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两棵枣树，晒场上有一棵，隔河而望的是自留地上的另一棵。它们一定是被爷爷的爷爷从哪里拔来树苗，同一日栽下，特地隔着河，让它们暗地里拼着劲，比赛长高。

从我生下来知事起，它们就已经是大树了，远远脱离了少年期，树身粗壮，枝繁叶茂，矮墩墩的，分了枝杈，早就会结果子了。与自留地上的棗树比，晒场上的这棵最大用途就是晾晒衣物，它和边上的若干棵楝树站成一排，被晾衣绳绑缚着，年复一年，留下了密集的勒痕，像任劳任怨的人，其实是逃身无术，无可奈何罢了。

楝树是高的，一个劲地往上长，挺拔笔直，结的果子也无实质性用处，被孩童用来玩弹弓。秋天，楝树的叶子黄了，紧跟着要落了，人站在树下，一不留神，便有楝果掉在头上，咚的一声，梆梆响，有点疼。而枣树则是敦实的，往横里长，树皮皱缩，厚实，即使拿把刀来割也无伤皮肉。它是那种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的乡村少年，疲累时倚靠在它身上，它绝不会忽然移动身体，让你摔个人仰马翻。

阴历七、八月是枣子成熟的季节。这时节如恰有台风、暴雨，就不宜上树摘枣或手持木棍胡乱打枣，只能强忍着，看着它们一天天红起来，甜度也在风中慢慢积蓄起来，直待天晴水退，就可挥棒悉数打下尝个鲜。

也有几年，这枣子就在台风暴雨中刮落，咚的一声掉在水里，再咚的一声，一枚枚掉在水里似乎有回响，但在连天的暴雨中这声音大概只有它们自己能察觉。只是可惜了一年的生长，落了个掉在水里被水泡成虚胖的下场。也有几年，赶上了持棍打枣的好日子。它们落在河滩的草丛里，一枚枚找寻，一个个惊喜，孩童觉得好玩得很，也不见得怎样好吃。

有一年，枣树结果寥寥。一个黄昏，祖母磨刀霍霍，在枣树矮胖的树枝上留下几道清浅的刀痕。还嚷嚷着：砍了它，砍了它，留下这没用的东西干什么啊。下手却很迟缓。祖父在一旁劝架，无非是这几句话，它知错了，知错了。也是漫不经心，演戏似的。

那时，我还不知他们的真目的，以为他们要砍了这树，可又没有真砍，心里很纳闷，无端地揣了心思，有点惴惴然，为枣树的遭际担忧着。却也没有真的往心里去，因为它们还完好无损地长在那里，特别是晒场上的那棵，每日捧出花绿的衣服给太阳看。我承认自留地上的那株被我关注得少了些。

发洪水的时候，我扶着枣树看小河里泛滥的黄泥水，只觉得头晕得厉害，整个人好像要被水流带走了。无数个密集的漩涡在转动着，不顾一切地要带走什么。我相信枣树的根一定扎到了河岸上，甚至河床里，它离水那么近，它身体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水上，在日复一日与水的较量中，它活了下来。

枣树终于被爷爷叫来的人伐倒，倒在沙石俱现的河床上，把一侧的土墙都给压倒了。没有枣树的晒场显得空旷，似乎不是平常的模样了。枣树此去一定是做了床、做了椅凳、做了工艺品，它还在这人世的循环中，只是木头上再也不能开出花、结出果来，让我辨认。我家的晒场上没了枣树后，连楝树也被砍走了，再也没有人在那里晾晒衣物。

这已是我离家多年后的事情了。

作者简介

草白，1981年生，浙江三门人。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25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等。出版作品集《童年不会消失》《少女与永生》等。近几年在《十月》《钟山》《作家》及《天涯》等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