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建军

“中央政府有一个钱希均女同志……包庇商人贩货……后来该商人往瑞金二区七乡被扣留了。又要请求她，但是，这位钱同志，不由此认识自己做错了事，反觉得面上无光，有灭她的威风，于是商量财政部的会计科长代造一封信，要乡政府立即发还……”

这是1932年4月13日出版的第17期《红色中华》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批评的钱希均，是毛泽民的妻子，当时担任《红色中华》报发行科科长;而文章的署名江钧也不简单，是时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的笔名。江钧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直言批评，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成为佳话，也为我们今天管党治党提供了范例。

共产党人的批评不需要“包装”，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批评具有一以贯之的政治性、原则性、团结性、战斗性。没有这个传家宝，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发展，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时光如镜，映照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活有了新气象，并不意味着“老毛病”“污染源”就彻底解决。比如，有的班子内部“和稀泥”，民主生活会上不闻“炮声”，没有“辣味”，“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表扬与自我表扬”;有的党员干部遇到问题“绕道走”，遇到矛盾“打太极”;有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批评、不制止、不斗争，不敢亮剑;有的满足于人来了、会开了、记录了，形式化、随意化、平淡化乃至自由化、娱乐化、庸俗化让党内政治生活变了味、走了调。

《红色中华》为什么会刊登这样的批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