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期出现两例新增病例之前，人们对鼠疫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中世纪。我们天真地以为它像天花一样，被关回了潘多拉的魔盒。

“‘烧得厉害，这混账东西在烧我。’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中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39.5℃，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处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的名作《鼠疫》一书中，也曾在14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的无数家庭内上演——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

实际上，鼠疫离我们并不遥远。几个世纪前的痛苦，传递到现代的不只冷冰冰的数字，还有如影随形的恐惧。1994年，印度暴发鼠疫。在零散病例未得到重视后，中世纪的梦魇转换舞台在苏拉特市现身，引发30万市民争相逃离是非之地。伴随他们四散到印度各地的，除了恐惧，还有噩梦的源头鼠疫耶尔森氏菌。直至今天，这场瘟疫的起源仍是个谜。

鼠疫、流感、艾滋病、结核、炭疽、埃博拉……如果传染病也在华山论剑的话，这些名字必然出现在榜单的前沿，凭借的就是对人类的毁灭力。我们惧怕这些微小的细菌、病毒，也在努力进化出更先进的“武器”与之对抗。不过正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瘟疫與人》一书中提到的：“才智、知识与组织都无法改变人们在面对寄生性生物入侵时的脆弱无助，自从人类出现，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

疾病不可避免。我们像捕食者与被捕者一样在进化的道路上此消彼长，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难分胜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毁灭三分之一人口的悲剧不会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