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诗百年”的热议话题余兴尚在，复又念及心目中“峭然诗意，不让须眉” 之九叶派女诗人陈敬容。此处所引画龙点睛的八字批注，系陈敬容先生病故次年，即1990年夏，我回母校四川师大拜见杜道生教授，提及“敬容先生早年对我在学诗路上不吝赐教种种”时，杜老脱口而出的简劲语评。先生笑言，他与曹葆华沾亲带戚，算是曹、陈二人故交。“当初曹介绍陈到清华、北大听课时，我亦在北大苦读”。听说弟子有意搜集整理陈敬容诗文，想着手做一稿类似品读方面的文案，杜老便说“很有意思。但亦存在‘或小或大’一些障碍。 “所谓‘小’，是二人当年被指‘私奔’难免引起的非议;所谓‘大’，乃是指文学界关于‘九叶诗派’曾经有过争议”。又说，“因为专业不一样，我个人对‘七月’‘九叶’两个诗派了解不深。但可以认定的是，‘九叶诗派’绝非空穴来风。1980年代初，陈敬容在北京宣武门住地，终于召集九叶派在世的七八位诗家，聚会并举旗鸣号。今日称‘九叶派’萌动于1940年代后期，诞生于三十几年后的80年代初，当然顺理成章”。杜老曰，“记得国内资深人士是这样评说的：‘九叶’从来就没对‘七月’说三道四，你‘七月’咋容不得同是诗坛骁勇之辈的‘九叶’，心怀叵测地总是节外生枝、出言不逊，鼠肚鸡肠呢”？

2017年仲夏，我接到龚静染电话，答应写一篇关于同乡前辈诗人陈敬容的文字。此后，因自觉手头资料还难以支持完成一篇感性理性充分的专稿，便不曾赶急完稿。2018夏回到故里，于旧居找出敬容先生1980年代复我的大函30余件，再次领会真情并潜心阅读九叶派诗人和敬容诗作等相关资料。四月中旬，又多蒙故里陈遐龄、詹虎二位古道热肠旧交帮忙联系，有缘拜会了研究曹葆华、陈敬容硕果累累的乐山师院陈俐教授，方得以和陈教授之间有了一番获益多多的推心置腹交流。之后便着手草拟提纲，静下心来，了却“锁骨口中，不吐不快”的念头。

“一片阳光的暖意，织进别人的想象里”

赵毅衡在为《陈敬容诗文集》所作序言《诗行间的传记》里，开篇不凡，谈到，“乐山师院陈俐说，你看到吗，就在那个码头，1932年，不到15岁的陈敬容就是从这儿偷偷上船，溜出了乐山这个小城，还未出川，又被父亲拦截回来……江面上淡灰色的船影飘飘浮浮。……1934年，她又偷偷离家出走。……古城沉落在记忆中。陈敬容晚年承认，第二次出走，是曹葆华寄的路费”（见《陈敬容诗文集》。下文没有特别标注者，均引自赵毅衡文章）。赵文特别谈到，“虽然逝者没有隐私权”，但因“尊敬先行者”，写作该文时，便尽可能“只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找出那些被各种书面‘回忆’掩盖的，却又是构成历史的真正细节”。

跟进赵毅衡行文贴切精明的叙述，读者得以会心地走进陈敬容多年后坦承她如何沐浴“一片阳光的暖意，织进别人的想象里”，得知上世纪初一批活跃的先行者，曹葆华、陈敬容们算是幸运地赶上了百年新诗前半世纪那个“价值重建”的时代。就在追随现代诗的发生和对旧世道、旧礼教高擎的反叛旗帜上，他们率性而大胆地迈出了遭到世俗抨击的一步。陈敬容从曹葆华世界里频频的撞击中，听到了尼采关于一个孤独者是怎样超越善恶，也感受到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观和诗学理论在如何架构一个让人沉思的關系。难得曹葆华便是从这样一首命名《幻灭》的诗中，读懂了陈敬容，一个初二少女笔下的出神入化之美：

“深夜里我默默独坐，对着幽暗的灯光/俯首思量。我仿佛住在翡翠似的/竹林中，接受大自然伟大的赐予：破晓时/……听鸟雀的清歌，看溪流的/澄清，再拾取青草上的露泉。……正当我这样陶醉，这样迷离/耳畔传来母亲苦痛的呻吟，摘断了/我不可思议的幻想。对着孤灯……/我叹息从未翻起过一朵浪花的平凡生命”（引自陈俐《曹葆华评传》。这首诗是由曹葆华推荐给《清华周刊》刊发的陈敬容处女作。遗憾陈敬容自己多年后只知道被曹推荐刊发一事，自己始终没找到，连篇名也记不起来）。有必要将《清华周刊》同期刊发的曹葆华诗作《沉思》摘录如下，供读者对比阅读，或可感悟出那样的年代里，先后十余年出生，落地以后委身佛岸，两颗郁郁焚烧的灵魂，其节奏，其韵律如何情通款曲，给海棠香国的汉嘉山水留下了一段感动后人的传奇：“黄昏离开了苍老的渡头。几点渔火/在古崖下嘤嘤哭泣;深谷里吐来一阵/松风，邀出江心凄冷的明月。这时候/我握着心思，静立水边，想照出我灵魂/本来的面目。它是否如厉鬼般丑恶/在人间地狱里遭遇痛苦鞭挞……”

读者可以看出，当少女陈敬容迷醉于翡翠般的缱绻情思，青年曹葆华有如月神窥探、酒神迷狂一般发现二人在世间情缘深浅之美，两个叛逆者亢奋的诗影在最初相逢旋即又被活活拆散时，俨然一幕幕幻觉。我们能读到陈敬容语言潜能不断释放的诗篇已经一如湍急的水流，溢洪般拍岸而来：“是谁，在竹筏上/抚着横笛，/吹山头白雪如皓月？”（《十月》）;“炉火死灭在殘灰里/谁的手指敲落冷梦？……我枕下有长长的旅程/长长的孤独”（《夜客》）;“想象一座密林，一个古山洞/枕着衰草长睡一千年/……红色的墙，灰色的墙/拉长，拉长——/树影绘上些淡漠的感知”（《车上》）;“灰尘里掘起发黄的记忆/壁上的影子在叹息/幻想里涌起/一片大海如镜/在透明的清波里/谛听自己寂寞的足音”（《黄》）……

渴求明媚阳光的温暖而不得，转化为诗人笔下这一类借“残灰”、“冷梦”表现“孤独”、“淡漠”、“叹息”的哀怨。这类诗作，容易让人将陈敬容视作一孤寂清冷的悲情诗人。确实，诗人的情感世界里，藏着深层意蕴的奥秘——在这个话题上，与陈敬容、曹葆华有交道，与乐山渊源很深，犹情重“九叶派”诗人的川师大文艺理论苏恒教授，1970年代末在课后回答关于陈敬容早期诗风“偏冷”时，曾有这样一番谈话。他说，你想想看，一个痴迷文学，爱写诗的少女，十四五岁起就被诱导以致捅破禁闭自由、封锁蓝天的“窗户”，一而再，再而三，将崇高、美好的先行者当作诗神缪斯，其间，又自然不过地许身以婚恋情缘。如此这般总是带给她“不安的睡梦”，终至陷落“严寒的隆冬”（《窗》）。所以，渴望阳光的诗情，因一次次“失望”而渐渐地作“悲情状”，就可以理喻了。听罢苏恒教授解读，我当时在笔记本上留下的感悟是，“当所谓‘深层意蕴的奥秘’被织进别人期待的想象中时，来自诗人本源的生存状态，才呈现一种似乎恍惚在永远难与解释亦难于摆脱的困境之中。我以为，这恰恰正是印象派诗人象征主义写作自然捕捉到又极具魅力的原始意象”。陈敬容现代诗作的美学特征之一，正是这样“借有形寓无形，借有限表无限，借刹那说永恒，使人一如在梦中或幻觉瞬间，瞥见博大遥远的宇宙，倏忽间成为近在咫尺的现实”（梁宗岱《象征主义》）。

“让歌声化着满天花雨，去覆盖大地的尘埃”

如果说从1932年享受春情勃发的初恋，陈敬容被“织进别人想象里”的诗风，分明呈现了以素朴姣容之身追求进步的本能色调，那么，到令她难忘的1939年4月，同不能光明正大结合的情侣曹葆华面临分道扬镳前后，弥漫着“流情不尽”，又原本颇具“巾帼诗人”特质（此为笔者同敬容先生有较多书信往来，于1987年9月将这一通‘感言’留在笔记里的针对1938年后陈敬容诗作之“浅议”表述）的陈敬容，其探求艺术生命的努力，是否还能独立恪守、顽强撑持，一以贯之聚焦荣格强调“人类普遍命运”的心理模式，并将这种模式从庸常时期的一般情态提高到诗意化洞触幽微体验的水平，创造出“神秘参与”的自然幽境，“即寻求并非只有个人，而是人兼有之的共同感受。简言之，某种个人苦与乐的重要性，当结合全人类的情感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作品都是客观的，无我的，然而其感染力却不因之而减少的缘故”（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还记得2009年陈敬容先生二十周年祭前夕，我在老家巧遇川师大乐山籍蔡志飞教授。蔡教授多年担任现当代文学课，时在岷江河畔养病。当日话题自然又谈到陈敬容。他称正在艰难地应川大学报约稿做一篇有关陈敬容和九叶派诗人的文章，针对令人困惑的一些偏见发言。眼下却遇到了一些困扰。蔡先生年岁与我们七七、七八级学生相近，交流坦诚、随便。谈话间，他随口吟诵了陈敬容一题《遥祭》，顿时勾起一派让人登临极目，欲借诗人冷眼销我情肠的无限慨叹：“烛光，寂寞地颤动/泪，和着濛濛的雾/在远山消融”（《遥祭》《陈敬容诗文集》）……

很有必要回过头来阅读《曹葆华评传》是怎样谈及二人决绝背景的。“这次分手，更重要的，还缘于政治道路的选择。说到底，女人太容易被感情迷惑，太容易跟着感觉走”。《评传》认为，是陈敬容“错失了走向延安的良机，导致以后诗歌人生的边缘化”（《评传》。《评传》将陈未随同曹“左”转，当作了陈困惑中失去的“良机”）。《评传》说，“曹葆华去延安，得力于这样一个机遇：1939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被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考虑到形势的变化，采取公开和隐蔽两种方式开展斗争。为了保存实力，准备有计划地迅速撤离一批同志到根据地。1939年夏季，山西民大来成都招收学生和老师。当时成都的中共川康特委认为，这是转移革命力量的极好机会，既可以撤退已经暴露的同志，又可以充实前方抗战力量。所以，中共川康特委积极参与组织招生工作。已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四川作家周文与罗世文接上头，在1938年夏，担任了文艺支部书记。后经组织批准，正准备赴延安，又碰上林伯渠、吴玉章、王明来到成都……所以周文、郑育之夫妇、曹葆华接受了聘职”（《评传》）。正是在这重要的人生抉择关头，陈敬容拒绝了随曹同往。当然，《评传》对曹也褒中有贬地藏着揶揄，“曹葆华却保持着男性的清醒理性……除了痛心的分手，于诗行中更多真切的劝告和希冀，暗藏他作为师长，作为启蒙者一贯的优越感和自信”（《评传》）。笔者不是曹陈二人世界在婚姻恋情上冷静的仲裁者。面临迥异的两种命运，更愿意摘选转折前后不同背景下二人有感而发的诗作，或从诗学流派影响，或从各自接受的意识形态“洗礼”，或从类似胡塞尔在人生选择遭遇到哲学危机时，旁观者或后人该怎样悉心领会其真谛，以仔细辨析不同背景下的诗意化表达所各自强化的人类精神价值：

先浏览四处漂泊浪迹于国统区的陈敬容诗篇。从“让幻想带着离奇的幽香/在屋角扑摇着羽翅/……时光踏着无声的拍子”（《哲人与猫》1937年 秋），到总是借她心灵之“窗”，“空寞锁住你的窗/锁住我的阳光/重帘遮断了凝望” 而感慨不已（《窗》1939年4月）;又从“你的海上许会有/惊险的风涛/在冥暗的夜中/我将听到蛟龙的啼声（《帆》1939年6月），到“一张不可见的琴弦上/响着另一世界/奇幻的丧月/谁在这时候幽幽哭泣？”（《夜歌》1940年春）;再跳过两岁，试鉴赏差不多是抒发了同样情调的诗篇——从“烛光摇曳的是哪一个世纪的影子？/哪一个世纪的风，阴冷地/飘荡着，叹息着/轻轻抚摸着/夜，和我的沉思？”（《逝影》1942年5月），到“让你的歌声化作满天花雨/去覆盖大地的尘埃/……你在巨流的哪一片水上/荡着孤独的小舟？”（《音色之外》1944，秋初）。再把脉曹、陈二人分手时曹葆华的毅然决然的革命者情怀：“对于曾经炽烈的感情，选择了彻底埋葬，永不企盼，永远忘怀”（《曹葆华评传》）。差不多就在陈敬容撰写了上述诗作的同时，人们自然关注到曹葆华在延安一些读物上刊载的诗篇。他激动不已地寫道：“我仰向西北，/呼吸着新鲜空气;/我扛上行囊，/盼待那汽笛一吹;/灵魂燃烧着，/生命澎湃着”（《抒情十章 走在西北之前（之四）》）;而在表现同行三人一组，在雪道上艰难行进的情形时：“面朝朔风正向坡上走，走/每一个脚步记取着时刻/每一个呼吸吐出了向往/三个不同年岁的心/同燃着夏天火热的太阳/向着北方，向着迢远的北方”《雪道上—去延安途中》）;“背着半边蓝天/顶着一轮红日/站在黝黄山坡上/——脚下倒着黑黑影子/你以三尺白钢刀/做民族守望哨”。不用再连篇累牍摘引下去了。细心的读者容易在这里产生共鸣：陈敬容诗风砥砺磊落，没有一点点表浅的夸饰和矫情，每一意象都是现代诗“情理内省”的自然独白，虽依旧低迷状写离别，却不改意象鲜活而幽妍轩骁。反观自况是走在阳关大道上的昔日导师，此刻不想轻率点评，且沿引一老先生读高二的外孙，以他从外公处学来的半文不白语辞这样吐槽：“老天爷，我的国文老师有言——此类下乘文笔，败坏着谁家声誉？真的不解，怎么之前独步清华的大才子，突然生硬到这般地步。我二叔说得好，或许该解答为环境导致基因裂变，自乱阵脚了。”

北京。2015年冬。《百年新诗选》的主编，北大洪子诚教授在该“诗选”出版后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现代诗的发生与反叛社会的个人主义诗人的诞生同步”时指出，每个阶段的现代诗人，有疏离“中心话语”者，也不乏“强大的适应、靠拢、介入社会文化中心潮流”者。……“且不说五四期间新诗倡导人早已预设了新诗在文化和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当代，新诗都在积极寻求参与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的表达方式”。洪子诚总结说，“新诗的历史，就是维护边缘地位，与出离边缘地位而进入‘中心’的两种诗学主张、诗歌潮流交错缠绕的历史。不同的主张、潮流，时常被简单地分为‘左翼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两个线索;这样的情形也常被视作‘对立’和‘二择一’的选边关系。这种观点，当下还相当流行”。诗评家唐晓渡也在发言中谈到，“事实上，新诗的发生、其‘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倾向、整整支配了两三代诗人的‘时间神话’和‘新纪元历史幻觉’、反复出现的启蒙呼号，都主要源自于学习西方，向现代民族国家全面转型的历史进步”（此处引文皆摘自与会友人田嗣君当时发给我的他之现场笔记。他称系忠实记录，“大意不谬”。但还是强调“聊以提供给爱做散笔似评述的雪川兄参考。专此说明，并致歉洪教授和晓渡先生）。

“瑰丽的晚霞闪现在日暮的天边”

1985年早春，我被借调到北京中国教育报社。某个周日的午后，我按事前约定数着门牌号找到了陈敬容在宣武门西的窝居。开门见面，我毕恭毕敬鞠了一躬，称呼“敬容先生，您好”。她笑道，家乡亲人，别这么拘谨。我在信中都称你“雪川小兄弟”的，你就以“大姐”相称吧，亲热些，也让我觉得年轻。她的率真坦诚留给我极深的印象。问了些乐山近况，以及可习惯在国家教委这家媒体的工作等。寒暄毕，聊着聊着，她突然问我，“我们通信好几年了吧？去年可读明白回答你之前一封信中，我密密麻麻在左侧还是右侧边上空白处，写下好多字的答复？我说当然看了，熟得都能背出来。她让我“背背看”，我就几乎背得一字不差——“说到这里，我们九片叶子的遭遇可比你们差的太远了。三十多年从未被认可。要不是三中全会后较多的艺术民主，我们的合集是出不来的，新作的发表也更困难。三十年间，我们都中断了创作”。听我念完，敬容大姐陷入沉思。我却慢吞吞地对她说：我领会大姐您194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这三十多年里，为什么几乎不写诗的特殊境遇。您一门心思埋头翻译世界名著，成果卓著;这和曹葆华先生同您分手之后，从1939到他的整个余生，沐浴着红色延安、红色中国的光芒，成就了他一代“红色翻译家”声名，然而却彻底丢掉了诗人桂冠。这情况，算得上“剪不断，理还乱”成为值得后人探究的一大遗憾。我记得当日说完这些话，敬容大姐略显诧异，窘迫而微笑着说，雪川胆大。知道吗，还很少有人当着我面前提起他的名字。不过，我认同你关于‘丢掉诗人桂冠’一说。这类历史不该回避的话题，当事人都需得反思……。随即，她很严肃补充的一番话，对我在关于百年新诗得失的纷争中，常常在众多怀疑、贬抑，乃至谩骂、诋毁，从而削弱新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让新诗队伍中绝不趋炎附势的货真价实追求者不断遭遇不测，以致最终沦落到进退失据的生态危机时，总是能够发人深省，引为激励到人生终场时决不偃旗息鼓的金石之言。她之所言大意如此：汉语白话新诗的发生与发展，在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不断探索中。或者可以这样讲，成功主要表现在西方现代主义潮流、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诗派，给我们死气沉沉——已经在成为强弩之末——的旧体诗传统带来革故鼎新的超强刺激，新诗，毕竟在呈现出一派异样、新鲜让人另眼相看的景观，这恐怕是谁也不能抹杀的。至于说到失败，则是因为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大潮，难免挟带反文化、享乐至上、仰人鼻息、苟且偷生、堕落腐朽、鼓吹艺术终结之类的负面倾向，而有形无形地寄生出一拨尾随的群体。她问，这样的清醒认知，难道不该成为诗坛上上下下的共识？

三十多年不写诗的陈敬容大姐，正是这样“日暮归来”矢志不渝追寻诗的“晚霞”。复出诗坛，她回忆起当年不服“时间真会让人灰飞烟灭”（《答友人》），至今耽着一派诗情朗朗的奢望，总爱说，有诗的岁月真美——于是称自己这般经历过荒原摔打的“浪游人”，如今只能“带着一条黑影，一夜冷风”，沉吟着，摇晃着去叩响“一扇扇剥落的黑漆大门”，在“黑洞口歇下疲倦的脚步/听风吹树叶，吹起犬吠”。无奈呀，她自认手头这诗笔趔趄着，凝重得不听使唤，俨然“禹禹独行于一条荒路”，却时而“丢尽思维的光辉”（1979年）。找不到感觉了，她强调。类似六七年前写出《思维的光辉》时，诗思还能自然涌出这差强人意的意象，但自己总不太满意这篇名，想换一个，却怎么碰撞不出凌厉的新题来。到前二年“答”你们一帮年轻诗友的《生活与火焰》时，写完后总觉得哪里别扭，人家提出要刊用，我还懒得出示。看嘛，她说，像这样的诗行，“滚滚的长江大河/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河/色彩斑斓的历史之河/伴随着英雄交响乐/在你的笔端流淌”（1981.6）。自己读来，总觉得干巴巴地像是一篇三十几年前我不肯追随的“给战斗者”啦，以及“大生产”啦一类……空洞的一声声闷响，极少内蕴地高蹈着“抒情言志”。眼下我常常自问，难道诗人一旦年迈，感受和诗思就开始萎缩，灵气不再啦？或者，就真得耳听倡导“诗文载道”的时代呼喊，听得多了，潜移默化之后，就结石一般冥顽不化成自以为不可撼动的观念，不再努力不再触类旁通地催生出好诗了。她很像是在自问自答铺写一题《晚景诗情》。我正欲借她这些年的诗作中，其实力作多多来表述我的异见，她却话锋一转，说到前几天有个年轻朋友（是个俄罗斯文学名著翻译者）抄来他们大学学报中一段俄文版原文，其实是别林斯基谈果戈里中短篇小说的一段文字。读来很有代表性，就在我这案头。她说，我来读给你听——“情况往往是这样，你高度肯定并赞美一部作品，像说2+2=4一样去证明作品无比卓越。结果怎样呢？读者神往于你的批评，认为作品无懈可击。可糟糕的是，在淡忘你的文章之前，一般情况是早已把你赞美的作品丢到九霄云外了”。文章指出，“我们的批评，在美学上真的远远落后于欧洲，好多自以为是杰出批评家、美学家的鉴赏力，其实停留在十分幼稚可笑不合时宜的阶段”。

这一番清醒而虚怀若谷的自我解剖，令人肃然起敬。我作为读者，更作为早已被先生感动并影响到得以深入她习用的意象，同她内蕴博大的语辞情韵纠缠不清的弟子，想在此刻试着将她曾经传授的“矛”派上用场，“攻”她困惑不已的“盾”。我说，关于写作者的灵感，先生您十分推崇的精神导师，杰出的印象派詩人瓦雷里不是有过这样的反驳吗，我记不清楚原话，他是不是这样陈述的——灵感与其说属于诗人，不如说属于读者？读者之所以经常感到有灵感存在，是因为诗人精神劳动的结晶能够在刹那间作用于读者。阅读中，被感染的读者同诗人顿时“心有灵犀”。瓦雷里的形象比喻是，诗人的创作如同将一大堆东西一部分一部分地搬上一座高塔，而读者的阅读就如同这一大堆东西瞬间落地。不管搬了多少时间、多少趟，落地只是在顷刻之间。读者在极短的时间内领略诗人长期锥心泣血辛勤劳作的结晶，受到强烈震动，灵验产生灵感。我这样说着，敬容大姐突然兴奋地站起来，哇，雪川，正是这样。她疾步跑到西墙书橱，找了半天，翻出一本刊物来，又翻动书页。半晌，突然道，在这儿，梵乐希，瓦雷里。是戴望舒一段译文，原话是，“……请注意，哪怕写作一首很短的诗，可能用好几年时间，但这首诗对读者的影响却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几分钟，读者受到的冲击是诗人长达几个月的寻找、期待、耐心和烦躁中积聚起来的发现、对照以及捕捉到的表达方式的结果。他归功于灵感之处远远多于灵感可以带给诗人的东西。”了不得，瓦雷里甚至把唤起这类读者“灵感”的原创过程，视作诗人的职能。“为诗人者……其职能不在于去感觉诗的状态：那是属于个人的事儿。他的职能在于要在别人身上创造这一状态。……将读者变成‘受灵感启示的人’”。

那天，离开敬容先生宣武门窝居上车后，我又想到了赵毅衡回忆文章所记载的当年攻讦九叶诗派的喧嚣行文——“文坛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包括诗人穆旦、袁可嘉、郑敏这些‘乐意在大粪坑做哼哼唧唧的文字和苍蝇’……公然打着‘只要大的目标一致’的旗帜，进行其市侩主义的‘真实感情’”。赵文感慨“四十年代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批评，而如此话语冲着陈敬容而来，要沉得住气真是不容易的事”。他还谈到，“1947年《诗创造》分裂，臧克家与九叶诗人对垒，成为此后几十年……长期争论的先声”（《陈敬容诗文集》）。这些文字记载的事实，恰恰在佐证敬容先生关于新诗成败论有先见之明的上述侃侃而谈。我同时又想到几年前《百年新诗选》座谈中评论家所言那个时代“左翼诗歌”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贬斥，曾几何时，千真万确失态到了何等不堪的地步。可以相信的是，总有那样的欣慰之日，当后来者回顾起历史每一个阶段的记载中，都曾经有过那一幕幕令人悲喜交集的传奇故事，无论诗歌、小说、影视剧，亦无论是美术、音乐，类同九叶诗派横遭莫白沉冤，便是同类也挥舞棍棒、穷追猛打，自以为蒙受恩宠、逍遥自在的高枕无忧之辈，不料一朝醒来，倏然变成胡风集团的喽啰，一样在磋跎岁月里沉沦，一样濒临万劫不复的命运。这或许正是瓦雷里给“现代人”所下的定义——“矛盾的并存状态”，“在文明世界热烈而表面存在的形式中，总有一些毁灭的因素”（《保尔瓦雷里全集》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