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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的扬名之路

2019-09-10隋意

中华瑰宝 2019年11期
关键词:制瓷景德镇瓷器

隋意

1920年11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载了一篇由时任美国驻华外交官Frank B. Lenz撰写的文章《景德镇—世界古代制瓷中心》,以生动的文字和影像向世界展现了世界瓷器之都—景德镇的真实景象。这座30万人口的城市,汇集瓷器生产的所有流程,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汇聚在此,世代以制瓷为业。

鲜有一座城,仅因一项工艺就如此闻名。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千百年间风靡世界,而有瓷器的地方,就有景德镇的名字。作为世界为数不多的手工业城市,景德镇因瓷而兴,因瓷而盛。从地处偏僻的小镇,到闻名世界的瓷都,景德镇究竟走过了怎样的路程?让我们回到历史的最初,回到那个原本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坐标。

昌南有座镇

汉代以前,在江西、安徽、浙江三省交界的丘陵山区,昌江水系的南面,有一片平凡的地域,春秋时期归属楚东境,秦朝时属九江郡番县。这里未曾发生过什么大事,也没有出过留名史书的名士。

及至汉室隆兴,以江浙一带为核心的东南地域窑场密布。这片不知名的地域也开始尝试冶炼陶瓷,但质地普遍“坚重朴茂”,釉色黄黑,“只供迩俗粗用”。

东晋时,这片区域被划定为镇,名新平。此时,江西地区的制瓷业受江浙一带的影响,水平得到一定提升。赵慨的归乡更为景德镇的制瓷工艺带去了革新。赵慨其人,出身九江郡番县东部(今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东线窯里),曾在福建、浙江、江西等多地为官,因遭奸臣陷害,被降职贬官,遂归隐家乡。他深谙越窑青瓷的烧造技术,回乡后,将其与当地制瓷技术相融合,对拉坯成型、釉料配制、入窑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后人感怀赵慨作出的贡献,尊其为制瓷师祖。明洪熙元年(1425年),少监张善到景德镇冶陶,在御窑厂中立“师主庙”,尊赵慨为“师主”“佑陶之神”,加以供奉。

南北朝时期,新平制作的陶瓷开始受到皇室的关注。南朝陈至德元年(583年),陈叔宝登位,大兴宫室,诏令新平镇为华林园烧造陶瓷柱础。虽然最后因强度不够而未被采用,但可见新平陶瓷名声已显。隋朝时,四川人何稠为烧制琉璃瓦,专程来到新平,利用松柴脂油反复试验,终烧造成功。借此试验,新平瓷器的烧成温度得到提高,瓷胎更加平滑坚固,于大业年间烧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新平瓷器真正进入了宫廷。

到了唐代,全国制瓷业迅速发展,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以生产白瓷的邢窑为主,南方以生产青瓷的越窑为核心。因江西临近浙江,新平所制瓷器亦属青瓷范畴。此时,新平的制瓷业已初具规模。新平镇钟秀里人陶玉在镇郊造窑烧瓷,所制瓷器“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武德年间,陶玉载瓷器入关,进贡朝廷,因其质地莹润,被时人称为“假玉器”。另有一新平镇东山里人,名霍仲初,所造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武德四年(621年),朝廷下诏令霍仲初制瓷进贡。因陶窑、霍窑受到朝廷认可,新平镇(因在昌江以南,又称昌南镇)所制瓷器逐渐名闻天下。

匠从八方来

宋代瓷业发展已至成熟,呈现以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为核心,南北瓷窑林立的态势。五大名窑以及龙泉窑、越窑、耀州窑、磁州窑等生产的瓷器遍及全国,远销域外。

在瓷窑遍地开花的背景下,昌南镇的制瓷业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烧出青白瓷。这种瓷器不同于传统的青瓷与白瓷,胎体轻薄,釉色青中泛白、白中显青,其上刻划的花纹在光下隐约可见,又名影青,以秀丽淡雅、光致茂美著称。青白瓷器型丰富,有碟、盘、杯、碗、瓶、盒、枕、炉、执壶、盏托、塑像等,常搭配刻花、划花等装饰手法,刻划花卉、水波、游鱼等图案。凭借这一独创的精美瓷器品种,昌南镇在各大名窑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幸运地得到皇帝的青睐。

宋真宗赵恒酷爱昌南镇所产青白瓷,景德年间,不仅诏令昌南镇烧造御用瓷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还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赏赐给昌南镇作为镇名。昌南镇由此更名为景德镇,一直沿用至今。宋廷对景德镇的重视不止于此,还在当地设置饶州景德镇博易务、饶州景德镇税务等机构,专派官员进驻景德镇。更名后一百年间,全国各地从事制瓷行业的工匠纷纷迁移到景德镇定居。至大观二年(1108年),景德镇人口已超过6万,其中多数为外来移民,景德镇已初步成为“八方杂处”的业陶都会。

及至南宋,北方地域沦陷,北方窑口脱离宋廷管理,南方能集中生产瓷器的窑口多聚集在江浙和江西地区。因此,大批南渡的工匠一部分汇集到景德镇,使景德镇迎来了生产规模的扩张。方圆一百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大小小300余座窑口,各户分工明确的作坊内均是热火朝天的景象,生产的瓷器底部印有不同的生产者名号,如“某家合子记”,可见行业竞争之激烈。

元青花之谜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南宋彻底颠覆的前一年,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之事”,这是元政府在全国设立的唯一为皇室服务的磁局。政事尚未彻底稳固却先行建立磁局,可见元朝统治者对瓷器的重视和急需。学界一般认为这和元朝需要质纯的祭器有关,而地址选在景德镇则因为这一时期景德镇吸收定窑特点而烧造出的白瓷与蒙古政权崇尚白色正相契合。

高岭土的加入是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的一项重大改革。瓷胎原料由以瓷石为主的一元配方向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转变,用二元原料配方制作的胎体能够承受更高的炉温,强度因此得到大幅提升,使烧造大型器物成为可能,景德镇瓷器由此开始突破尺寸限制。

在釉色与装饰方面,单色瓷的发展遇到瓶颈,作为釉下彩瓷典型代表的景德镇青花瓷脱颖而出,开拓了瓷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青花瓷,自唐代出现,经宋代延续,至元代成熟。其后虽经明清发展创新,但始终以元青花最为珍贵。2005年7月12日,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在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1400万英镑(约合1.2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打破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全球拍卖行的最高拍卖纪录。

元青花究竟为何如此珍贵?

首先在于其精美的艺术性。青花瓷是用产自波斯的苏麻离青颜料在白色的胎体上绘制图案,然后进行高温烧制而成。白与蓝的色调搭配,既简明素雅,又大气豪迈。制瓷工艺和绘画艺术的融合,既独具特色,又相得益彰。显著的视觉效果、鲜明的装饰艺术,使元青花与唐宋瓷器相比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除常见的花卉、动物等纹样外,人物故事是元青花中独具特色的一类题材。萧何月下追韩信、文姬归汉、三顾茅庐……源于历史故事与戏剧传说中的人物被鲜活地呈现在青花瓷之上,表现出浓郁的感染力。

其次在于其数量的稀少性。元青花制作工艺复杂,又流传时间久远,存世数量稀少,完整者更为少见。在全球博物馆中,流传至今的元青花瓷器仅有三百余件。

除青花瓷外,元代在釉色创烧上亦有诸多创新,如釉里红、铜红釉、卵白釉、宝石蓝釉等颜色釉瓷器的成功烧制,极大丰富了景德镇的陶瓷品类。其中,卵白釉因色泽白润,深受元代统治者喜爱,部分器物上印有“枢府”字样,被认为是景德镇为“枢密院”烧制的专用瓷器。

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使瓷器出口广泛而普遍。景德镇瓷器远销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各国,尤其是青花瓷深受外国人喜爱。景德镇在全国各大瓷器产地中渐成一枝独秀之势,具备了世界制瓷中心的雏形。

四时雷电镇

明建文四年(1402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负责烧造宫廷用瓷,初设时有窑20座,宣德年间增至58座。御器厂内分工明确细致,瓷窑分六种类型,工匠分二十三作,实行轮班匠役制。瓷器制作不计成本,讲求质量,烧造规模巨大,仅宣德八年(1433年)即烧造龙凤瓷4435万件。御器厂生产的瓷器仅供朝廷使用,禁止公开买卖。制作过程中产生的次色瓷要在廠内挖坑掩埋,以防外流。明代后期,朝廷财政危机严重,出现“次色变价”的现象,次色瓷不断流向民间。

与此同时,景德镇当地的民窑也在迅速发展。河东流域,重重陶舍密集排开,河流之上舟帆蔽江。鼎盛时景德镇民窑达900座,从业人数达10万之多,年产瓷器18万担。每日“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时人戏称其为“四时雷电镇”。当御器厂承接瓷器数量过多时,为避免逾期,常会出现御器厂委托民窑烧造的“官搭民烧”现象。

这一时期,大量奇炫异彩的瓷器在景德镇涌现,用彩色颜料在釉上或釉下进行彩绘的彩瓷时代正式到来。甜白釉在卵白釉基础上发展而来,白若积雪,因适宜填绘色彩,又名填白,为瓷上彩绘提供了绝佳的基础。红、绿、黄、紫、蓝等颜色应用于釉上彩之中,出现了釉下彩(高温烧成)与釉上彩(低温烘烤)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其中以青花瓷与釉上彩的融合最为惊艳,青花色泽淡雅,釉上彩绚丽斑斓,二者和谐逗趣,称为逗彩(或斗彩)。斗彩创烧于宣德年间,以成化年间所产最受推崇,其图案简练明快,内容多为花鸟、人物,成化斗彩鸡缸杯、成化斗彩花蝶纹杯、成化斗彩人物杯等都是其中的精品。

成化斗彩鸡缸杯是明宪宗御用的酒杯,其上以青花和红、绿、黄等色共同描绘出一幅子母鸡图案,雄鸡昂首啼鸣,雌鸡与小鸡低头啄食,形象生动,意趣盎然,因帝王喜爱而深得文人雅士青睐,故至晚明无不以“成窑鸡缸杯,为酒器之最”。1999年,一件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2917万元港币(约合2735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刷新了中国古代瓷器在拍卖市场上的最高纪录。2014年4月,玖茵堂珍藏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8124亿港币(约合2.2476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再次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除彩绘瓷的繁荣外,薄胎瓷、玲珑瓷也代表了明代景德镇制瓷工艺的高度。薄胎瓷的胎体如蛋壳一样轻薄,制作时要反复修胎百余次,工艺难度极高,万历年间的流霞盏、卵幕杯都是有名的薄胎瓷品种。而制作玲珑瓷时,工匠会在胎体上雕镂出许多黄豆大小的“玲珑眼”,烧成后洞眼处明彻透亮,独特美观,常配以青花图案,时称青花玲珑瓷。

随着景德镇彩瓷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他以颜色釉为主的窑口日渐衰落,景德镇瓷器“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尤被彼国所重”,景德镇真正成为天下窑器汇聚的瓷都。

天下尊瓷都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随着时局逐渐稳定,清代进入康乾盛世,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也迎来了又一个高峰,在品质、造型、釉彩等诸多方面都臻至极境。

清代景德镇瓷器花式奇巧,质地精良。各种颜色釉不断发展和涌现,红釉即有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之分。郎窑红色泽透亮,红如牛血;豇豆红浅红娇艳,似三月桃花;霁红深沉莹润,艳若朱霞。而金红、紫、五金、茶叶末等独特的釉色也陆续被研制出来。釉上彩、釉下彩与其他色釉的结合更为广泛,装饰性也更强,著名的有釉下三彩(青花、釉里红、豆青釉),蓝釉和青花结合的蓝上蓝,以及釉上黑彩、珐琅彩、粉彩等。其中,珐琅彩(瓷胎画珐琅)是清代皇室最具特色的彩瓷品种,以珐琅料作为颜料在瓷胎上描画图案,康熙朝浓郁庄重,雍正朝清新素雅,乾隆朝繁复华贵。此时,还出现了仿生釉和仿制宋代官、哥、钧等名窑的瓷器。仿生釉的瓷胎上不上面釉,而是直接用颜料作底绘画,仿制铜、银、木、竹、石等材料的质感。

御器厂在清代更名为御窑厂,皇帝不仅常参与指导瓷器生产,还安排得力官员对其进行监管。康熙年间的郎廷极,雍正朝的年希尧,乾隆时期的唐英,都曾是知名的督陶官。唐英于雍正六年(1728年)奉命兼任景德镇督陶官,在职近三十年,对泥土、釉料、坯胎、火候等颇有研究,由他主持烧制的瓷器“胪列诸色赩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无不精美绝伦,深受皇帝赏识,其在景德镇督造的瓷器被世人称为“唐窑”。唐英还奉旨编撰《陶冶图说》,绘制陶冶图20幅,详细记录了御窑厂制瓷的工艺流程。

此外,限制民窑的种种禁令陆续被取消,景德镇民窑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窑口达数千座,坯作、窑户、红店等作坊分工精细,并涌现出许多为制瓷业服务的柴户、砖户、青料户等。可见,景德镇的制瓷业已呈现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单一手工业城市的特征愈加明显。其时,瓷器市场上官民竞市,竞争激烈,并出现了许多会馆与行帮。康乾盛世之下,景德镇始终保持着瓷都的地位,所制瓷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代表着中国瓷器的最高水平。

艺术与生活

康乾盛世以后,由于高岭土开采枯竭、欧洲机器制瓷的涌入以及时局动荡等原因,景德镇制瓷业渐趋没落。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国内手工业倍受摧残,景德镇也难逃厄运,至新中国成立前,陶瓷产业一度濒临绝境。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瓷器迎来新生,生产得到恢复和扩大,并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形成了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陶瓷艺术景象。艺术与生活成为景德镇陶瓷的两大发展方向,生活瓷讲求理性与实用,艺术瓷凸显情感与审美,而二者的融合与转化也成为今天景德镇陶瓷从业者一直在探讨与实践的课题。

2019年10月22日,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在景德镇落下帷幕。会上,古老与现代、艺术与日用、国内与国际等各类陶瓷惊艳亮相,从业者们在各类论坛上就景德镇陶瓷产业的发展进行研讨交流。古老的瓷都,历经数千年磨砺,已形成以陶瓷文化和科技创新为基础,以高档日用陶瓷和陈设艺术瓷为主体,以创意陶瓷为活力的陶瓷产业新格局。

生机与活力,在这片土地上再次因陶瓷而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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