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伟廷

他是资产雄厚的实业家，原本可以一门心思发展事业；她是一个娴静优雅的阔太太，原本可以在洋房里闲敲棋子落灯花。然而，为了拯救那些在日寇蹂躏神州大地时失去父母的儿童，他毁家纾难，无私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和生命；她奋不顾身纵身入伙，在一次次降临的灾难中尽力支撑着。他是竺梅先，她是徐锦华，这一对患难夫妻，在浙江奉化山脚下，以青山为墙垣，以绿水为屏风，建立了国际灾童教养院，抚养教育600 多名孤儿。

战火中诞生灾童教养院

1937 年，卢沟桥一声炮响，日寇的铁蹄疯狂地踏进中国内地，连天烽火，哀鸿遍野。只一个多月时间，战火迅速蔓延到上海，马路上到处是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难民，景象十分凄惨。特别是一大批父母亲人已死于日寇炮火之下、无依无靠的孤儿，过着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挣扎在死亡边缘。目睹此情此景，竺梅先焦急万分，寝食难安。

竺梅先是谁？竺梅先是浙江奉化人，因家贫13 岁离乡背井，到上海一个五金杂货店当学徒。早年曾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后来弃政从商，倡导实业救国。20世纪20 年代中后期，竺梅先已是沪上著名的实业家、中国造纸业先驱。他待人以诚，仗义疏财，在淞沪会战爆发时，他捐钱买飞机，建了两所伤兵医院，还接办轮船公司运送难民、传输军资。

看着灾童的苦难，竺梅先兴起创办庇佑难童孤儿机构的愿望，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夫人徐锦华。徐锦华是江苏松江人，出身望族，毕业于松江女子师范学堂。她早年参加过北伐军，骑马射击，智勇双全；后当过律师、战地护士。她与竺梅先相识于军中，结婚后，多年襄助丈夫，是竺梅先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和参谋。

此时竺梅先对徐锦华说：“当前哀鸿遍地，苍生涂炭，办个灾童孤儿学校倒也是一种义举。现在上海各慈幼院、难民收容所都将被迫解散，这批灾童、孤儿都要流落街头了，到大后方去办个学校，既解决食宿、衣着，也教育他们抗日爱国，把他们教育成人。你念过女子师范学校，这事由你来办最合适。”徐锦华特别热心教育事业，矢志“教育救国”，值此苍生涂炭、民不聊生之际，她竭力支持竺梅先创办教养院，尽可能挽救一批灾童，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有用之才。

在随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一次例会上，竺梅先慷慨陈词：“国家灾难深重，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应把这批丧失亲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孤儿收养起来，教养成人。”他还说：“我的夫人徐锦华师范毕业，当过律师、战地护士，有胆有识，很喜欢孩子。我和她商量过了，尽我所有，把这些孤儿收容起来，办一个灾童教养院，既要教，又要养。”

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董事们的一致赞同，当场认捐了一笔经费，会上即成立了“灾童教养院”院董会，大家一致推举竺梅先任院长，由其亲自操持筹备工作；竺夫人徐锦华为副院长，主持日常院务。虞洽卿提议，将教养院冠以“国际”两字，以尽量避免和减少日寇的干涉和骚扰。还有几个董事提出，由他们来游说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外商担任院董会董事，并由此取得各有关国驻沪领事馆的支持，发给护照，这样就坐实了“国际”的名头。教养院计划接纳500 个孩子（后实收610 名）。

会后，竺梅先立即付诸实施，一边委派专人收容灾童，同时多方聘请教职员工；一边派人去寧波方向物色教养院院址，既要宽敞，又要安全。知道竺梅先的打算后，奉化名人庄嵩甫推荐了位于竺梅先家乡附近的后琅乡（现莼湖镇）岙口泰清山。山下有座泰清寺，这处废弃多时的千年古刹，地处偏僻，前有开阔空地，内有众多僧房，是个安心读书的好地方。经全面修缮，并新建了4 排教室、7 座大寝室，以及大礼堂、图书室、厨房、食堂、医疗室、理发室、操场等教学和生活设施后，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迎来了第一批灾童。

古刹里孩子们用功学习

国际灾童教养院1938 年9 月正式开学，其后全院师生员工渐增到700 余人。学生来源除了在上海收留的灾童外，还有一些附近农村的附读生。最特殊的一个学生是某爱国青年的女儿，这位青年为报国难家仇，把年仅五六岁的爱女送来托付给徐锦华，自己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了。临去时一步三回头的情景，想起来仿佛还在眼前，令人感叹不已。

清晨，整座教养院在晨曦中显得特别恬静、安宁。突然，一阵嘹亮的起床号声从山顶悠悠地飘向每个角落。霎时间，学生们以最快的动作穿好衣服叠好被子，奔向盥洗室。当第二次号声响起时，宽大的操场上已按年级排好整齐的队伍。师生们一起做早操，一起唱竺梅先秘书徐无生作词的《院歌》，“吾生多幸，值风潮鼓荡，卷入洪炉，百炼千锤成铁汉，看他年雪耻昭矣……江山虽破，有黄农裔胄，五族同胞，一德齐心修学业……少康一旅，中兴责，在吾曹。”它阐明了办院的宗旨和对学生的期望。

教养院聘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的名师前来执教，有原中学、大学的教师，也有民丰、华丰两造纸厂的工程师、技术员。他们原本大多生活在城市里，有较好的工作岗位和优越的待遇，而这里是穷乡僻壤，没有自来水，只有用一支支毛竹打通当水管，把山涧水引流下来；更没有城市所有的娱乐和物质享受，而工资却要比城里少许多。他们是在竺、徐两院长赤诚之心的感召下，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献身精神，接受礼聘，不顾艰辛，为教育事业尽心竭力。因为师资素质好，所以教学质量也高。

考虑到绝大多数院童都无家可归，一年安排三学期，4 个月一学期，不放寒、暑假。根据年龄与识字程度，分为幼稚班、小学六个年级和初中部，每周休息一天，为的是多学知识，快些成材。教材基本是自编的。初中学的英语是林语堂的《童话故事集》《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语文课全是古文，从《古文观止》或古典诗词名作中选来；数学三角、几何都是英文原版；化学课也做些实验；还常举行田径、球类、踢毽子、跳绳、哑铃等比赛，以增强孩子们的体质。由于物资短缺，一本练习簿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写，后用墨笔写，重重叠叠；而老师则在夜深人静时，在暗淡的煤油灯下，批改这样一纸三用的作业本。学生们都非常用功，有的起早捧了本书去山上大石头旁朗读，有的已打过熄灯钟还在被窝里默默地回忆、思考白天的课文。

教养院特别重视对院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指南录》等都被列为国文教材；尤其是教养院大门两侧的墙头上刷写着“卧薪尝胆，明耻教战，驱除鞑虏，光复中华”16 个大字，时时提醒院童发奋图强，莫忘国耻。院童们《报仇雪恨》的歌声时常响彻山间：“钟声打白云，黎明人即起，同是离乱人，四海皆兄弟。苦读书，勤做事，时间莫荒度。过今天，有明天，报仇雪恨在何年？”

竺梅先在外筹款，但只要来院时，总要给学生们讲讲话；他也常请一些知名人士（如教育家陶行知等）来院，讲学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徐锦华更是衣、食、住、医、读事事挂心，很少见她坐在办公室里，而总是背着双手在各处巡视，发现问题马上处理。她从未发过脾气或大声训斥，总是满脸慈祥，微笑着抚摸学生们的头，亲切地唤他们“小囡”。在这充满爱意的氛围里，虽有600 多个孩子，但都亲如兄弟姐妹，从不斗殴打架。这是一个温馨欢乐的大家庭。师长们的关怀，大自然的陶冶，生活的安定，使孩子们日渐丰腴壮实起来。

多次战胜病魔的侵入

1940 年秋天，正当学生发奋读书，沉浸在温馨的乐园里时，谁也没料到魔爪已悄悄逼来。每天，天刚拂晓，徐锦华已披衣起床了，叫醒了助手欧月仙，拎一盏马灯，一起从山顶的岁寒草堂向山下走去。她要拨开晨雾到寝室，看看孩子们夜来睡得可好，有不适的即通知抚养组送去医务室治疗。一日复一日，多少个晨昏，徐锦华带着欧月仙走过每一个孩子的身边，带去爱，带去期望，带去无限的关切，风雨无阻。

有一天， 徐锦华查铺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孩子睡得不安宁。第二天更多了，好几个寝室都有孩子在呻吟，医生一检查方知患的是疟疾。疟疾发作起来很可怕，先是冷得浑身发抖，盖上两条厚被也没用；过会儿又热得像火燎火烤，恨不得跳进冰窖里去。医务室没有治疟疾的药，当时由于战乱，药品非常紧缺，需要量又大，因此也不易买到。但发病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徐锦华整天守在病孩身边，心急得不得了。几经周折，总算买到了一些奎宁粉。奎宁粉非常苦，那时既没胶囊也没糯米纸之类可裹，苦得难以下咽，徐锦华和老师们只得用嫩菜叶把药粉包好，塞进孩子的口中，再用水吞咽，才最终治好了病。

谁知疟疾的病患刚消退，又一次灾难接着降临。不知怎的，教养院100 多个孩子忽然生了疥疮，满身四肢全是疮，晚上疼得睡不着，一片“咝咝”的呻吟声；大早上起来更折磨人，脓血与被子粘连，把棉被一层一层撕开，疼得孩子们哇哇大哭，寝食难安，学习无心。徐锦华看着刚从疟疾中挣扎过来，满脸病态未除又落入疥疮魔爪的孩子们，更是心焦如焚。

徐锦华去宁波和竺梅先商量后，他们一方面派人买药，一方面和院董一起去医院请了十几位医生护士去教养院进行治疗。当时宁波已沦陷，交通要道都有日伪军站岗检查，药物是紧缺商品，很难携带出去，竺梅先把此任务交给了他的门生许兴馥。许兴馥当时年轻有为，办事得力，深得竺梅先赏识，为教养院办过许多事倩。

许兴馥接到任务后，买了两只盛牙膏的大纸箱，下面放治疥疮的硫黄膏，上面整整齐齐地排满牙膏。他身材颀长挺拔，加上礼帽一顶，长衫一件，像一名左右逢源的大商人。许兴馥雇了个挑夫，抬着两大箱药品潇潇洒洒地往宁波灵桥走去。第一个拦住他的是名伪军，他早有准备，手心里扣着几块硬洋，边请伪军检查，边将硬洋塞到伪军手里。日军过来翻了几下，看看都是牙膏，再加上伪军帮着说好话，就这样通过了关卡。

医护人员也随后赶到，再配备几名院里的老师，将学生在几个寝室同时进行治疗，以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每人用一根短棍，棍头用药棉、纱布扎成球状，蘸着硫黄药膏给学生全身搽擦，换下的衣服全部煮沸消毒。如此奋战十数日，才把疥疮消灭干净。

徐锦华大义对日酋

1941 年4 月20 日，日军侵占宁波，三日后攻陷奉化。徐锦华忧心忡忡，天天找人打听日本人的行踪，十分担心孩子们的安全。据说，她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还托一个和尚及时传递消息。然而，日寇终究还是打探到教养院，摸进了泰清山。

这天上午，得到情报的徐锦华马上紧急召开全院教师大会，谆谆嘱咐：“一、全院照常上课；二、高年级的女童和女教师暂时都避到山上去；三、我出面对付他们，万一我出事，你们也要忍住，把孩子保护好最重要。”另一方面，把图书馆里早就整理好的一大批抗日书籍，坚壁在预先挖好的大坑里。会后没过多久，有人来报讯：日军20 人左右，其中有一个军官，一个翻译，已经到隔壁的楼岙村了。徐锦华命令：“现在按我说的分头准备。张月楼是日本留学生，做我的帮手。”

忽然，徐锦华想到，教养院里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惨死在日寇的炮弹、枪口底下，而教养院平常也做了不少抗日宣传，这些孩子对日本人一定恨之入骨。于是她对男老师们说：有课的老师照常上课，没课的老师和职员分向各教室，“你们一个人管一个教室。告诉孩子，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千万不要莽撞。”徐锦华还是不放心，又跟学生们叮嘱：不要离开教室，“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要抬头看”。

剛安排好，上了刺刀的日本兵即从后山、前村分两路夹攻，气势汹汹，包围了教养院。日本军官与翻译直进院长办公室：“大日本皇军前蔚寿山到国际灾童教养院巡视。”徐锦华亲自接待，由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导主任张月楼老师担任翻译：“国际灾童教养院院长徐锦华。”前蔚寿山疑惑地问张月楼：“你是日本人？”张月楼不卑不亢：“我是中国人。十年前在贵国早稻田大学学习机械，回国后在造纸厂做技师，现在是教养院的老师。”

这时，徐锦华把准备好的各国董事的证书给日本军官看：“这里是国际性质的教养院，全院几乎都是战争孤儿。我是他们的母亲。”前蔚寿山的目光渐渐平和下来。他带着日本兵，列队进院，对教室逐个查看。孩子们都很听话，个个盯着书本，书声琅琅，秩序井然，没有一个人抬头张望。前蔚寿山转身问：“如果我在中国阵亡，我的子女成了孤儿，你会收留他们吗？”徐锦华朗朗而道：“首先，我不希望阁下的子女沦为孤儿，万一发生这样的不幸，我们对各国灾童一视同仁。”前蔚寿山沉默了一会儿，带着手下人走了。

日本人走远后，张月楼捂住狂跳不止的心：“徐院长，我真佩服你！”正说着，徐锦华忽然脸色惨白，晕了过去。张月楼赶紧扶住她，她缓过来后，虚弱地说：“我刚才太紧张了。”是的，刚才徐锦华真有点担心，不是怕日寇，而是怕万一哪个孩子控制不住自己，稍有不慎，会造成无谓的伤害，这是一批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呀！解除“禁戒”后，许多学生禁不住放声大哭，大家都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把敌人赶出中国去。第二天，竺梅先回来了，他急切地对妻子说：“听说日本人来了，我很担心你，就赶过来了。”还好，有惊无险。

竺梅先筹粮途中病逝

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国家的形势日益严峻，许多富商大员纷纷逃离上海、宁波，去香港等地避难。教养院除第一年向各界筹募到一些资助外，至此已难获捐款了。于是，教养院全部经费都需竺梅先独自承担，经费来源成了问题。当时有许多友人劝说竺梅先，不如放弃教养院，去香港或海外重振家业。竺梅先看着这600 个可怜的孩子，婉谢了这份好意，说：“我既收养了他们，不能只顾自己、半途而弃。”

为了把教养院维持下去，竺梅先竭尽自己所有，独资开设了丰余公船务运输报关行。在上海设立总公司，由原来民丰、华丰造纸总公司襄理汤寿珍负责，另外还有竺梅先的大弟子顾祟元和亲侄竺培元等，在宁波设立分公司。宁波分公司下设石浦办事处，由竺梅先最小的关门弟子许兴馥负责。丰余公三级机构所有的盈利，竺梅先均作为教养院开支之用。所以，后来几年，教养院实际上是由竺梅先独力支撑着。那些年，恰遇浙东灾荒，粮食短缺，竺梅先更是想尽一切办法，寒来暑往地奔波，为师生们弄粮食。

1942 年5 月的一天，竺梅先回来没多久，带着病体，冒着日伪的通缉，又要为灾童教养院去永康采购粮食。徐锦华听丈夫要走，苦笑着说：“你成年累月地跑，累吗？”“当然累，累不死。就是感觉对不起你，你一个女人，苦撑这个大家，那才叫累。放心，我这次去永康买粮食，回来一定好好陪你，院里的担子，我也挑一头。”可是，就在回来的路上，到达宁海时，竺梅先因劳累过度，又咯血了，助手只好将他暂时安排住在宁海黄坛乡的严乡长家，通知徐锦华来接。

竺梅先太累了！为了教养院600 多个“儿女”，积劳成疾，拖延数月，终于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弥留之际，竺梅先谆谆嘱咐徐锦华：“教养院这副担子交给你了，一定要把这些孩子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他就这样带着遗憾，带着无奈，像春蚕吐尽了最后一口丝，于1942年5月30 日离世。会计师清理竺梅先身后财产时，方发现这位闻名江浙的实业家，民丰、华丰造纸厂的创始人，为支付抗日救国各项庞大的支出，尤其是支撑起这所灾童教养院的巨大开支，原本累积的上百万巨资已空空如也，名下产业也抵押殆尽。

追悼会上，徐锦华极度伤心，她已经站不稳了，不得不由其他老师扶着。竺梅先走的时候才54 岁，一个正在盛年的大老板，若不是为了600 多个孩子日夜奔波，怎会英年早逝？竺梅先的秘书徐无生念着《祭竺院长文》：“冒暑奔走，实为筹粮，积劳致疾，呕血似浆，公不自惜，病入膏肓……”体现了全院师生对院长去世的深切悼念。在送葬的山路上，跪满了戴了黑纱的教养院学生，哭声震野，山谷里都是呜呜的回音。

拒绝汪精卫老婆当院长

日子越来越艰难，徐锦华无奈地对教职工说：“工资发不出了，你们愿意留，还是走，自己决定吧。”渐渐地，一日三顿减为两顿；后来米饭也没有了，玉米、马铃薯就着一小撮盐吃，偶尔分到红腐乳，就当是红烧肉了。有很多孩子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天黑时，孩子们一个拉着一个慢慢走路。徐锦华很心痛，托人弄来几桶鱼肝油，挨个给孩子们喂。还有个孩子，因为太饿了，上山采野果，结果中毒死了。徐锦华抱着他的小身体痛哭：“是我没照顾好哎，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爹娘。”

就在这最苦最难的时候，有个驻守在宁波地区的伪军徐营长，接二连三来找徐锦华。那徐营长似乎在恭敬中显得骄横，原来他是受南京日伪政府主席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之托前来游说的。陈璧君竟趁教养院困难之际，派徐营长向徐锦华提出，愿以高价换取教养院董事长头衔，并由她来接办教养院，将来学生的出路也由她来安排。

看着半饥半饱满脸菜色的几百个孩子，徐锦华心如刀绞，多么想能得到一大笔钱以解燃眉之急，让孩子们吃得好些。但不能答应徐营长！怎么能让这些孩子纯洁的政治生命沾上污点呢！但是，她知道假如断然拒绝，得罪了这帮人，买粮就更加困难，养活几百张嘴也更不容易，她只好一次次用拖的办法来拒绝接受。

过些日子，又有人来通知，驻守在宁奉地区的伪军第十师谢师长来访。徐锦华顿时警觉到她已拖了徐营长很久了，又来了个谢师长，来者不善。她冷静下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便向办公室走去。谢师长盛气凌人：“我所辖的军队马上要招募一批新兵，第一个就想到贵院，院童大多数已到了当兵吃粮的年纪。只要徐院长点头，放多少，我就收多少，这样既减轻您的负担，也让学生们有个去处，岂不一举两得？”徐锦华婉言回绝。

谢师长图穷匕见：“还有一件事，汪精卫夫人陈璧君问起教养院的事，她非常乐意帮您渡过难关，只要让她当名誉院长……”这真把徐锦华气坏了。以前竺梅先为了不当汉奸，拒绝伪政府要他去“维持会”任职之请，几年来东避西藏，不得安宁；今天他们又来威逼利诱教养院，徐锦华再也忍无可忍。她毫不畏惧，义正辞严地回答姓谢的：“我宁愿忍痛解散，也绝不会让我的小囡去做汉奸工具。”那个谢师长屡屡碰壁，悻悻地走了。至此，陈璧君一心想接办教养院，以图在社会上树立慈善家的声名，并想通过教养院做跳板，与国际接上关系的美梦，终于彻底破灭。

永远的国际灾童教养院

在徐锦华的努力和教职员工们、一些爱国人士的支持下，教养院勉强支撑到了1943 年，徐锦华不得不作出停办的决定。教养院决定停办后，对院童们如何妥善遣散安置，成了徐锦华最大的一桩心事。她与院里几个主要人员商量决定：院童中凡是有家可归，有亲可投靠的，就请其父母、亲属派人前来接走；凡是无亲属的，或者与亲属已经失去联系的，或者是亲属不愿接納和无力接纳的，就一概由教养院负责统一安置。

在这种战乱时期，安置人员出路十分不易，徐锦华唯有依仗过去的老关系找各种门路。年长的一部分，有的安置到竺梅先生前主持的各企业与好友办的单位就业，有的愿意被领养的荐给当地善良人家。教养院那些十七八岁的女孩，凡愿意出嫁，徐锦华都亲自过问对方家世，确保嫁过去不受委屈，且一一准备好嫁妆，以尽“家长”之责。还有30多位院童（其中有2 名女院童），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徐锦华同意他们投奔四明山，参加抗日的三五支队，后被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在参军的孩子中，就有2014 年7月7 日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的抗战老兵焦润坤。临走前，徐锦华对接應的队长说：“孩子们还未出过远门，希望你们善待。”焦润坤等人抹着眼泪，正欲跪拜告别，徐锦华连忙阻止：“别哭啊，你们现在是去当军人，军人不能下跪，行军礼吧。”送走一个个孩子，天也冷了，徐锦华在士林蓝旗袍外加了一件白色绒线开襟短衫，站在琅溪桥上久久挥手：“我们会在抗战胜利时重逢的。”

最后，整个教养院除了六七名幼童，安置任务全部完毕。1943 年9 月23 日，竺梅先夫妇创办的这座历时5 载功德无量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正式宣告结束。徐锦华带着这几个幼院童和儿子竺培国、竺培基，在秘书徐无生陪同下，依依不舍地离开泰清寺。临走之前，她将教养院的所有一切包括教学、生活器具、设施，全部无偿移交给当地正在筹办的泰清中学（奉化县中分校）。

民族危难关头，有人驰骋沙场，有人救死扶伤，有人慷慨纾难，用爱与生命浇灌一颗颗伤痕累累的心，这是一样的壮举，一样的诗篇，一样的荡气回肠。徐锦华带着一腔辛酸，两袖清风，重返上海，过着清苦的生活。1946 年，徐锦华病逝，终年和竺梅先一样54 岁。在上海出殡及民丰厂开追悼会时，闻讯的学生纷纷赶去，为他们的慈母执拂相送，默哀致悼，泣不成声。她与竺梅先合葬于宁波市鄞州宝幢公墓。

70 多年过去了，泰清山已拦坝筑堤改作水库，教养院旧址已永沉水底。为弘扬两位院长的高风亮节，传颂泰清山这段感人事迹，20 世纪90 年代初，散居海峡两岸各地的当年的灾童们为纪念竺梅先、徐锦华夫妇，在现水库之滨，古洞桥之上，建造了精美的八角亭子“梅华亭”，取竺梅先的“梅”、徐锦华的“华”来命名。亭中央树一石碑，正面刻的是“国际灾童教养院故址”，背面是教养院史迹简介。亭后一堵屏墙，左右分刻院景及院歌，与亭子相互呼应。它是一座沉默的丰碑，承载着灾童们的感恩之心，镌刻着国际灾童教养院不朽的历史。

（摘自《党史纵横》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