期釉面给人以不吸胎的飘浮感，且显得不透彻，感觉上不如康熙时的釉色沉稳。

康熙时绿郎属于偶尔烧成，或明确而言是烧坏了的颜色，存世量稀少。在清末民国时期仿制烧造了大量的绿郎器物，且以各类小罐多见，造型也多为晚清时期常见器型，与康熙时期不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绿郎瓷器，胎骨如郎红一般，坚硬且粗糙;绿色呈色稳定，透亮而耐看;开片清澈透底。

郎窑红或郎窑绿釉瓷器均无款识，器物内侧及底部施纹片釉，开片细碎繁密;正色为淡青或月白色，串烟后为米黄色。

（责任编辑：尹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