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深刻揭示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本质原因在于美元是全球最大且占压倒性份额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的净储蓄率太低。对利益相关者该如何共同努力、采取负责任的作法管控好中美经贸关系提出了解决方案。特别是对如何改革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从根本上消除本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出现巨额逆差的原因、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经贸治理结构等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 国际储备货币 管控思路 贸易逆差

作者简介：

郑京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两年多的时间里，中美贸易摩擦一直是影响中美经济和世界经济走势，以及牵动中美资本市场和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因素。在关注贸易摩擦演变过程的同时，理性严谨认真地探讨引发贸易摩擦的本质原因，从根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显得非常重要。相反，如果任性发挥、意气用事，不遵循规律，不按规则出牌，把对方逼到没有退路，就只能导致全是输家而收场。本文对此进行探讨，希望为化解危机提供借鉴。

一、中美经贸关系管控的现状

既然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有效管控中美经贸关系，首先要明确谁是管控者？只有在弄清楚谁是管控者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说清楚如何管控。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或从民主的角度看，管控者应该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全球化的今天，作为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40%左右、排在全球第一第二的两个大国的经贸关系，利益相关者至少包括：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两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包括有关工会组织和行业协会等）、教育科研机构（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智库等）、公司和公民等，上述利益相关者，如公司、教育科研机构等均应该包括跨国或多国公司及机构。鉴于利益相关者众多，要有效地管控好中美经贸关系，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改革创新，遵守规则，形成有效治理模式，促进中美经贸关系持续良性发展。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学理论均已说明，无论什么时代，任何两个经济体在开展双边经贸活动、建立经贸关系之后，均涉及到如何有效管控的问题。农耕社会如此，工业化社会如此，现代化社会亦然。具体到当今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管控，需要一分为二地分析和看待现状。

首先，从总体上看，现行管控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体系和框架是大致可行的，双边经贸关系得到了较好发展。这一体系和框架包括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及其有关规则，中美两国政府及其有关协定，非政府组织、教育科研机构的助力，以及公司和公民们等利益相关方尊重法规，依法依规从事经贸活动。目前，中美两国间庞大而频繁的经贸往来便是最好的证据。2018年，中美两国年货物贸易总额已经达到6300多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约为1300亿美元。截至2018年末，中美两国双向直接投资额累计超过2400亿美元。中国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目前，中国赴美留学生达到年35万人左右，美国来华留学人数约2.5万人，排在世界各国第2位。

其次，必须承认，现行管控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体系和框架也存在一些问题，中美经贸关系确有较大摩擦，需要认真具体分析，努力加以解决。关于中美经贸关系摩擦，来自美国的抱怨和诉求似乎更多些。主要集中在：其一，指责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其二，指责有些中国公司不守规矩。其三，希望中国更多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其四，希望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应强制跨国公司转让技术。其五，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仍有限制。总体上看，美方提出的质疑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太大，对美国不公平。二是中国在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相关规则时，有模糊或违规情况。在这两类问题中，美国经常拿来说事的是前者——巨额贸易逆差问题。近几十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均要提出和强调此问题，本届政府特朗普总统更是在“美国优先”“公平贸易”“重振制造业”等口号下，将此视为头号问题，并作为协商谈判的目标予以明确提出，开出了减少贸易逆差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等“要价”。而另一类问题或其他问题并不形成持续性，相关案例有限或比较模糊。对这类问题，应该针对每个具体问题和案例，在充分沟通、摆明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对话，甚至是国际组织仲裁加以解决。事实上，中国十分重视这些问题，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来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防止相关问题的发生。例如，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近年来已经给予了高度关注，在立法、执法和实际效果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显著进步。中国近年来对技术许可费的支付大幅飙升，居全球第四，扣除一些影响因素后，实际上已达全球第二。对于服务领域对外开放问题，近两年显著进步，金融、养老、医疗、教育、文旅、电信等领域开放步伐加快，市场经济主体——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竞争中性的原则已经确立。改革创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因为外部因素，也是中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以上分析，下面将主要就第一類问题，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揭示其产生的本质原因及管控思路。

二、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质

从理论和历史演变两个角度，分析中美间贸易差额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首先，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规模并不是美国政府和一些媒体宣传的那样严重。扣除全球化等转口贸易、加工贸易、全球价值链等因素，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一并考虑，真实的中国贸易顺差（或美国贸易逆差）并不像单纯的货物贸易数据看起来那样大。其实，2017年，中国对美的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但服务贸易逆差541亿美元，货物与服务贸易之和的顺差只有2217亿美元。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教授《天塌不下来：中美贸易战及未来经济关系》（The ChinaU.S.Trade War and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的分析结论，仅考虑从香港进行转口贸易这一因素，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数据还要减少8.6%。如果再考虑通过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转口贸易（即全球贸易链）的影响，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数据更要减小。

第二，更重要的是，对于本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而言，出现贸易逆差几乎是必然规律。历史数据和经济金融理论均已经证明，全球4～5个本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净额（出口减去进口）一定是逆差。否则，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货币将无法流出。也就是说，贸易逆差几乎是本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家所必须接受的结果和承担的义务，尤其是像美国这样本币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独占鳌头（占全球的2/3）的国家更是如此。表1、表2和图1、图2分别给出了2016年前的美英德日4个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及2016年以后美英德日中5个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有关结果。

表1和图1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即当贵金属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或以贵金属为基础、法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还有可能出现美英德日4个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大国出口之和大于进口之和，即顺差的情况（当时主要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据极小，且未统计）。其主要原因是有贵金属作为抵押物，约束了法币的发行和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但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特别是1976年“牙买加协议”生效，即法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再需要贵金属作为抵押物之后，则无论是美英德日4国，还是美英德日中5国出口之和总是小于进口之和，即总是贸易逆差（中国人民币是2016年才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在仅有货物贸易的1976年至1981年期间，体现为货物贸易逆差，美英德日4国逆差之和累计为1389亿美元，年均232亿美元。自1982年开始有服务贸易统计之后，则表现为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1982年至2016年，美英德日4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之和累计为97962亿美元，年均2799亿美元。

而且，无论是以贵金属（如金银铜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还是与贵金属挂钩的法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时代，因贵金属产量瓶颈，往往会导致全球范围的通缩，影响经贸发展。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本质原因。

具体到美国，因为美元是最大且占压倒性份额的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国的储蓄率又太低，居民储蓄有时甚至是负数，因此，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也就成为必然。其贸易逆差不是相对于中国，就是要相对于其他国家。不可能像特朗普希望和宣称的那样，实现贸易顺差。除非美国自愿放弃美元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世界各国也逐步接受美元退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除非美国能够自觉地提高储蓄率。1945—197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期间，美国总储蓄率是20.1%;1975—1985年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总储蓄率降到了19.2%;1986—2002年广场协议生效、美元相对贬值之后，总储蓄率进一步下降到了16.6%;2003—2010年房地产泡沫形成以及破裂引发金融危机期间，总储蓄率只有13.5%;2009—2010年总储蓄率只有11%左右，比1945—1974年间总储蓄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

也许有人会举德国作为反例，但德国之所以能成为特例，能兼顾二者，德国马克（欧元）既是国际储备货币，德国又能保持贸易顺差，主要原因是，在欧元发行之前，德国的储蓄率比美国高，且德国经济正处在战后重建和恢复阶段，随后又是东西德合并，融合建设任务也很重，致使德国马克的国际储备份额比美元低得多。例如，1970年第4季度，德国马克占国际储备的份额为1.9%，美元为84.9%;到了1980年第4季度，二者占比分别为12.9%和57.9%;1998年第4季度分别为13.9%和69.3%。1999年进入欧元时代之后，上述因素虽有弱化，但欧元与美元占国际储备的份额依然悬殊。例如，1999年第4季度欧元与美元占国际储备的份额分别为17.9%和71%;到2017年第4季度，也才分别为20.2%和62.7%。而且，由于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对区外的贸易是基本平衡或偶尔逆差（符合上述规律），也让欧元区的主要经济体——德国可以继续维持巨额贸易顺差，而并未对国际储备供给与需求带来突出矛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而言，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该国（包括该国消费者在内）的一种福利或红利，相当于借顺差国的资源进行消费和投资。在全球经济整体呈现通货膨胀的今天，这是再划算不过的事。此外，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且占比高的优势，经常通过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帮助本国摆脱金融危机。例如，在始于2008年的这一轮金融危机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采用了数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摆脱金融危机起到重要作用。总之，国际储备货币的“铸币税”还是很实惠的，美国现在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当然，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一旦出现信用危机，对本国经济的打击也是巨大的。日本经济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的大幅度下滑，便是很好的例证。

因此，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客观对待巨额贸易逆差，看清问题的本质。要么彻底放弃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提高“两率”——储蓄率和劳动生产率，减少进口，扩大出口;要么维持现状，认真管控好美元过量發行和美国长期大规模负债可能出现的风险。不应得了便宜还卖乖，总拿所谓巨额贸易逆差说事。世界各国面对享有国际储备货币“铸币税”的美国不抱怨就不错了。当然，从全球经济发展计，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少数国家的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带来的问题，关键还要靠深化国际金融改革。

三、解决问题的出路

有效管控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中美两国关切的经贸问题的总体思路，只能是多方合作、共同发力、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互惠良性发展。多元利益主体应通过讨论逐步认清中美经贸关系的两种结局：斗则两伤，搅动世界;合则两利，福及全球。从战略高度，采取一切措施积极推动两国的经贸发展和全球的经贸发展，进而促进两国和全球的经济发展，用发展来解决面临的问题。中美双方则更应加大信任，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等自由贸易规则，让市场的力量决定经贸结果，不进行或少进行人为干预。双方要加强协商，用沟通消除误解和隔阂，互信互谅解决矛盾。不能动辄以制裁相威胁。全球化的今天，贸易战的双方都将是输者。利益相关方则要采取与自身地位相符的措施，承担起维护好中美乃至全球经贸关系良性发展的责任。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深化国际金融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少数国家的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带来的问题，特别是贸易逆差问题。如果美国等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真的认为长期贸易逆差吃了亏，唯一的出路是改革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实际上，在2008年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治理过程中，国际社会对于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容易因巨额贸易逆差引发贸易摩擦、影响有关国家安全，以及本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家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夺等一系列问题，已经颇有微词，并初步形成了有关改革共识。为国际经贸长期稳定发展计，也确实应该对国际储备货币体制进行改革。改革有以下两个主要方向：一是探讨如何合成一个切合实际的国际储备货币。主要思路是通过市场竞争筛选出几种主权货币，并在加强平衡与监管等基础上，通过加权平均方法合成一个综合性国际储备货币，即用一篮子货币或类似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并对于这一综合性国际储备货币进行的必要约束和管制。加强平衡与监管的方式很多，可以具体讨论。但无论何种方法，实际上最终要落实到对这几种主权货币进行的必要约束和管制。比方说，要求这几种主权货币的发行要透明;货币发行量要经过一定的国际审议机制批准;或者要与某些贵金属做一定程度的挂钩等等。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会使这几个国家让渡一些货币政策的主权。但这既是对这几个国家享受国际储备货币“铸币税”的一种平衡和约束，避免无约束滥发货币，侵占它国利益;也可以防止过去那种由于金本位体制带来的通缩。具体的实施机构，国际社会可以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实施上述平衡与监管。这一思路既保留了现行主权货币通过市场竞争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点，又可以限制其不足。比凭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更容易实现。二是要注意充分借鉴和利用最新金融科技成果，如区块链等金融创新工具，待条件成熟，可以构建一个虚拟国际储备货币，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对主权货币的依赖与影响。

第二，积极推动全球经贸关系治理框架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国家或经济实体之间经贸关系的基本治理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并一直在运行。这就是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相关规则为主干，以地区贸易协议和国家间贸易协议为补充的全球经贸关系管控机制。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管控本不该是问题。但现在既然成了问题，事实上，不仅是中美之间，美欧之间、美日之间的经贸关系管控也出现了问题。这说明，一方面，既有框架已经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如服务贸易问题、跨境电子商务问题、投资便利化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决策与监督机制运行效率不高问题、仲裁机制的产生与运行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可能是有利益相关方没有很好地遵守现有框架。而现实情况应该是上述两个方面兼而有之。关于前者，可以通过改革创新完善现有机制来解决问题。关于后者，应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进行讨论分析、协商，甚至是通过国际组织的仲裁机制加以解决。而不应该置现有机制不顾，倒退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试图通过单方面地采取打贸易战、经贸制裁等粗暴形式来解决问题。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后者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只能是既损人又不利己，其他各国也会因世界经济发展减缓而间接受到负面影响。

第三，中美两国政府层面，要平等理性坦诚地沟通交流，协商谈判，消除误会，解决纷争。目前情况下，中美两国政府在有效管控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中具有无法替代的中心主导作用。平等理性坦诚地沟通交流，协商谈判，是惟一有效的消除误会，解决纷争的管控方式。隔空喊话、吵骂，自说自话，甚至不惜采取加征关税、封锁制裁等单边主义的做法，不仅无法解决问题，相反只能是将自己置于两难之地。最终引发双方的贸易战，导致双输结果。因为，其一，中美两国的体量相当。美国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是1：0.7;而1985年美日签署广场协议时二者GDP之比仅为1：0.3。其二，中国的消费品市场巨大，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其三，中国工业体系比美国要完备，更能抗压。其四，经过几轮全球化后的今天，中美两国与全球各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例如，美国苹果公司的利润60%来自中国，美国高通公司的利润50%来自中国。

第四，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应积极行动，发挥更大作用。一是要维护现有规则的严肃性，依规公正处理中美两国经贸纠纷。二是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建立健全有关规则。如决策和运行机制应更加注重效率，不能使全球机制成为“清谈馆”，导致许多重大问题议而难决。又如信息化时代的服务贸易问题、跨境电子商务问题、投资便利化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均可通过对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全球管控机制的改革创新、对现有全球经贸控管规则的补充和完善加以覆盖与规范。

第五，各国的企业、非政府组织（NGO）、教育科研机构、普通公民都应从各自所处的位置，从国家整体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来处理和管控中美经贸关系，要当促进发展国家间经贸关系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就各国的企业而言，均应做到依法合规经营，努力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各项规则，充分享受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就各国的行业（工会）组织及相关的NGO而言，首先应提高认识，保护本组织成员的合法利益而进行斗争。目的不是要破坏国际经贸往来，降低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而是要通过斗争让本国政府运用财税等再分配调节手段，使本组织利益受损群体得到补偿，让整个国家帮助这些受损行业的企业和工人渡过难关，重新发展。例如，加大向利益受损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资金补贴、转岗培训及再就业机会等，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至少保证其生活水准维持在应有的水平，以共享自由贸易带来的整体利益红利。就好比在汽车淘汰马车的年代，我们（包括政府和行业组织）无法也不应该阻止汽车产业进入自己的国度，并得到蓬勃发展。而只能通过对马车行业的从业者施以援手，让其渡过转轨或转行的难关。这正是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正常轨迹，正是市场经济规律所在，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就教育科研机构而言，要持之以恒地认真当好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知识的普及者。要通过专业人士的努力，利用各种有效的科普方法，尽量让大众，特别是决策者明白，如何做才能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即使对于特朗普先生这种较为固执，很难听进不同意见和建议的决策者，也还是需要我们专业人士共同努力，把道理说清说透。最后，就愿意参与讨论和管控国与国之间经贸关系的普通民众而言，一定要学习了解国与国之间发展经贸关系的利弊得失，看清问题本质，不被少数利益集团所误导，通过规范自身的言行，通过手中的选票，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总之，我们希望各利益相关方均能认真积极地对待中美经贸关系，共同努力管控好中美经贸关系，为各利益相关方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促进中美经济和全球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

4.Lawrence J.Lau，The ChinaU.S.Trade War and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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