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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蚊子68年的“爱恨情仇”

2019-09-10严勇何春好秦晴

新华月报 2019年19期
关键词:蚊虫疟疾标本

严勇 何春好 秦晴

“蚊子很毒,靠叮人传播疾病;蚊子又很可爱,画出来后美得很!”对于这个打了60多年交道的“老伙计”,董学书如此评价。

世界上有3000多种蚊子,中国占了400余种。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成了它们“理想”的滋生地,种类达到300多种。在这数百种蚊子中,有8种是云南疟疾传播的主要媒介。

从蚊种调查、标本采集,到养蚊子、画蚊子……上世纪60年代以来,董学书就一直在从事蚊虫分类研究事业;83岁高龄的他,在退休后的23年时间里,依然坚守工作岗位,与蚊子“不离不弃”。

放好玻片、调准焦距,一边瞄着显微镜,一边握笔作画……在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一间办公室里,董老正埋着头画蚊子。

落笔之前,董老对着显微镜反复比对标本。为了减少偏差,他特意挪开风扇,整个办公室里只听得见笔落在纸上沙沙的声音。

1996年,董老光荣退休。可办理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办公室又出现了他瘦小而忙碌的身影,查找文献资料、制作蚊虫标本、讲解蚊虫分类鉴别……

“跟蚊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停下来反而不习惯。”董老说。

因检索图的需要,画蚊子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做蚊虫分类鉴别研究,还得靠那一幅幅图。”董老说,雄蚊尾器作为蚊种的主要鉴别特征,必须一点一点描摹出来,容不得半点马虎。

对于没学过画画的董老来说,画蚊子的过程极其艰辛。蚊子尾器有很多细微的部分,毛发长短、粗细、斑点大小都得在检索图上清楚呈现。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断调节焦距,反复比对标本。“一横就是一横,一点就是一点,错了就会误导别人。”

有时,因为一个小差错,董老要画上很多次。摸索到经验之后,他先作草图,画出大致轮廓之后再慢慢补充细节。错了的部分若不影响鉴别,就拿刀片轻轻刮掉;偏差较大的地方只能作废重新下笔。

遇到复杂的一幅图,董老要花上3到5天时间。当天画不完的部分,他还会一个人来到办公室加班,图画好了回家才能睡得踏实。

日复一日,董老的蚊子越画越顺,也越画越好。不过,因为长期埋头工作,他的颈椎出了问题。一回到家,脖子总是会有些难受。可第二天,他又会准时出現在显微镜前。

2010年,耗费近6年时间的《云南蚊类志(上卷)》正式出版。2400余幅有关蚊虫尾器的“工笔画”如同镌刻一般,过来交流学习的外国专家对此惊讶不已,争着抢着要把书带回去。

有一天,董老从外国文献上得知了雌蚊尾器也可用来鉴别蚊种,极度兴奋的他又开始了全新的研究工作。

亲友曾多次喊他出去旅游,董老却放不下手头的工作。近年来,为了防治登革热,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覆蚊的研究上。相关成果《中国覆蚊属》将于今年国庆节前后出版。

画图之前需要有成套的蚊虫标本,包括幼虫和成蚊。没有标本,蚊媒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大多数蚊子都是分布在野外,踪迹难寻。

云南地理气候特殊,生物多样性丰富,是我国蚊类区系和物种分布的核心地带,也是蚊媒传染病较多的省份。每年3到11月,到了蚊虫出没的季节,董老会深入到偏远荒僻的村寨,开展蚊种调查,足迹遍布云南12个州市,近60个县。

云南低到70多米的河谷地带,高到2000多米的高寒山区,蚊虫都有可能滋生。这对研究传染病昆虫出身的董老来说,无疑就是一个最大的“矿藏”。每年刚开春,他就和同事们去野外采集标本,一去便是大半年,到蚊子越冬了才回来。

一个铁瓢,配上长短不一的木柄、一个可折叠的扫网、一个普通的吸蚊管、一些废弃不用的塑料瓶——这是他们传承多年用来采集蚊虫标本的“特殊装备”。

将装备收拾齐全,放进一个布袋里,随手往背上一甩,董老便开始了他的标本采集之旅。走在路上,锅碗瓢盆叮当作响,路人甚至以为他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头。

来回路上全靠一双脚,一根扁担挑两头:左边挂着工具箱,右边担着行李和口粮,累了就只能换换肩。最宝贝的东西就是显微镜了,董老里三层外三层地保管着。

竹林砍伐之后,留下一个个竹筒,下过雨之后存有积水,这成了蚊子幼虫的栖息地,随便拿个瓢一舀,就能采集到标本。然而,对于某些生长在树洞里的蚊子,过程就会变得困难。除了要学会爬树,董老有时还得就地取材,砍上几根木头,用藤条搭一个简单的梯子往上爬。

蚊子交配时,会采取“群舞”的方式,这是抓捕成蚊的最佳时间。进网之后,轻轻一折叠,就封住了出口。董老就拿吸蚊管把它们一一吸进来。装了几只后,他取出来放进塑料瓶,防止蚊子因乱撞而导致标本受损。

“蚊子它会飞呀,不好抓,但是又想要,急得心痒痒。”董老说,碰到不太好抓的蚊子,只能再等合适时机。

可有时候,蚊子没抓着多少,倒遇着了毒蛇猛兽。

上世纪70年代,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一个村子,董老正在一片草丛附近采集标本。突然,地上冒出一条眼镜王蛇,和他的个头一般高。董老吓得一动不动,本想挪动步子往后跑,没想到又被一条母蛇堵住了退路,当时前后夹击的距离仅有几米远。

所幸,没过几分钟,母蛇就往草丛下钻了过去。看准了机会,董老一个箭步往回跑,才算躲过了毒蛇的攻击。“当时直冒冷汗,想想还是有些后怕。”他说。

采集标本时,蛇是来回途中的“常客”。竹叶青喜欢攀爬在竹子上,最不容易发现,可每天都要碰上好几次。为了和毒蛇作斗争,董老还专门去买了一本书。

边境线上丛林高密,人烟稀少,一到晚上常有野兽出没。为了采集标本,他们又不得不冒这个险。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董老和同事还会撞见一双双“发亮”的眼睛,不是下山的黑熊就是围猎的豺狼。

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董老没有后退半步。他告诉记者,标本采集工作很辛苦,但很有意义,需要一直延续下去。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共收集了上万套蚊子标本,其中有发现的蚊虫新种26种,中国新记录种20余种,成为国内最大的蚊类标本馆之一,为蚊媒传染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那个外出求学的农村娃,怎么会想到自己竟会和讨厌的蚊子打上一辈子交道?

1951年,15岁的董学书进入贵阳医学院(今贵州医科大学)学习,师从我国著名医学昆虫学家孟庆华教授。读书时,因为学的是传染病昆虫专业,跳蚤、虱子、蚊子成了他的研究对象。

三年后,董学书分配到原云南省卫生防疫站工作。因为疟疾防治的需要,工作刚满两年,他就来到了当时疟疾发病较为严重的县区之一——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2001年改为“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开始筹建。当时条件艰苦,一间废弃的土坯房,用几块木头搭起的办公桌,就成了他们的工作场所。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用董老的话来说,传染疾病的蚊子就是他们要对付的敌人,想打一场漂亮的战役,就得先把对方的底细摸清楚。

年纪轻轻就投身到疟疾防治前线,那一年,他刚好20岁。

疟疾俗称“发摆子”,是由疟原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传染病,主要由受感染的按蚊叮咬或经输血感染,最初症状有发热、发冷、头痛和寒战等。

“发冷时,盖几床被子都不行,牙齿还抖个不停。”时隔多年,董老依然记得初次见到疟疾患者时的场景。

当时,防蚊灭蚊是防控疟疾的关键措施。可在勐海这个小县城,按蚊就多达50余种,找出主要的传播媒介成了当务之急。“蚊子控制住了,传播的链条也就断了。”董老解释。

蚊子在哪,他们的工作地点就在哪。有人专门跑老百姓的卧室,有人负责跑猪圈牛棚。每个星期定时定点抓蚊子,每次15分钟,早晚各一次。

当地傣族人聚居的村落,原来多是二层竹楼,上面住人,下面养牲畜,一到夏天就容易滋生蚊子。

天一黑,董老就带着设备来到猪圈牛棚跟前。臭气熏天的味道不好闻,但因为蚊子多,董老反而很“喜欢”。

捕蚊的过程很简单,卷起裤脚露出大腿直接诱敌。没几分钟,腿上就招来了很多蚊子。这时,他就会小心翼翼地拿一根吸蚊管把它们吸进来,存放在随身携带的玻璃瓶里。

没想到的是,猪圈牛棚都进得去,他們却被挡在了老百姓的卧室外。

按照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陌生人不能随便进出卧室,翻找里面的瓶瓶罐罐,并喷洒杀虫剂更是不可能。“敌人就在那儿,我们却攻不进去。”董老苦笑着回忆。

硬闯不行,他们只好去求助村里的“头人”。道理讲通后,灭蚊工作顺利了很多。

收集到标本后,蚊种分类鉴定工作就在这间土坯房里进行,通过解剖蚊虫,看其唾液腺是否存在疟原虫。如此循环往复,两年时间下来,他们得出了当地蚊种分布的季节消长规律,并确定了当地传媒疟疾的媒介蚊种为微小按蚊。

“有些蚊子晚上才出来,白天在睡觉;有的半夜叮人,凌晨2点左右就得格外注意。”董老说,清楚了它们的生活习性和嗜血特点,通过喷洒农药或者挂上浸泡过药的蚊帐,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疟疾。

为了引导当地群众灭蚊防疟,下乡时,他们还会背着一个药箱,备上些治疗头疼脑热的常见药,免费给老百姓看病,有时还会带上一些小礼品。

通过几年的蚊种调查和培训指导,基层卫生组织在当地也逐渐建立起来。“要开展疟疾防治,光靠那么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得发动群众。”他说。

对于搞蚊虫研究的人来说,为了获得更多的实验蚊种,有一项工作必须做好——养蚊子。

“要让它们成为可以生产的商品,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董老解释。

一开始得少吃多餐,早中晚各一次;随后逐渐加大食量,并减少次数……每天,只要一有时间,董老就会跑去他的养蚊室,给幼虫喂上一点碾碎的鱼饲料。“不能放太多,要不然会形成一层油膜,导致幼虫窒息。”他边说边喂食。

用不了几天,精心呵护下的幼虫就会长成成蚊,可光养大了还不行,得让它们自然繁殖并传宗接代。

雌蚊繁衍之前必须吸血,但嗜血习性“因蚊而异”,得花时间慢慢驯化。长期吸人血的蚊子刚开始不会去吸动物血,为此,董老干脆伸胳膊进去给它们叮咬,只为让它们饱餐一顿。过不了一会,他的胳膊上就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包。

老让它叮人不是长久之计,小白鼠后来被派上了用场。不过,碰到特别“挑食”的蚊子,董老自有一套办法:使劲饿它。“不吃没关系,饿上几天就好了。”

好不容易改变了蚊子的嗜血习性,可自然交配又让他犯了难。和其他蚊种不一样,按蚊需在空中“群舞”的状态下完成自然交配。但长期待在蚊笼的蚊子,怎么也“群舞”不起来。

董老整天待在养蚊室里,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心急的时候,他就用手使劲拍打蚊笼。蚊子受到惊吓,四处乱飞。这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

“雄蚊飞起来后会发出一种声音,雌蚊也就收到了交配的信号。”董老后来尝试把蚊笼加大,“群舞”的效果愈加明显,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微小按蚊的成功驯化历时两年,如今,很多蚊种不再需要去野外采集,养蚊室里就能源源不断地供应,蚊媒传染病的相关研究也就有了保障。

见证了驯化的整个过程,董学书深知其中的不易。为了不让一只蚊子飞走,他特意在养蚊室里安了三道纱窗门。

生命不息,斗蚊不止。董老和蚊子整整纠缠了68年。

“蚊子是一种可以变异的昆虫。蚊虫研究事业绝对不能丢,还要长期做下去。”这是他经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

根据《全国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年-2020年)》,到2020年,全国要实现消除疟疾目标。然而,云南毗邻的东南亚国家是疟疾高度流行区,须重点防控境外疟疾输入再传播。

为此,董老的蚊虫研究范围又拓展到了与云南接壤的几个东南亚国家。“如果身体还允许,我希望再用个几年时间把这些地方的媒介蚊种调查清楚。”

如今,一到周末,董老还会乘公交车出去采标本。学生外出的时候,也会被他要求带蚊子回来。“妇女节活动那天,我就按照老师的吩咐,背着采蚊子的瓶瓶罐罐出发了。”学生吴林波苦笑着说。

平时忙于工作,董老很少有机会回家。父母过世的时候,忙着野外调查的他都没能及时赶回去。今年年初时,董老特意带着全家人回老家待了几天。儿时的房屋早已变了模样,可外出求学时的初心却还在心头激荡。

他一直记得,离家时,父亲曾说了一句话:你去外面做点事情。

如今,大半辈子过去,正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他总算是做成了一件事。

(摘自7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均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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