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启雯 刘颖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们正以各种方式来追忆70年的沧桑巨变。回望70年来的国民阅读生活，可以寻找几代人的阅读记忆，解读几代人的心灵和情感密码，触摸到70年来国民文化精神生活的变迁轨迹。

国人的文化轨迹是通过阅读辐射出来的

1949到2019年，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急速变化之中。与之相伴，中国人的读书阅读也不断变幻着场景和主题。回望这70年，不难发现，国人的文化轨迹可以通过阅读辐射出来。

1949—1966年，被文学史家称之为“十七年文学”时期。那时的文学阅讀大多是政治性高于文学性。一大批反映那个时代风云、描写革命斗争历程的文艺图书及“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大量出版，如《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

这一时期的作家虽然出身不尽相同，受到的教育也参差不齐，但大都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业化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运动，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永志难忘的记忆。

1966—1976年，“文革”十年，图书出版受到极大的破坏。偌大的中国，得到完全肯定的只有8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就是浩然。“文革”的霹雳狂风爆发的一瞬，正是浩然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出齐的时候，历史便借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之手，给“十七年文学”画了句号，成为“十七年文学”的幕终之曲。“文革”过后，浩然仍勤奋多产，但终究别是一番景象了。这一时期，精神上经历深刻震荡的青年们开始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可那个时候，书店除了马列7本书和鲁迅之外，几无他物。

除了“8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外，“手抄本”也是这一时期的阅读关键词。1970年，《归来》的手抄本迅速秘密流传开来，在流传过程中，读者将其改名为《第二次握手》。在那个年代，手抄本基本有三方面的内容：反特文学、爱情、性，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和无名氏的《少女之心》，是这三种手抄本文学的代表作。这些手抄本熏陶了整整一代人，在手抄本文学的土壤里，成长起一批优秀作家，如梁晓声、王朔、刘震云、史铁生、柯云路、叶辛、郑义、孔捷生、北岛、舒婷等。

1978—1990年，在这个时期，不要说金庸和琼瑶作品火热，社会各阶层订阅《人民文学》《大众电影》等文化期刊的个人也不在少数。今天的新生代对于20世纪80年代缺乏想象力，原因在于当时与当下社会的巨大反差。那时，文坛打破了20世纪70年代政治压制下的“文化禁忌”，在开放的天地中迅速成长，严肃文学涌现出一批厚重大气的作品，纯文学领域衍生出了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诸多“文学流派”。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文学作品——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以及1985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作品——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无不成为持续几年的畅销书籍。

“文化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代表性的事件是三套丛书的出版。一是金观涛等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主要译介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一些著作，包括“老三论”“新三论”等;二是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三是汤一介等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书库，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与弘扬。在此期间，各色各样的理论思潮先后登场，各领风骚。“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尼采热、萨特热、海德格尔热……都曾席卷读书界，令读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为之疯狂。最令人们难以想象的是，即使奥义深涩的西方哲学著作，也会在中青年大众读者中被广泛阅读。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领域的从业者充分体验到了被肯定、被尊重和被追慕的愉悦，科研工作者也是如此。对于当时正值壮年的许多人来说，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就如同失去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1990—1999年，功利性和实用性阅读占据主流。1990年代，人们回归了一种冷静和理性的状态，这种转变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一种在精神文化方面向上的冲动逐渐消退。由此，大众阅读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深度阅读转向实用阅读，希望从图书中找到最快捷、最实用的改变生产生活的精神食粮。继而，图书出版内容也随之发展：萌动市场、图书的市场化运作，比如由珍尼特·沃斯和戈登·德莱顿合著的《学习的革命》、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都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2000年至今，是多样的“泛阅读”、读图时代、数字阅读和知识付费阅读等占据了当下的阅读趋势。在新世纪、新时代“泛阅读”的大势之下，传统阅读形式走向边缘甚至小众化，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互联网的巨大冲击，使人们渐渐退出了传统阅读。文化多元，媒体多元，读者的阅读趋向同样多元。但阅读市场仍然体现出青春文学的畅销、网络原创文学、知识付费阅读的迅猛发展、传统文化解读的回归等特征。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韩寒的《三重门》、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等正是受到新媒体形式颠覆式影响的代表作品。

70年的阅读需求：从“有没有”升级为“好不好”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人一直处于“阅读饥渴”时代，租书成为那个年代人们特有的一段记忆。“当时家里没有钱去买书，唯一看书的渠道就是租书，乡镇有一两家租书店，人们可以到店里租书。老板会把长篇小说拆成七八本，花一分钱租一本。”雨枫书馆总编荣挺进回忆说。

2019年4月20日，第24个世界读书日来临前的周末，北京朝阳公园内人头攒动，无数爱书人从四面八方来赴“与书的约会”。当天，2019北京全民阅读暨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启动。92岁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与大家分享他的读书感受：“书是精神食粮，要像吃饭一样坚持天天读书，否则就‘饿得慌’。”

改革开放让物质富足起来的同时，也丰富了“精神食粮”。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只有百余家出版社、年出版图书约1.5万种;如今，全国有580余家出版社、年出版图书约50万种、92.4亿册……“书荒”到“书海”的跨越，见证了国家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出版局动员全国出版印刷力量，重印、出版了大批文学图书，直接目的是为了应对“书荒”。“图书产品数量的大幅提升，是出版业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最大变化。”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说，图书的可选择性不断增强，进一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从我们的采购经验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者对娱乐性图书需求比较大，以金庸、琼瑶为代表。”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古籍资料室负责人、原采编部主任林毅，对近20年读者的阅读兴趣进行了总结，“2000年以后，以获取知识为目的的读者不断增加，经济管理类、计算机类等实用性比较强的读物受到读者追捧。近年来，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生活中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读者对于健康方面图书需求不断增加。从读者关注的内容看，阅读目的已经从娱乐休闲逐渐转化为自我价值提升”。可以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们的阅读需求已经从“有没有”升级为“好不好”。

图书品种结构日益优化、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原创精品不断涌现，推出一大批富有时代精神、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精品出版物。与此同时，实体书店纷纷转型，迎来新的春天——从上海衡山路，到北京蓝色港湾、国贸，从苏州金鸡湖畔，到广州太古汇商场……近年来，这些寸土寸金的繁华商圈频频出现如“西西弗”“言几又”“方所”等民营书店的身影。

从2018年10月至今，北京大大小小新开张的书店、阅读空间已超过50家，超市、社区、学校、商业区、旅游景点、写字楼，阅读空间、书店遍及城市不同角落，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忠实陪伴。

《2018—2019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图书销售网点同比增长4.3%，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兼具“颜值”和“内涵”的新概念书店、新型阅读空间等集中涌现。这些新型阅读空间不再局限于单纯卖书，而是在装修设计和书店功能上有所创新，旨在打造轻松舒适的文化体验空间。

对于新型阅读空间的未来发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认为，其不再以书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不再以人的物质需求为中心，而是以人的精神需求为中心;不再以人的活动为主要功能，而是以营造气场为主要功能;将成为一个有灵魂的空间，成为每一个读者心灵的栖息地和精神家园。

文盲率、文化消费支出、国家：推动阅读繁荣的“三驾马车”

回望70年来的国民阅读生活的变化，文盲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国家倡导“全民阅读”等都是推动阅读繁荣的“三驾马车”。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面前是一个怎样的起跑线呢？全国5.5亿人口中80%为文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的统计，中国的文盲率那时已降低至3.6%，成年人文盲人口在过去20年减少1.3亿（即下降70%）。新中国的扫盲教育成果斐然，其实不仅得益于识字班的开展，更是我国整体教育体系共同发展的结果。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几乎为零，到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226元，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为11.2%。从2019年“618”也可以管窥国民的文化消费趋势。今年6月16日零点刚过，天猫图书首小时成交量同比增长超过550%;仅用3分钟，图书成交量就超过了2018年1小时的数额;仅就6月18日当天，京东全球售主站的图书成交额同比增长525%……如今，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国民几乎不知道“全民阅读”是什么概念。最近十几年间，“全民阅读”从新鲜提法到为人熟知，从努力倡导到大力推动，从开展活动到建立长效机制;2014年至今，倡导全民阅读已连续6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6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标志着大国阅读新时代起航。作为大国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倡导读书，不仅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带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还于2014年2月，在俄罗斯索契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谈体会：“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很显然，全民阅读，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大国文化的兴盛，必将推动纸质阅读新风尚“直挂风帆济沧海”。

顶层设计和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的提高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之时，由此也衍生出众多“阅读+”发展形态：“阅读+行走”“阅读+话剧”“阅读+科技”“阅读+互联网”“阅读+公益”“阅读+摄影”“阅读+音乐”“阅读+电影”“阅读+社交”……阅读与各个领域跨界，让阅读趣味盎然，阅读活动更具生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阅读+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兴起，也给全民阅读带来了新的可能。2013年早春，央视大型原创文化类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重磅面世，后续亮相的《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推波助澜。到了2014年的盛夏，《阅读，更多精彩》系列公益广告中，主播轮番手捧书本出场。2017年迎春花开，央视再度推新，大型文化情感類节目《朗读者》，与诸多名家和普通人共赏书内外的故事，唤起几代人的文化情愫。一时间，朗读亭遍布全国。之后，一道道《信中国》《开讲了》《国家宝藏》风景，五彩缤纷。借助“阅读+电视文化类节目”的东风，纸质阅读悄然回归。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紧急行动。多省瞄准线上线下融合，再次凤凰涅槃。

从纸质书占主导到“一屏万卷”：科技激发全民阅读热情

回望70年来的国民阅读生活，从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纸质书占据主导地位长达50余年。中国的互联网，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2000年左右进入普及和应用的快速增长期。而今，进入应用多元化的持续繁荣时代。纸质阅读，还未从电视的遭遇战中抽身而出，又迎头撞上了更超强的网络。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大众化，网络阅读铺天盖地闯入人们的生活圈。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第十六次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为80.8%，相比2017年有所增加，其中，数字化阅读包括网络、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等接触率高达76.2%，相比2017年上升了3.2个百分点。手机和互联网成为了我国国民每天接触的媒介主体，成年人每天人均接触手机时长为84.87分钟，相比2017年的80.43分钟有所增加。

从铅与火、光与电到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阅读的面貌和形态。如今，阅读已不再仅仅是打开一本书，而是出现更多可能。5G、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新技术纷纷亮相，宣告“一屏万卷”的数字阅读时代已经到来。

2019年4月12日至14日，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杭州召开。会上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32亿，人均数字阅读量达到12.4本，人均单次阅读时长达71.3分钟。我国数字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54.5亿元，同比增长19.6%，大众阅读市场规模占比逾九成，是产业发展主导力量。

有专家预测，5G时代的来临，为全民阅读的数字化新体验带来了新机遇和挑战。戴上虚拟增强现实设备，读者马上“置身”于中国历史的影像现场;翻开一本秦兵马俑画册，屏幕上立即展示各种秦俑立体造型……人工智能应用于数字阅读，也加速了阅读行业的信息化、智能化变革。如今，每个人的声音都与APP、手机终端、智能硬件发生语音交互，极大地提升了语音采集的手段。被采集的声音会被收集到“灵犀云”等智能语音平台。这些平台可以提供语音识别、语音转写、语音翻译、语音合成，以及基于语音能力之后的应用场景。

2019年6月27日，国内首个常态化空中阅读服务“天际悦读”项目上线，通过提供智能化阅读服务和沉浸式阅读体验，打造“空中图书馆”。掌阅科技创始人张凌云表示，为了更好地推广全民阅读，近年来积极探索推广阅读的新场景、新模式，在图书馆等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以及高铁、餐厅等场所提供数字阅读服务，“天际悦读”将让阅读的空间更加广阔。

柳斌杰说，随着对新技术的广泛使用，“传播+阅读+沉浸式”的智能化出版将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阅读体验。

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还有无数双渴望读书的眼睛。技术的发展，也正在消弭城乡之间的阅读鸿沟，让书香飘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58.7万个农家书屋，让11亿册图书走进农村，为农民解决了看书难问题。如今，通过推进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将以图文声像等更生动的形式，使优质文化资源惠及广大基层群众，补齐书香社会建设的短板。

科大讯飞消费者BG副总裁贺晓光表示，自己就是数字阅读的得益者，“我是一个有阅读障碍的人。难以持续阅读200字以上的东西，所以很多邮件我都没法批阅。但后来有了人工智能技术，我大量使用语音合成的方式去听，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我们已身处‘一屏万卷’的数字阅读时代。”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冯士新认为，要继续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推进数字阅读：一是要坚持以正确导向引领数字阅读，二是統筹推动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三是着力做强优质主题内容的网络传播，四是创新提升数字阅读发展水平。

作者潘启雯系青年学者、财经作家，刘颖系北京大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