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仁东终使“中国天眼”伫立在中国西南，人生只为一事来，历经8000多个殚精竭虑的日子与近百次失败，  南仁东身上蕴藏着中国知识分子深厚的家国情怀。

1993年，获悉科学家们在日本东京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提出，要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信息，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时，南仁东做出“咱们也建一个”的决定，这让“南仁东”这三个字，从此与FAST这个射电望远镜密不可分。

随意翻开一本世界科技史著作，射电天文学都是20世纪科技进展中颇为重要的章节之一。在这些穷宇宙之边际的探索中，射电望远镜功不可没。自那以后，世界各国开始建造更大口径、更灵敏的射电望远镜来破解更多来自宇宙的秘密。

作为一名天文学家，南仁东不可能不知晓这段天文史。正因如此，24年前，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的南仁东，便敏锐地抓住了契机，提出：“在中国境内建造直径500米、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当时，我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30米，从30米到500米，这是个太大胆的设想，看好的人寥寥无几——建设这样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已不仅是一个严密的科学工程，还是一个难度巨大的建设工程，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结构工程、电子学、测量与控制工程，甚至岩土工程等各个领域，且工程从纸面设计到实际建造和运行，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是否有合适的地方？施工难度怎么克服？”这是当时人们最为普遍的质疑。但南仁东认准了这件事。从1994年开始，年近50岁的南仁东开始主持国际大射电望远镜计划的中国推进工作。他大胆提出，利用我国贵州省的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建设巨型球面望远镜作为国际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的单元，并立即启动贵州选址工作。

“为了选址，南老师当时几乎踏遍了那里的所有洼地。”南仁东的学生、FAST工程接收机与终端系统高级工程师甘恒谦回忆，当时，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有的荒山野岭连条小路也没有，当地农民走着都费劲”。

访山归来，南仁东心里有了底，正式提出利用喀斯特洼地建设射电望远镜的设想。经过多年的论证，2007年7月，FAST作为“十一五”重大科学装置正式被国家批准立项。

2016年9月25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竣工，最终建成的FAST拥有500米的口径、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接收面积。如果在国际上做一个横向比较，FAST与号称“地面最大的机器”的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相比，灵敏度提高约10倍;比排在“阿波罗”登月之前、被评为人类20世纪十大工程之首的美国“阿雷西博”305米望远镜，综合性能提高约10倍。这个世界第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观测脉冲星、中性氢、黑洞等这些宇宙形成时期的信息，以及捕捉来自外星生命的信号。

从1994年开始主持FAST项目的选址、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主编科学目标，指导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其模型试验，历经22年，南仁东带领团队最终建成了“中国天眼”。“南老师这20多年只做了这一件事。”他的同事和学生们说。在这8000多个殚精竭虑的日子里，南仁东带领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难，实现了由跟踪模仿到集成创新的跨越。

在1995到2006年的10多年间，世界上多了一位名为南仁东的“推销员”。为了寻求技术上的合作，他坐着火车从哈工大到同济，再从同济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他的立项申请书上最后出现了20多个合作单位，大概有3厘米厚。他还设法多参加国家会议，逢人就推销项目，“我开始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经历了最艰难的10多年，FAST 项目逐渐有了名气。由于他在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 领域的工作显示度，2006年，南仁东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被国际天文学会射电天文分部选为主席。“我也莫名其妙。”同时，跟各大院校合作的技术也有了突破进展，这给了他底气。

2006年，开了一次科学院院长会议，听取各个“十一五”大科学工程的立项申请汇报，路甬祥院长点评的话音刚落，南仁东就说：“您说完了，我能不能说两句？”。

他说：“第一，我们干了10年，没有名分，我们要名分，FAST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没有可能立项？这么多人，20多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秘书长，给个小名分。但启动立项进程之前，必须有国际评审会。”路院长指示。

“第二，我们身无分文，别人搞大科学工程预研究，上千万、上亿，我们囊空如洗。”

“计划局，那就给他们点钱。”路院长乐啦。

南仁东以为没有希望了，慢慢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正掏钥匙开门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张杰院士。他说：“南老师，你别有挫折感，院长对谁都很严厉，对你是最客气的，你今天得到的比别人都多。”

果然如此。度过了举步维艰的最初10年，FAST项目渐渐有了名气，跟各大院校合作的技术也有了突破性进展。2006年，立项建议书最终提交了。在最后的国际评审中，他用英文发言，提前把整篇稿子背下来了。2006年，立项建议书最终提交。通过最后的国际评审时，专家委员会主席冲上前紧紧握住南仁东的手：“You did it（你做成了）！”

从2011年开工令下达起，在5年半的工程建设过程中，先后有150多家国内企业、20余家科研單位、数千人的施工队伍相继投入FAST建设，这么大的射电望远镜建设，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非常复杂，工程的艰难程度远超出想象。可想而知，南仁东肩上的担子，压得很重。

在2010年，FAST曾遇到建造以来的一场近乎灾难性的风险。据FAST工程调试组组长、研究员姜鹏回忆，2010年，他们对买自知名企业的10余根钢索结构进行疲劳试验，结果全部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例能满足FAST的使用要求。当时，台址开挖工程已经开始，设备基础工程迫在眉睫，可由于购买的材料达不到工程要求，反射面的结构形式迟迟定不下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南仁东提出用弹簧作为弹性变形的载体，来解决钢索疲劳问题。然而，用弹簧仍然是行不通的。在姜鹏最后一次向南仁东论述了弹簧方案不可行之后，他清晰地记得，空旷的会议室里，南仁东背着手站在黑板前，盯着那草图，“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姜鹏说：“我当时很难理解，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会手足无措。”但他很快就明白南仁东的压力之大。“他寝食难安，天天与我们技术人员沟通，想方设法在工艺、材料等方面寻找解决途径，他背负的责任太重了”。

尽管失败带来了打击，但放弃却绝不是科学家的选择。“造不好，怎么对得起人家？”“国家投了那么多钱，国际上又有人说你在吹牛皮，我就得负点责任。”这样的话挂在南仁东嘴边。经历了近百次失败，最终，研制出满足FAST要求的钢索结构，让FAST渡过了难关。

在这8000多个殚精竭虑的日子里，南仁东带领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难。“南老师推动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FAST项目副总工程师李菂说，“他的执着和直率最让人佩服。”

2017年5月，南仁东去美国前，正在贵州调试望远镜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FAST工程调试组组长姜鹏给南仁东去了一通电话。

大致汇报工作后，姜鹏问他：“老爷子，听说你要去美国？”

“是的。”南仁东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然后，在片刻的沉默后，南仁东突然一反常态地问：“你有时间回来吗？”

姜鹏有点意外，因为南仁东从不会这样问他。两人平时直来直去惯了，从2009年到南仁东那里面试开始，两人之间从来就是这样“肆无忌惮”的。所以他只是直率地回答：“FAST这边事儿太多了，我可能回不去。”

没想到，这句话成了扎在姜鹏心上的一根刺。他没能在南仁东出国之前见上他一面。这样的结局是姜鹏不曾料到的，这样的结局，也唤起了他记忆的潮水。

几年前，FAST项目组遇到一次比较大的变动，南仁东把他叫到办公室，问道：“姜鹏，你说你一个刚毕业两年的小屁孩，我能完全相信你吗？”姜鹏思考了半晌，非常认真地说：“南老师，我觉得你可以信任我。”

这个回答让南仁东有些措手不及，但眼前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年轻人，还是成了他的助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姜鹏慢慢接触到了南仁东的内心：“他的人生充斥的是调皮、义气，甚至有些捣蛋。我太喜欢了，我甚至嫉妒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南仁东离世之后，姜鹏打开了南仁东给他的最后一封邮件，回信写道：“老爷子，咱们还能聊聊吗？怎么感觉我的心情糟透了呢？”

姜鹏不知道南仁东在“那边”是否收到这封信。他只知道，他再也不可能收到任何回复了。南仁东不在乎称谓，经常让大家喊他“老南”。大家虽然谁也没有当面喊过，但私下常喊他老爷子。平时他非常注意穿着，但也爱喝可乐，用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潘高峰的话说，他是一个“经常往西装口袋里装饼干，而又忘记拿出来的随性老头儿”。

2015年，南仁东查出了肺癌，术后他说话的声音沙哑了，但他看得开，也很從容，经常拿着登山杖走路锻炼，对工作依然热情如故。

“他没有用语言教导过我要正直、善良、面对疾病要乐观，也没有用语言教导过我工作要执着、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更没有用语言教导过我要无私奉献、淡泊名利。”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高工杨清阁说，“但他，行胜于言。”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