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圣丹斯电影节展映的一部纪录片《孪生陌生人》（Three Identical Strangers）讲述了这样一个曲折离奇的真实故事。有一对从婴儿时期就被不同家庭领养的三胞胎在分开将近20年后，在一次巧合中重聚了。而事情的真相，让所有人感到脊背发凉…

最熟悉的陌生人

1980那天，一个名叫鲍比的少年，第一次踏进了他的大学校园。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同学和老师们竟然像已经认识他很久一样，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这让鲍比觉得有些不对劲，而在大家的谈论中，鲍比听到了一个名字——艾迪。

艾迪是谁？当一脸懵逼的鲍比来到男生宿舍，却遇见了艾迪的一个好哥们儿。当这个同学看见鲍比时，也有点被吓懵了——因为他刚刚才和艾迪通过电话，很确信艾迪还在100公里外的家里。

“你是不是也是被领养的孩子？”“你的生日也是7月12日吗？”当这位同学和鲍比确认完这些关键信息，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鲍比，很有可能是艾迪素未谋面的亲兄弟！两个少年飞速驱车前往艾迪的家。当门被打开的刹那，长得一模一样的鲍比与艾迪互相望着对方。在媒体对这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进行大肆报道后，有人在报纸的照片上，看到了两个与自己的朋友大卫长得完全一样的人，而“领养”、“生日是7月12日”这些关键词，也让人不得不相信——这并不是双胞胎，而是三胞胎！大卫，就是这个三胞胎中的一员！就这样，三兄弟在阔别19年后重逢了，而他们的故事，也轰动了整个美国。

人们惊奇地发现，虽然他们成长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家庭，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爱吃中餐;都喜欢抽一个牌子的烟;都曾是摔跤选手;甚至对女性的偏好都一致。在分别领养他们的家庭里，都有一个比他们年长两岁、同样也是领养的姐姐。三兄弟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后来，兄弟仨甚至利用人们对“三胞胎”的好奇心，在纽约开了一家“网红”餐厅，开业的第一年就赚到了100多万美元。

不过是一场实验

就当三兄弟沉浸于突如其来的团圆美满之时，一个疑惑，却深深困扰着领养他们的父母。当年三个家庭在前来领养孩子时，却没有人告诉他们，自己领养的男孩实际上还有同胞兄弟，他们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分别将三个孩子带回了家，也间接造成了兄弟分离的“悲剧”。而更令人感到巧合的是，领养三兄弟的家庭恰好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教养方式。

鲍比的养父是一名医生，养母是一名律师，他们衣食无忧。鲍比的养父母在有限的时间里总是尽可能地为孩子提供最好的资源，帮助他成长为健全的人。艾迪成长于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但艾迪的养父非常保守，对子女的教养态度也十分严苛。

大卫的家庭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养父母都是移民，他们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杂货铺，勉强能够维持温饱。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也不算很有钱，大卫的父亲却是三位养父中最温暖而幽默的。成年后的大卫成了三兄弟中最乐观外向的人。

一样的血缘与基因，却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这是否像极了某种“实验”？几年后，《纽约客》的记者劳伦斯在无意间发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一项秘密研究，有人故意将领养机构的双胞胎或三胞胎分散给不同背景的家庭，只为研究一个横亘于科学界的难题：“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究竟是先天因素的作用大，还是后天环境的影响深？”

而三兄弟，刚好就是其中一组实验对象。得知这个消息后，三兄弟和他们的家人陷入了愤怒——整整分离了19年，只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研究需要？直到这时，三兄弟也才渐渐想起来，从小到大的确有陌生人以“领养机构回访被领养孩子的状况”为名登门拜访，给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并观察他们的反应，而养父母都以为这不过是领养机构在例行公事。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当年的领养机构——路易斯·怀斯中心，早已因不明原因而关闭。经过劳伦斯的深入调查，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当年被动参与这项实验的孩子，绝对不止三兄弟。

当科学凌驾于人性

在劳伦斯的努力下，当年这项实验的负责人——美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彼得·纽鲍尔被找到。已是高龄的彼得拒绝了采访，并在不久后离世。

记者劳伦斯离“真相”最接近的时刻，大概就是得知实验相关的全部材料与从未发表的“成果”，都被封存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时候。他满怀激动地想要申请访问，却再次被拒。记录显示，这些资料将被封存至2066年，那时，所有与实验有关的人都将不在人世。

知晓自己不过是“实验品”的三兄弟，在愤怒过后变得日益悲观。因为餐馆经营理念的意见相左，争执演变成了剧烈的冲突，在一场大吵之后，鲍比退出了生意，也离开了艾迪与大卫，而被抛下的两个人，则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成长于中產家庭、但从小受到养父严厉管束的艾迪，患上了躁狂抑郁症，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举枪自尽。鲍比和大卫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事实上，记者劳伦斯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被卷入这场实验而最终自杀的人，不在少数。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些把人类当作小白鼠的科学实验无疑是残忍而不道德的。可在某个特定的年代，如“分离三胞胎”这样的人类实验，却在“科学万岁”的口号下，受到人们的膜拜。

20世纪40年代，为了研究青霉素对于梅毒的治疗效果，危地马拉上演了一场可怕的“实验”，共计1500名妓女、囚犯、士兵感染了梅毒，再以治疗的名义被研究观察，无数人因此丧命。

1971年，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为了证明环境可以逐渐改变个体性格，把人当作囚犯进行凌虐。

儿科心理医生Lauretta Bender为了研究电击对治疗儿童精神分裂症的效果，对纽约一家医院至少100名3～12岁的儿童做了电击痉挛实验，其中一名儿童曾连续20天遭受电击。

科学家曼尼为了证明人生来就没有性别差别观念，便把一个男童变性为女童，并让“她”与双胞胎哥哥进行“性爱演练”，以强化其性别意识。成年后，这对双胞胎兄弟都选择了自杀。

将人类异化为实验物品，三胞胎兄弟并不是第一例，也许还不会是最后一例。

科学最后的底线，就在于不该挑战“人性”。

（摘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