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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

李昌平憋不住，有满肚子的实话、真话要对人讲。最终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19年前的春耕时节，深感“农民负担过重，实在找不到出路”的李昌平连夜写了一封信，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犹豫几日后，李昌平在2000年3月8日用平邮将信寄出，邮资8分钱，信封上写着“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收）”。至于朱镕基能否收到，李昌平也没把握。

谁知，“3月27日总理就派人（调查组）来了。”2019年1月20日，离开体制多年的李昌平，坐在他创建的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简称“中国乡建院”）办公室里，回忆了当年“捅下的娄子”。

一番“心里话”引起举国上下对“三农”问题的聚焦和中央的高度重視，也在监利县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2000年底，《南方周末》第一次组织读者投票评选年度人物，李昌平高票当选。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

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1982年大学毕业后，李昌平放弃留城工作的机会，自愿申请到湖北省监利县周河公社工作。

“周河公社是我的家乡，此后我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三起三落’，基本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建树，但错误犯了不少，错事做了太多。”1999年12月被任命为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时，李昌平已是第四次担任乡党委书记的职务。

到职两个多月，李昌平目睹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更糟糕的是，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来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

李昌平憋不住，有满肚子的实话、真话要对人讲。最终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2000年2月10日，他连夜写下4000余字的信。信中，李昌平历数其亲眼目睹的农村现状，并给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一个月后，他稍作修改，终于将信寄出。

这封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被当地人称为“建国以来监利县影响最大”的信，信中写道———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20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负气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

二、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

三、1995年，约有85%的村有积累，现在有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月利率20‰。19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月利率高达15‰。村级负债每年增加10-15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150万元左右。

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付负债款利息，收支两品，乡村每年净亏100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四、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农民怎么受得了！

……

六、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放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在18‰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还要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

七、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观言察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的帽子。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基层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给您写信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做一名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

90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决。现在亿万农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农村的发展拨开云雾，指明航向。

……

朱镕基两次作出批示

据《朱镕基讲话实录》记载，2000年3月22日，国家信访局《群众反映》第28期摘登了李昌平的信。3月27日，朱镕基对李昌平所反映的问题作出批示，指示农业部派人调查。

4月2日至6日，农业部派员暗访监利县棋盘乡、汪桥镇，写出长达17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李昌平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前农村、农业和农民存在的问题。

5月4日，朱镕基看完农业部的暗访调查报告，再次作出批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不久，朱镕基的批示下达湖北省，引起高度重视。6月6日至7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一行到监利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认为：“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随之，一场被称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在长江中游一个多年的“全国产粮冠军县”拉开序幕。

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

两个人的工作安排表明了湖北省解决问题的决心：一是由一位省委副书记亲任驻棋盘乡工作队队长;二是一位本来已于年初升任荆州市副市长的原监利县委书记，被认为要对监利的问题负一定责任，重新回到监利工作。

此前的6月12日，监利“县四大家领导研究出台了釜底抽薪、厉行节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10条重大措施”。

据监利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干部周天佑介绍，经县委县政府重新核定后的全县农民负担总额，比去年共减少5228万元，人平减少55.28元，亩平减少32.5元。

撤销全县管理区和办事处机构，全县在镇区工作的850多名编外人员一律清退;化解村级不良债务，拍卖和收缴超编小车;号召“过紧日子”形形色色的行政补助取消……

暴风骤雨般的改革！翻看连月来的《监利报》，改革的信息席卷着版面，新政策新措施轮番登场……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中，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些变化。棋盘乡的李开明是农业部暗访中重点调查过的一位农民。在事隔4个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现在干部的作风确实转变了，工作队进村不再侵犯群众，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深得民心。

棋盘乡金坛村有6户的劳力本来撂荒在外打工，听说负担减轻了，种田再不亏本，回家要求重新承包土地。

“下通农户，上通红墙”

2001年9月，李昌平应“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邀请，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当记者，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

《我向总理说实话》一开始无法出版，北京“三农”圈子里的朋友出了个主意：请杜润生老先生给书作序。那时候杜润生快90岁了，拿着放大镜看完书稿后，写了一篇序，叫《我们欠农民太多》。

因为《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李昌平在北京的学界交了很多老师和朋友，甚至被时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收为“编外弟子”。到北京两年后，李昌平写的跟“三农”有关的文章再次结集成书《我向百姓说实话》。

2009年，已经成为“三农”问题专家的李昌平选择在河南郝堂村开展“内置金融”实验。内置金融就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配套建立农民主导的村社合作金融，利息归村社成员。李昌平认为，村社有了内置金融后，农民的承包地、村社集体成员权甚至宅基地和房屋等都可以用来抵押贷款，农民手上就有活钱，村庄就可能有发展。

中国乡建院是李昌平“回到农村”3年后，于2011年创建的，定位是“一家为乡村建设提供系统性、创新性解决方案的专业機构”，李昌平担任院长。李昌平说，他创建中国乡建院时的愿景，就是把乡村建设变成一个职业，持续地为农村做事，持续地培养专注为农村做事的人。

2019年1月21日，中国乡建院的顾问会上，听完李昌平的汇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调侃说：“昌平现在是春天来了，意气风发。”

“现在的乡村振兴，喊得很响，解读文件的人很热闹。但细看规划，空的多。如何落到实处？”赵树凯认为核心在基层的突破。

“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农民的声音发出来。你们搞实验常年驻在村里，能发挥这个作用。”赵树凯勉励李昌平，“只要你们脚在村里，自然而然能弥合和超越纷争。你们和农民‘滚’在一起，政府的困惑还要靠你们解答。”赵树凯对李昌平说，如今农民的声音虽然变小了，但依然需要被听见：“希望还是在基层，我很看好你们。”

“解决农村问题，昌平是干了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事。”张木生上个世纪80年代曾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是杜润生的门生。2019年1月21日，他在中国乡建院一年一度的顾问会上评价：“我最赞成昌平走过的路，下通农户，上通红墙，上下都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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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央领导写的信怎么能进中南海

与中国政治最核心地带中南海仅一墙之隔，一个灰白色调装饰的邮局安静地伫立在府右街乙27号，它就是中南海邮政局。

“中南海支局是为中南海提供投递服务的唯一单位，中央领导的信函只能通过这里投递。”中南海邮政支局党支部书记王磊强调。从各地寄给党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件、邮包和报纸杂志最终都会被发送到这里，盖上“中南海”的落地邮戳，才能被投递到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领导的家庭邮箱。

在这个邮局工作的员工都是邮政系统的业务骨干，每位邮递员上岗前都必须经历严格政审和保密培训。中南海邮政局有自己的“家规”。第一“规”是，在中南海里投递时看见首长，不要主动和首长讲话。

欲谋社会善治，当先求民意通达。致信最高领导是古今中外民间发声的一大“法宝”，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民众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和民主监督。

“凡是寄到中南海邮政局的信件、邮包，经过粗略分拣后，机构公函会投递到相应对口单位，个人信件则送到信访局。只要是收件人写明寄给领导人，都会投递给信访部门。有人认为给国家主席写的信寄不到，这根本不可能。”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李振才说。

写给中央领导的信件每年究竟有多少，这个很难总体考证，但依然有迹可循。比如，朱镕基在1995年冬天接见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时，曾透露他每年接到1万多封人民来信。“这是指直接写给我个人的，不是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也不是给其他领导同志的，是由中办、国办信访局报送我处理的。”

显然领导人无法凭一己之力封封过目，这些信件多由信访局等机构整理出《来信摘要》，定期送到领导人手里。然后由领导人阅批、回信，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1995年朱镕基对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的那次接见，他曾谈到自己的回信：“在每个月写给我的人民来信总结报告上，我都批示哪些信要送谁，哪些信要转哪个部门，该怎么处理。我知道你们转给有关部门以后，许多信往往可能石沉大海。这也不是怪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有些问题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很多办法。但是，我要尽我的责任，我批下去，有关部门总是比较重视一点。”

除了寄给领导人或国家机关反映问题、报喜的信函外，很多群众还会向中南海邮寄各种包裹，从芒果、猕猴桃等时令水果，到群众自己制作或者精心挑选的衣物、书籍，包罗万象。

作为庙堂与江湖的连接点，中南海邮局的工作对写信者而言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