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平　化定兴

黄兴对后代“最大的影响是怎么为国家作贡献”

黄兴给5个儿子取名“一欧”“一中”“一寰”“一美”“一球”，寓意“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给3个女儿取名“振华”“文华”“德华”，落脚于“振兴中华”

1916年，中国的民主革命才刚开了个头，黄兴就撒手人寰。不禁令人惋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英雄虽然早逝，但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子女个个成才，有两个还影响深远。

黄兴一共有8个子女，除与徐宗汉所生的黄一美、黄一球外，其余6个子女均为廖淡如所出。黄兴给5个儿子取名——“一欧”“一中”“一寰”“一美”“一球”，寓意“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给3个女儿取名——“振华”“文华”“德华”，则落脚于“振兴中华”。可见黄兴对子女们寄予厚望。

黄一欧：同盟会最年轻会员

黄一欧（1892-1981），别名黄祖光，1892年9月2日出生于长沙，是黄兴的长子。

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为逃避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2岁的黄一欧因此事受到牵连，在东躲西藏仍不得安宁的情况下，于1905年秋辗转来到日本。在日本期间，黄一鸥认识了孙中山、章太炎等一批革命人士。

1907年的一天，黄兴郑重地将黄一欧带到《民报》社，帮助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对黄一欧甚为喜爱，亲任黄一欧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章太炎也在黄一欧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一栏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此时，黄一欧只有15岁，是当时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

从1910年春天开始，黄一欧奉父亲之命，奔走于日本与香港之间，为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作准备。他的主要任务是秘密从日本购买一批军火，然后暗中运往香港。1911年3月，黄一欧以缺额补员考入广州巡警教练所，并利用这一身份开始在内地进行反清宣传，同时秘密运送军火到各起义点。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一欧化名黄祖光，受同盟会派遣回到广州、长沙继续开展革命活動，并与一些革命同仁在长沙成立了“野球会”。该组织以练习棒球为掩护，团结革命志士，再次发动起义。事情败露后，黄一鸥遭到通缉，流亡日本。

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19岁的黄一欧奉父命回国，组建江浙联军，并担任沪军先锋队副司令，参加过光复上海的战斗。其后为了配合武昌起义军，他率沪军联合浙江、江苏等地方军攻打南京。

正当他在前线作战时，接到黄兴手书“努力杀贼，一欧爱儿”的题字，深受鼓舞，“挥刀上阵，来往驰突，所向披靡，斩敌三十六人，刁鐏遍渍敌人血”。战后，黄一欧将功劳让给别人，只留下几个炮弹筒作为纪念。后来黄兴去世时，黄一欧将其中一个炮弹筒放入父亲墓中陪葬。

黄一欧受父亲影响深刻，他始终恪守家训，踏实做事、淡泊名利。民主革命后期，他一个月有800块大洋的收入，但大多用来办报宣传先进思想，还曾把散落在四处的“辛亥同志”组织起来，成立“辛亥同志会”，自己掏钱救济他们。

1912年，黄一欧加入国民党。第二年，黄兴叮嘱他，趁年轻“好好读书”。黄一欧于是只身赴美留学，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外交与经济。

1915年，蔡锷准备发兵讨伐袁世凯，不料事情败露，被软禁于北平。为了帮助蔡锷逃出北平，黄一欧奉命从美国来到日本，与程潜等人设法帮助蔡锷脱险。在他们的帮助下，蔡锷躲过袁世凯爪牙的追踪，由天津至日本，再经香港、越南，安全到达云南，在云南顺利举行了讨伐袁世凯的起义。

1916年，黄兴去世，黄一欧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中。

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给了黄一欧一个位置不高但很赚钱的职位——在天津当特别一区区长。那个地方有歌厅、舞厅、妓院，税收很多，非常赚钱。“但父亲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们全给封了。他的思想太‘左’，认为这些都是乌七八糟的场所。”据黄一鸥的儿子黄伟民回忆。不仅如此，黄一欧还利用自己的权力，创办了一本叫《坦途》的杂志，用来反蒋介石，“他一不要钱，二不怕死，三是跟谁政见不同就反对谁。跟我祖父完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抗日战争时，黄一欧由于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以生病为由回到湖南老家。黄伟民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人劝他出山，父亲坚决不同意，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蒋政权败势已定。’蒋介石败退台湾前，三次派人到我家找父亲，想把他带到台湾去。父亲带着我的母亲躲起来，让我一个人在家，国民党的人进来时，我就说：‘找不到父母。’”

黄一欧不要钱、不要官，反而在长沙研究起“煤球”。

“当时长沙人都烧散煤，很脏，于是父亲用机器把散煤做成煤球。后来又进一步做蜂窝煤，但他毕竟不是做生意的料，把老本都赔掉了。”之后，他秉承祖业，兴办学校，把辛亥烈士的祠堂改成小学。“同盟会元老程潜主政湖南时，曾对父亲说：‘一欧你怎么不出来做事？我来了你该出来了吧？’父亲还是以年事过高推辞。”

新中国成立后，黄一欧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曾当选湖南省人民代表，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以及民革中央委员兼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此间，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有关辛亥革命的珍贵历史文物捐献出来，还撰写了不少有关黄兴及辛亥革命的回忆录。

在政协工作时，一次，有一个加工资的名额，但候选人有两个，领导在黄一欧和另一个人中间很难抉择，但更倾向于黄一欧。后来，组织征求黄一欧的意见时，他说：“那就把名额劈开，他加一半，我也一半算了。”

改革开放后，黄一欧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众多的海外关系，做了大量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

黄一欧从不向别人宣传自己，也不让儿子黄伟民写有关他的文字。黄一欧晚年曾说：“先君遗墨诸多散失，唯有‘笃实’随我转徙流离，至今仍在身边。”1981年1月，89岁的黄一欧辞世前，慎重地把黄兴书写的“笃实”条幅交到黄伟民手中，并嘱咐他：“一定要好好保存，一代代传下去。”

薪火相传，永以为继。“父亲说，不能让我成为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不仅要念书好，还要能挑起重担。”于是，即便家里有保姆，挑水等体力活还是由黄伟民来做，因为这是家训要求的。

黄伟民出生于1937年，退休前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曾任第七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现任黄兴研究会会长。

黄伟民找到祖宅后，将其捐赠给国家，并将家中保留的国家一级文物——紫檀家具，也捐了出来。有人认为黄伟民傻，他却说：“我认为这是历史，应该由国家管理。”

1981年，黄伟民加入民革时，民革内部派系复杂，一些前辈对他很抵触，而且还有人跑到省里和中央去告他的状。“我有时候就气，我不想当官，父亲也不让我当官，是我自己走错了路。”妻子宽慰他：“想想你祖父，他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坚持到最后。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你的委屈没那么大吧。”黄伟民觉得有道理，顿时一扫心中郁气，更加卖力地工作。

黄伟民时刻关心国家，关注民生。为了祖国统一，他利用黄兴在台湾的一群友人的关系，做了不少两岸民间沟通的工作。当谈及辛亥革命时，他说：“我觉得小的意义是追溯历史，还原历史。大的意义是要建立统一的、完整的国家观念，始终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希望两岸都以包容的心态，开阔的胸怀，百折不回的精神来完成祖国的统一。最大的意义在此，而不仅仅是追溯历史。”

黄乃：“中国盲文之父”

黄乃（1917-2004），原名黄一寰，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盲文教育家，被称作“中国盲文之父”。他是黄兴的幼子，还未出生时，黄兴就已病故。

黄乃自幼受父亲和兄长的影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当他在长沙楚怡小学上五年级时，北伐军打到长沙，身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黄乃带着自己的小伙伴走出校门，欢迎北伐军的到来。那时的黄乃，就已将一册《三民主义三百问》背得滚瓜烂熟。

读初二时，黄乃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参加了由共产党秘密领导的“读书会”。在这里，他阅读了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鲁迅的《彷徨》《呐喊》，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大纲》等进步书籍。进入高中后，黄乃开始为一些进步文艺刊物撰写文章。黄乃立志日后一定要继承父业，投身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斗争之中。

正当豪情满怀之际，不幸降临到他头上。

1934年，在一次上体育课踢足球时，黄乃不慎右眼被撞伤，导致视网膜脱落，由于手术失败致使右眼失明，于是休学回到长沙老家。

1936年初的一天，黄乃从报上看到留日学生正积极开展救亡运动的事迹，很受感动，于是决定重走父亲的路，去日本留学，以期继承父志，将来报效祖国。他把这一想法告诉母亲和哥哥们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黄乃来到东京，进入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科学。在此期间，黄乃加入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和“中华留日世界语协会”等进步组织，负责“现代问题座谈会”。黄乃经常出席左派文化团体的各种会议，为文化救亡运动做了不少工作。他的行动惹怒了日本军国主义。

1937年6月，黄乃被日本警察拘捕入狱。后经黄兴生前好友前田九二四郎出面周旋，黄乃才得以获释。

20岁的黄乃，第一次遭遇牢狱之灾的考验后，更坚定了他一生要跟共产党走的信念。黄乃晚年回忆起这次在日本被捕的事情时说：“从那以后，我就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我身上背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对党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出狱不久的黄乃回到了祖国，于第二年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

在延安，他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并任马列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副主任。1939年，黄乃调入中央宣传部任干事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后又调入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任日本问题研究秘书兼组长。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黄乃担任副刊《敌情》的主编。在任主編期间，他发表的一篇题为《南进还是北进》的文章准确地推断出在华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得到验证之后，曾经轰动一时。此间，他的不少文章还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

1942，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在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讲话，说：“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说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

当年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说，青年时代的黄乃才华横溢，他会日语、俄语、英语等多门外语。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流传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黄乃均名列其中。

解放战争时期，黄乃长期处于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之中，常年伏案到深夜，仅有的一只左眼视力也迅速下降。1949年进入北平时，他的左眼视网膜脱落。周恩来得知这件事后，立即安排黄乃去苏联治疗，但未能治愈。去苏联时，黄乃还能看到“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回国后，双眼已经全部失明。

在苏联治疗期间，当黄乃得知自己的眼睛已经完全没有复明希望时，他首先考虑到的是祖国成千上万盲胞。于是，在回国前，他参观了莫斯科的盲校，听到了不少盲人自强不息、自强自立的动人事迹。刚刚坠入黑暗深渊的他，在心灵深处又点燃了一簇希望的火苗——产生了创制中国盲文的念头。

回国后，黄乃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盲人问题。解放初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还没有统一的盲文。为了尽快发展新中国的盲人教育事业，1952年春，黄乃给《人民日报》写信，呼吁全社会重视和关心盲人;他还四处游说，周旋于各方，并集中精力创制了一套中国自己的盲文。

当周恩来得知黄乃设计的盲文方案后，亲自接见了他。周恩来握住黄乃的手表示祝贺，还鼓励他进一步完善这个方案。

毛泽东在看到新中国第一个盲文刊物——《盲人月刊》时，有人告诉他：“这套盲文出自于黄乃。”毛泽东高兴地说：“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

黄乃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盲文方案于20世纪80年代末得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批准。这套方案的实施，使近1000万中国盲人重新有了明亮的“眼睛”。从此，黄乃被人们誉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

黄乃于2004年1月30日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他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至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二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

黄兴的其他子女：各有所成

除了成就比较大的黄一欧和黄乃，黄兴的其他几个子女也各有所成。值得一提的是，黄兴的子女中从政的很少，即便有，也很短暂。和黄兴一样，他们并不在意“功名”。

黄兴和黄一欧在外革命，家里的重担主要交给了次子黄一中。1914年，黄一中带着祖母、母亲还有妹妹黄德华赴日本，和父亲团聚。2个月后，黄兴远赴美国。过了2年，黄兴发电报要黄一中带家人回国，年仅15岁的他把一家人从日本带回上海后，又返回东京帝国大学读书。

“我父亲把家人照顾得好，让祖父一心革命没有后顾之忧，这种从小开始的磨砺，也锻炼了父亲，他早熟稳重，秉承了祖父实干的一面。”黄建舲说。

黄建舲是黄一中的女儿，但父亲很少和她说家族往事，只是每年10月31日黄兴忌日那天，黄一中会在厅堂黄兴肖像下供两盆菊花，全家人行三鞠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小孩子遵从父母的嘱咐去做，只是把他当一个祖父来敬供。”黄建舲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建舲才开始读到祖父的诗词和别人研究他的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黄一中曾任全国政协委员，1991年在苏州辞世。值得一提的是，黄一中在任国民政府内务部统计司司长时，曾开展过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旧中国动辄说“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就是他统计出来的。

三子黄一美，毕业于巴黎大学，先后服务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和贩济委员会，后与国民党元老张继之女张瑛成婚。国民党撤离大陆时，黄一美留在了上海，在国民党特务进行的一次暗杀活动中，被误伤，于1951年在上海去世。

据黄一美的女儿黄仪娴（1946- ）回忆，由于黄兴“毁家”革命，“到了父亲这一辈的时候，家中已没有多少财产了，父亲去世后，我们的生活一度很艰难”。

黄仪娴7岁上学，1962年初中毕业，随后进入北京无线电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我上的是很普通的中学，16岁参加工作。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多这样。”黄仪娴说，初中时，她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辛亥革命的历史，在学到有关祖父的章节时，她从不向同学说自己的家世，因此也没有人知道她是黄兴的孙女。直到工作时，厂里需要填写个人履历表，同事们才得知她是黄兴的后人。

“我的祖辈，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相互团结，以推翻封建统治为目标，流血牺牲，这是很不容易的。也许是血脉的因缘，我在无形中总受到一种精神的激励。我的路，是一条绝对服从国家安排的路。我1982年加入民革，后来调到民革中央，主要负责对各省民革组织的管理、联络、考察等事务。”黄仪娴说她的生活很简单，她不认为自己因为是黄兴的孙女而有什么特殊，她就是一个普通人，努力工作，认真生活。

四子黄一球，先后在德国、美国研究航空机械，抗战后回国，在民航公司工作，后与程潜之女程博德结婚，于1964年病逝于台湾。

长女黄振华，曾就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49年，黄振华去了台湾。她一直保存着黄兴写给她的“无我”字幅。黄振華和丈夫一生节俭，在台湾建立了“克强奖学基金”，慷慨捐赠教育。1989年，黄振华将其在台湾的房产变卖取现，回归祖国大陆。后来，妹夫薛君度用这笔钱成立了黄兴基金会，用于研究辛亥革命和资助学子。1992年，黄振华在苏州去世，骨灰送回长沙安葬。

次女黄德华，曾就学于金陵大学。抗战后，肄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嫁给薛君度。

薛君度，原名炯裳，1922年出生于广州，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政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斯坦福马利兰大学政治学教授。薛君度是著名辛亥革命研究专家、历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以及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此外，他还是电视剧《黄兴》的顾问。2016年6月9日，薛君度病逝于美国。

幼女黄文华肄业于上海民生、博文等校，后与黄文山结婚。黄文山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先后在中央大学、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和中山大学任教。

黄兴曾将最好的期望寄于给8个子女的名字中。他的子女们也确实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各行各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笃实”“无我”的精神也薪火相传。

正如黄伟民所说，黄兴对后代“最大的影响是怎么为国家作贡献”，黄兴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42岁就去世了，前半生是念书，后半生参加革命，把家产都卖了。但是，我们毫不计较这些，他所有的财产都是身外之物，而只有民族和国家才是他的追求。有许多年轻人理解不了他的做法，我能理解祖父。我觉得，奉献就是不要计较所得与付出，付出才是贡献。我能看到历史的灰尘已经抹到了他头上，我们后代都不计较，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就是希望辛亥革命的精神能推动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