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彻夜未眠。

天安门上，各项工作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当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完成时，距开国大典只有几小时了

大典前夜的国宴上，“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了，时间已近晚上9点，全体代表举行盛大宴会以示庆祝。怀仁堂里摆好了国宴的餐桌，整个大厅里飘着浓郁的酒香。工作人员兴奋地忙碌着。站在怀仁堂门口的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李福坤的表情与众不同，他们担心领导人的安全问题。李福坤把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叫到跟前，低声嘱咐，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登不上天安门。急中生智，他们想出以水代酒的主意。

宴会一开始，刘少奇一舔这种淡而无味的“酒”，满心欢喜，破例与苏联客人频频举杯;周恩来一挨酒杯，便知不对味，眉毛立刻一皱，眼睛四处搜寻，望向王鹤滨他们。他最怕怠慢了客人，要是客人喝的是这种酒，那将无法收拾。好在秘书何谦已知内情，在周恩来耳边言语几句，周恩来的目光很快柔和下来。毛泽东对吃的讲究仅仅限于辣和“肥”，向来对酒不感兴趣，所以喝了两杯茶叶水做的“红葡萄酒”，竟毫无觉察。朱德已被告知酒里有“诈”，在饮过几杯假酒之后，觉得不过瘾，又偷偷喝了几口真茅台。任弼时有高血压不能喝酒。所以，那一场国宴下来，五大书记谁也没醉倒。

许昌地区的农民代表曹铁就坐在离毛泽东只隔两个座位的地方。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鼓足勇气，把酒杯举过头顶说：“向毛主席敬酒！”当时，所有的人都愣了，不知所措地看着曹铁。毛泽东听了之后，却笑着端起酒杯，对着曹铁示意之后，一饮而尽。曹铁这一敬酒可不得了，代表们纷纷下位向毛主席敬酒，先是工人、农民、青年代表和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们向毛主席敬酒，接着全体青年代表们全部起立敬酒。时任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副秘书长的孙起孟回忆，“在这个晚宴上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

毛泽东、周恩来彻夜未眠

孙起孟也情不自禁地喝了过量的酒，回到勤政殿总值班室已经醉得有点不大清醒了。他建议同事去睡个整觉，自己来值班。当他料理好一些事情之后，已是10月1日凌晨。倦意加醉意，几乎驱使他进入梦乡。  

孙起孟忽然听得轻微声响，猛然抬头一看，周恩来已经坐在他的面前了。

周恩來不会没有发现孙起孟的倦态和窘状，但对他不但没有任何责备，反而耐心细致地指导孙起孟怎样把有关开国大典的几个重要工作环节搞清楚，布置好。比如10月1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叮嘱孙起孟务必检查清楚开会通知是否准时送到每个政府委员的手里，他还讲了与会同志所乘汽车进入天安门的行驶路线。孙起孟现在还保存着当时周恩来画的路线图，图上有他亲笔写的“东掖门”“西掖门”字样。

周恩来还亲自打电话给杨奇清（后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和薛子正（后任北京市副市长），逐项查问了天安门上的准备工作。当他交代完离开时，天色已经开始发白。

在毛泽东的住所，卫士们正在为毛泽东睡觉的事情发愁。因处理重要事务，毛泽东一直没有离开办公室。警卫人员曾几次轻手轻脚地走进去，再三提醒他早点休息，毛泽东只是口头答应，并无行动。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警卫人员，叮嘱他们说，主席下午2点要开会，3点钟要上天安门，一定要催促主席早点休息。警卫人员放下电话，又到毛泽东办公室，把周恩来的话重复了一遍。毛泽东这才停下手头的工作，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这时已经是清晨6点了。

此时卫士李银桥也已疲倦不堪，可他哪敢打瞌睡。凭他的经验推测，今天的毛泽东是不会很早入睡的，或许临到中午才能睡着。

毛泽东画像在大典前不到十个小时还在做彻夜修改

彻夜未眠的还有周令钊。他是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画像的创作者。当他接到这一任务时，距开国大典只有二十几天了。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亲临现场，他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像，非常像！”不过，画像原片是延安时期拍摄的，“主席的风纪扣开着，显得很洒脱”。画像绘制中，周令钊并没有刻意修改。聂荣臻觉得“主席的风纪扣还是系上好”。

画像修改完工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周令钊夫妻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所，就在这时，天安门又来人接周令钊了。原来刚刚挂妥在城楼上的主席像下面有一行字：“为人民服务”，在画像上显得不太和谐，远处看又小又花，周恩来的意见是“马上改”。

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8米高，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涂改巨幅画像上的几个字谈何容易。“当时设备非常简陋，没有升降机。”在三个直梯绑成的巨型长梯上，所有聚光灯打向城楼，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梯子挪动十几次，上上下下几十次。涂改了文字，添加了衣扣，收工时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就剩几个小时。

1949年9月30日晚间，为确保第二天升旗仪式万无一失，工作人员再做最后一次试验。但万万没有想到，一直运行正常的升降开关，在这关键时刻出了故障。于是，他们以一块红布代旗，安装好后，按动升降开关按钮，这块红布徐徐地向上升起，但红布升到旗杆顶部后，马达却没有停止运行，把这块大红布绞到旗杆顶的滑轮里，马达不能转动，旗子也退不下来。此时，安装旗杆的脚手架已全部拆除，人上不去，无法修理。

消防队运来了云梯，升起后仍差几米够不到旗杆顶。时任北京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又找来能熟练搭棚彩的兄弟二人。兄弟两人来到旗杆下，毫不犹豫地穿上铁鞋，冒着生命危险从云梯顶爬到旗杆顶，把那块大红布取了下来。此时，阅兵式总指挥聂荣臻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也到了现场。故障排除后，工作人员从头到尾，对每一部位、每一个环节又进行了详细检查、修理。直到10月1日凌晨，确认国旗升降设施没有问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聂荣臻指示，选派4名政治可靠、高大魁梧、五官端正的战士担当护旗手，一旦电动装置发生故障，立即启动人工升旗。于是，当时北京纠察总队包括李元甫在内的四名队员成了新中国第一代护旗手。

（责编/兰嘉娜 责校/袁栋梁 来源/《百岁周令钊：每件代表作都是对祖国的告白》，佚名/文，《大连晚报》2019年9月2日;《开国前夜的周恩来》，吴志菲/文，《党史纵横》2018年7期;《毛泽东的1949》，陈也辰、王钦双/文，东方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寻访新中国建立的亲历者》，夏莉娜/文，《中国人大》2009年8月25日;《开国大典前夜酒宴上毛泽东只喝了我敬的酒》，曹铁/口述，王俊生/整理，《快乐老人报》2012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