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慧

距离北宋熙宁变法，已经过去整整950年。

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初期，中国南方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酝酿着持续性的战争。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要长期对抗畜牧为主的草原文明，气候，双方领导者的视野，以及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都成为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

北宋一扫五代十国的割据乱象，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聚拢。然而统一计划完成之后，赵宋王朝也为自己埋下了治理上的雷区。军事、财政、组织上的积弊，终于等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史称熙宁变法。

在今日，遥远的熙宁变法依然值得讨论的原因在于，透过历史的幽暗缝隙，这一段中国历史有助于今人理解改革中的错综关系，理解知识分子在改革中的意义。

北京的西直门地区常年人潮汹涌，有“首堵”之称。今人多不清楚，宋太宗赵光义曾在此惨败于辽国，“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史称高粱河之战。

宋太宗三次出兵攻辽，均是先胜后败，在外围和侧翼作战时，宋军多有胜利，而一旦主力移师深入，便遭到辽军的痛击。辽军虽胜，却一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反攻。

其时，在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的经营下，辽的经济开发多有进步。耶律德光得燕云十六州，分为南北两部，在北方沿袭了部落组织结构统辖州县，在南方（长城以南地带）则以中国式的官僚机构主持丁赋。“全民皆兵”使辽的战时编制和平时编制十分接近，人人皆能马战，并自给自足。

但是，1004年时，大名鼎鼎的萧太后指挥辽军深入宋境700余里，却依然没能拿下对方的重镇—任丘、保定、河间、沧州。因此，澶渊之盟是地缘均势的结果，东亚大陆上的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一度保持住了力量上的平衡。

平衡十分脆弱。北宋疆域狭小，强敌环伺。东北有女真，北方有辽，西北有西夏，西有吐蕃，西南有大理，整个国土基本在海河、雁门关、湟水、岷山和大渡河围成的范围之内。长期的文明争夺战之中，已经隐隐暗示了后来的大危机，即使是日本的“满洲国”野心，依然没有脱离这一大的历史动态范畴。

宋朝号称“中央集权”。宋太祖赵光胤最看重军制和财政。军备上，中央统领的叫“禁军”，各州镇之兵叫“厢军”，地方防守叫“乡兵”。中央会向各州镇抽调强壮兵卒，各州镇有招募身材健硕者进行训练的责任，等训练成熟，兵员就可以补入禁军。禁军会輪流派遣到各地驻守。

财政方面，地方收入分为“上供”“送使”和“留州”三个部门。“使”就是运转使，将各地财物输送中央。《宋史》的“食货志”云：“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政府也沿袭五代体制，枢密院主军事，盐铁、户部、度支三司管理财政。宋以文人任州县长官为特色，改变了唐末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员的习惯，考试制度采取3年循环制。

这些举措都使宋的经济较大增长。宋在茶矾盐酒上的收入，前无古人。政府大量铸钱，从宋太祖就已经开始，后来叠加到一年五百万贯的数量。两年的铸钱数，就超过明代276年的铸钱总和。宋的矿产开发也打破纪录，北宋都城汴梁家家烧煤做饭，而不是烧柴。而且，北宋以汴梁（开封）为国都，南宋以临安（杭州）为国都，都是看重水路交通的便利，反而没有考虑到国防的需要。

北宋士人将现实的困境总结为“冗兵”“冗官”和“冗费”。三者互相勾连，为北宋留下了“积贫积弱”的长久局面。

然而，宋留下的矛盾依然令今日的历史学家费解：军事家作为开创者立下基业，始终关注国防与军事，偏偏军事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一个主要朝代，常常挨打;国库充实，民间经济繁荣，已经出现市场经济，丝茶瓷漆无不享誉世界，却没给王朝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领导者重实际而轻空谈，而宋一代诞生了最多的哲学家和文艺家;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竟然对人口和物资都做不到有效的动员。

北宋士人将现实的困境总结为“冗兵”“冗官”和“冗费”。由于边疆形势严峻，宋初实行了“养兵”政策，军事机构迅速膨胀。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兵将互不熟悉，将领频繁轮调。为了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宋真宗时，朝廷几乎每天都要发布“任命”的詔令。同时，科举大兴，恩荫制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使整个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而军人、官员的增加，导致财政支出的增加，使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又形成了“冗费”。三者互相勾连，为北宋留下了“积贫积弱”的长久局面。

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宋神宗赵顼启用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类似于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立新法，推行改革，不仅仅是震动朝野的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节点。

王安石出名很早。“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虽然只做到地方官，但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韩绛等高官都对他推崇有加。不过，除了韩绛，其他人后来都变成了王安石的“政敌 ”。

王安石性格狷介，人送外号“拗相公”。他曾给宋仁宗写“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剖白自己的改革主张。仁宗请王安石和其他大臣钓鱼，其他人欣然前往，只有王安石坐在桌前，若有所思地把一盘鱼饵吃个精光。据说仁宗曾打算委他以重任，“吃鱼饵”一事之后，不了了之。

宋神宗雄心勃勃，1067年嗣位之初，就安排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6个月后调任翰林学士，有意让他作“御前顾问”。对外，神宗渴望收复辽和西夏占领的土地;对内，神宗期待国富民强，革除弊习。因此，只有他能对王安石身上跑来跑去的虱子一笑视之，二人共同秉持富国强兵的宗旨，开启了历经十五年的大变法时代。

王安石的措施分“富国之法”和“强兵之法”。“富国之法”主要关注财政和税收。“青苗法”规定，在每年2月、5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募役法”规定，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免疫钱”。“方田均税法”规定在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农田水利法”规定，兴修水利的费用由当地民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也可以向州县政府贷款。

“市易法”规定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均输法”设立运转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求，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强兵之法”包含了“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和“军器监法”，希望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士兵素质和战备储备。

总体说来，“富国之法”和“强兵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加政府收入，减少对农民的盘剥，限制富商巨贾控制市场，同时降低政府的支出。这一经济思想已经和今人的眼光十分接近。“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其实不外乎是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商业化、信用化。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时，强调新法“不加赋而国用足”，先用政府资本刺激商品生产和流通。一旦经济总量扩大，即使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依然会增加。

但是，新法的执行与理想的设计相去甚远。如青苗法的实行，贫困民户极少自愿贷款，实际多是地方官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再逐家派定数目，地方官员担心贫下户无力偿还，为了保障秋后全部收回本息，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对贫困农民毫无益处。而且，青苗法收取利息二分，这20%的数目也绝非平民所能承担。有些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资金放贷，却仍然要求农民在田赋中增加利息，向上级政府缴纳。

均输法里的“徙贵就贱”指的是在灾荒歉收地区征收资金，去物产丰饶的地区购买物资上缴，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各地定额输送钱粮。“用近易远”指的是选择交通距离短的地方购买物资，节约成本。但是，本来由市场调配的资源，彻底变成了官方垄断，政府“失信于民”，民众的负担不断加重，运转使则成了肥差……种种情形，不一而足。

新法遭遇了官员的猛烈抨击。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人纷纷批评“苛政”祸国殃民，他们形成了“反改革派”或“保守派”，不断上书恳请神宗中止变法。苏轼明言“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公元11世纪，窘迫的交通、通信、统计和法律等条件，是这场改革理想崇高、而现实受限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变法的实质充满了“党同伐异”的道德色彩。

中国的改革的灵活性，在于极少以“左”“右”两个极端为目标，但它的困境在于，左右之间倾向的尺度究竟该进行到何种程度，当政者往往各执一词。

11世纪的中国，已然感受到了某些“现代化”的压力。宋太宗时代的军用雨衣、帐篷，“好几万段”都在仓库里霉烂。神宗时期，32个内殿库房里堆满丝绢，不得不再建20个库房。如此庞大的物资，不仅急需和民间市场进行交换，更急需以高效的流通方式和统计技术来进行管理，同时，民间经济也应得以壮大成熟，反过来助力政府的财政和軍事发展。欧洲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都经过了类似的阶段。

今人常常慨叹，王安石差一点把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提早1000年。

然而，从西欧的历史来看，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发展要素，都没能在宋神宗时代出现：一个竞争性的体系的形成，获得特许的城镇和独立/半独立的城市的出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技术能力的提升，以及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哲学及新兴宗教的兴起。

北宋一朝，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管财，而整个社会的财富、数字完全无从对应和核实，社会没有普遍的中层机构，下面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无论王安石如何聪颖过人、格局远大，终跳不出所处的矛盾现实。

熙宁变法的失败证明，即使是政治较为开明、文化更为开放、技术进步加速的宋朝，“现代化”进程也无从开展。只不过是“版宇恢拓、户口滋繁”的治世，在王朝历史中的不断往复—宋、元、明、清都一再出现。

熙宁变法的失败证明，即使是政治较为开明、文化更为开放、技术进步加速的宋朝，“现代化”进程也无从开展。

王安石的政敌们，虽然指责神宗和王安石破坏了“祖宗之法”，但也均从不同的角度呼吁改革，对“祖宗之法”进行调整，只不过他们的批评暗含了一种道德化的语境：祖宗的法则不能被颠覆，更不能被推翻。

王安石与政敌共享着一个制度性的前提：“为与士大夫治天下。”这是宋初给予知识分子的特殊信任，使得知识分子的才识、能力和魅力得到了更大的张扬。“党爭”甚至留下了几篇佳话，如因讽刺新政几乎丧命的苏轼，与退隐的王安石相会，饮酒作诗，表达了对对方的赏识。

王安石去世后，苏轼作《王安石赠太傅》，赞美之辞溢于言表：“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晚清改革家梁启超专门做《王荆公传》，以呼应“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变法气概。作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君主立宪等重大事件的推动者，梁启超为王安石辩护的同时，其实也是为他所身处的改革洪流辩护。

20世纪70年代初，熙宁变法被放置在“儒法斗争”的框架下。王安石被认为是“法家”的代表，具有进步性，而司马光等人具有捍卫孔孟的“反动性”。自改革开放以来，“熙宁变法”几成“显学”，王安石又成为改革的代表人物，有人开玩笑称“很多‘右派’都得以平反，只有司马光还没平反”。

回望950年前，中国的制度压力，依然是亚洲大陆的两种文明交战的产物。它的政治体制既要聚拢亿万农民，又要对抗虎视眈眈、高度军事化的草原骑兵，在技术条件极其恶劣的形势下，不得不保证一个大体上的数量整合，而无法从根本上提高效率，更无法利用灵活的民间组织和商业组织来增强政府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