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

写作是写意思还是写语言？我认为是后者。

人、社会、时代、历史……没有语言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人通过语言而在。“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早就确立了语言的本体论地位。

言，言说，说，释也、解释说明。（《说文》）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

文是言的载体、物化。“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说文》）“其旨远，其辞文”（《易.系辞下》）“经纬天地曰文”（《左传》）“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

我们用文写作，而不是别的什么语言。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艺，种植。”（《说文》）“艺术就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因此，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海德格尔）

文，中国独有。文明，就是以文照亮。

文意味着对无、对不可知者的象征性转移，表象化，知白守黑、有无相生。以期获得某种冥冥中的“灵晕”（本雅明），与诸神对话，持存一种“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 者”。（陈寅恪）

文的诞生是惊天动地的事件，所以，天雨粟，鬼夜哭。巴别塔再也建不成了。

文天人合一，能指和所指在文中无法分开。其危险只在度的掌控，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就是存在的敞开、此在。文不仅仅是展示个人聪明才智的修辞造句活动，修辞立其诚，这是汉语写作的本具，在世界写作中独一无二。汉语这种古老的写作（种植）被遗忘了—— “写，置物也。”（《说文》）

在以神照亮的世界中，语言只是通神的天梯、工具。世界是作者们写的对象。能指和所指的分裂，令这种写作总是在两极之间摇摆。或者意缔牢结，或者追求所谓纯粹写作，以摆脱意义的困扰、阻滞。是西方写作的根本焦虑。

1 9 世纪以降，繁文缛节，意缔牢结，文垂死。山崩地裂，对文的怀疑开始，之前汉语从未怀疑过“文明”。导致了写作的革命。受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影响的“拿来”式写作，成为汉语写作的主流。一向道法自然、师法造化的、混沌、“篇终接混茫”、“曲径通幽”的文在直线式修辞面前开始自卑，自惭形秽，文声名狼藉。文人成为一个贬义词。“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文体必须界限分明，已经成为一种德性。文不再是一种“种植”“置物”，而是各种壁垒森严的专业修辞技术。

与未来主义不同，道法自然、温故知新是中国文明最古老的真理。

写作就是文，就像文这个字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一样，在名词，它的意思是，写一切。文人就是写一切，司马迁、李白、苏轼都是伟大的例子。文人一词其实统括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记者、画家的身份。在动词，它的含义起源更早，文，错画也。文就是为世界文身。山水诗、山水画都是在为大地文身。诗、文章、绘画、舞蹈、音乐无不源自文身。文是古代萨满教祭祀向书面的一种转移。文就是祭。随物賦形，这个形是不确定的。在一篇文中，即将出现的是随笔、分行的诗、小说、评论或者图像……这是不确定的。

拿来主义到今天，已经越过模仿学习的阶段，拿来就像一种药，开始发生某种始料未及的效果，这种药不再是指向虚无的千禧年，而是开始复苏已经被遗忘的记忆，文转世的时代到来了。就像西方现代主义通过塔希提岛、黑森林之类的地方重新想起希腊。我最近与一位印度作家也谈到此，英国就像一种醒药，提醒了印度自己到底是谁。

汉语是一种大地语言，所以，上善若水，随物赋形。

这意味着写作是文的流动而不是形的凝固。

苏轼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苏轼文集》）

就像汉字书写中各个笔划、构件之间的关系。个人化的手书，笔划（字典）是一套，但永远没有两个字的结构、气韵、场域是一样的。各种断句、碎片、细节、故事、分行、记录、叙述、表达、引文……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条直抵主题、意义的直线，而是辻回，协调、商量，讨论、停顿、尊重…… 随笔而至，最后抵达一种恍兮惚兮、大象无形之境，一个语词的场，一场语词祭祀。“艺术是历史性的，历史性的艺术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艺术发生为诗。诗乃赠予、建基、开端三重意义上的创建。”（海德格尔）“写，置物也。”（《说文》）

“《奥德赛》之所以新颖，是因为它使一个像奥德修斯这样的史诗英雄与‘女巫和巨人、怪物和食人族’斗争，这些处境，属于更古老的传奇类型，其根源是‘古代寓言的世界，甚至原始魔术和萨满教的世界’。按照霍伊贝克的说法《奧德赛》的作者正是通过这手法向我们展示他的真正现代性，使得作者似乎更接近我们。”（《为什么读经典》卡尔维诺）

写作其实不过是一种对语言的回忆。语言的一次次转世。

我以为现代写作其实是一种文的复活。它以复古的假象呈现着真正有效的现代性。

“以文为生”是我最近十年以来的“回到文”的尝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