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规矩固然重要，执行规矩更为重要。以“六条规定”为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不仅制定此规矩，更是一贯带头执行这一规矩。

不做寿。1947年“十二月会议”期间，恰逢毛泽东54周岁生日，与会的同志说：“我们正赶上吃你的寿面了。”毛泽东不得不像往年一样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他说，延安都丢了，还祝什么寿？又说，战争期间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我一个人祝寿，太不近人情；再则部队和群众都缺粮食吃，搞祝寿活动，这不是让我脱离群众吗？我才50多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即使全国胜利了，也不要祝寿。1948年，“五大书记”齐聚西柏坡，毛泽东55周岁生日临近时，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又开始以“改善伙食”的名义张罗着给毛泽东做寿，毛泽东以“影响不好”为由加以拒绝，他说，“希望今后再也不要给党的领导人过生日祝寿，这样影响不好”。可能觉得这样说力度还不够，于是又强调，“这要定为制度，谁也不能违反”。

不送礼。毛泽东将“不送礼”作为一条规矩，主要是针对党内“慷公家之慨”的送礼行为，担心公款性质的“礼尚往来”会助长攀比之风、享乐之风、奢靡之风，会让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甚至腐化堕落。彭德怀就极端讨厌“慷公家之慨”的请客送礼，对那种连吃带拿的腐朽作风更是深恶痛绝。他曾批评那些爱请客送礼的人说：“什么你请客？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

少敬酒。毛泽东个人是反对喝酒的，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喝酒会误事，不能喝的人最好不要喝，能喝的最好少喝”。但是，“无酒不成席”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多数人都曾难逃被迫喝酒的情况，连毛泽东也不例外。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偶遇三弟毛泽覃，毛泽覃提出共饮一杯酒，毛泽东却道：“喝酒误事，请你自便。”1949年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曾经提出要与毛泽东比酒量，毛泽东以辣椒反击，提议每喝一杯酒吃一个红辣椒，米高扬招架不住，最终毛泽东只喝了两杯白酒了事。“欲饮自便、不饮莫劝”，这是毛泽东喜欢的饮酒方式。毛泽东反对饮酒，除了自身确实不能喝酒也不喜欢喝酒之外，更主要的是反对胡吃海喝、铺张浪费，甚至借摆酒席大肆敛财的腐败行为。饮酒伤身事小，对社会风气的败坏事大。

少拍掌。少拍掌，说的不仅仅是拍掌的问题，而是改进文风、会风和工作作风的大问题，反对的是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说坏、说成绩不说不足、说假话空话不说真话实话等问题，反对的是虚张声势、好大喜功、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夸张仪式。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听说保定要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随后周恩来也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周恩来还在电报中特别强调：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24日下午，车队到达河北涿县，当天晚上研究进北京城的仪式问题时，不少同志认为，既然是胜利之师，入城就该有些气派，至少应是锣鼓喧天，各路人马夹道相迎，以壮中国革命之声势。但毛泽东坚持“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少拍掌”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的尊重，是對党的群众路线的坚守。

不以人名作地名。当时，世界各国出现了很多以国家领导人命名的地名，如“华盛顿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等，党内也有不少人提议以毛泽东等领袖的名字命名城市，均遭到毛泽东的反对。而且，毛泽东对“以人名作地名”非常敏感，态度也一直非常坚决。1946年6月18日，《新华日报》在“批评与建议”栏目发表了徐竟的《革命领袖与烈士的名字不能乱用》一文，文中指出：“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机关，不慎重考虑纪念先烈及尊重革命领袖的伟大精神，而只局限于表面的纪念，随便应用革命领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称……这样将先烈和革命领袖的名字混用起来，使很多群众分不清。”其实，“分不清”倒是个小问题，毛泽东更担心的是“以人名作地名”会诱发个人崇拜。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不以人名作地名”从此正式上升到国家法规的高度。

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其中还有着一段故事。早在1944年春，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了一篇编者序言，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对我也上了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1948年秋，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建议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1949年春，毛泽东又强调，“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不仅及时“立规矩”，而且率先垂范，带头守规矩，从而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在此，我们从以下几则故事中可见一斑。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到西柏坡后，他与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恋爱了。毛泽东对这件事是赞成的。但当27岁的毛岸英找父亲提出要结婚时，毛泽东得知刘思齐还差几个月才满18周岁，并没有同意儿子马上结婚，而是说要等到刘思齐满18周岁才行。毛岸英对此有些不高兴，毛泽东批评了他。毛岸英说：“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毛泽东说：“你找谁结婚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毛岸英嘟囔道：“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毛泽东生气了，毫不留情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再说一遍，思齐不满18周岁，你们就不能结婚！这是我们党制定的婚姻大法，你必须遵守！”

直到一年后的1949年10月，毛岸英和刘思齐才结了婚。婚礼上，只准备了一桌饭。新婚夫妇没做新衣服，穿的都是平常的衣服。毛泽东仅送了儿子一件礼物——一件他穿过的呢子大衣，还风趣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们，这件大衣，晚上可以当被子盖，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

父母之爱子，当为其计深远。领袖们把对子女的爱，重点放在了他们的健康成长上，而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铺就坦途。

1948年秋天，朱琦和妻子赵力平到西柏坡看望父亲朱德和康克清妈妈。当时，一部分部队的同志要转到地方工作。朱琦告诉父亲，他回去后将要转到地方铁路部门工作。朱德听后说：“你们都是党员，转到地方后，一定要听从组织安排。你们对地方工作不熟悉，要从头学起。”朱琦牢记父亲的话，开始在石家庄铁路局机务段当练习生，学司炉、学司机，后来当了火车副司机。全国解放后，他仍然留在石家庄铁路局工作，担任火车司机。1953年，朱琦执行一次任务后，领导通知“首长要接见”，他连工作服也没换就直奔接待室，但怎么也没想到，接见他的首长就是父亲朱德。朱德望着身着工作服、兩手油污、满脸汗水的儿子，十分高兴，一个劲儿地夸奖。送儿子出门时，还不忘叮嘱儿子技术上要精益求精，把工作做得更好。

领袖们不仅要求自己的子女要守规矩，对身边人也是如此。

董必武到武安冶陶镇参加华北财经会议时，由于当地产的棉花很好，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想拿出一些布送给中央首长作纪念，董必武的警卫员和秘书把布收下了。董必武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责令把布匹送了回去，并告诫他们，今后外出工作，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东西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由西柏坡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面对即将摆在眼前的一片新天地，中央机关有的人认为“革命胜利了，该享享清福了”。为了使干部和战士们对形势和政策有正确的认识，中央机关进行了入城教育，对进城提出了八条注意事项：（一）把党的艰苦朴素优良作风带进城市；（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不准进入民家和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等公共场所；（四）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五）出门不准携带武器和机密文件；（六）进城后3个月不准通讯、会客、访友和外出游览名胜古迹；（七）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八）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进城前，毛泽东还专门把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召集起来，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进北平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西柏坡时期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之时，党和军队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和党中央紧紧抓住纪律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和权威，制定了一系列党内外的制度规定，及时纠正了各种违反纪律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了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增强了全党全军的执行力和战斗力，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