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1958年，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以《洪波曲》为题出版，一时间，引起了很大反响，但也因此引发了郭沫若与前国民党高官，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张治中关于“长沙大火”（1938年11月）的论争。

《洪波曲》的第十五章，是“长沙大火”。郭沫若在文中对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进行了很不客气的评述：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公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他（按：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着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周恩来）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文中其他地方若牵涉到张治中，郭沫若也以“党老爷”“官老爷”形容，并引用当时流传的一副对联来描写张治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匾额和对联开首一字，嵌进了“张治中”的名字，内容又颇有讽刺意义。

“长沙大火”这一章，刊登在《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上。张治中在刊物上读到后，十分恼火。

1959年元月7日，张治中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张治中这样描述他接到要焚毁长沙的电报电话后的心理及处理情况：“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同时，当时正是武汉撤退不久，外间正流传一种焦土抗战的宣传，许多人都认为武汉没有实行焦土抗战，徒然资敌，议论纷纷。您（郭沫若）当时主管宣传，对这种情形是必然知道的吧？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可是，为何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大火突燃，且延烧两天两夜，使一座长沙城顿成焦土呢？此时日寇距长沙还很远，也并没有即刻进攻的准备;更重要的是，长沙市民在毫不知情的境况下突遭大火，损失十分惨重。对此，张治中认为：火之所以烧早烧快，与下列事实有关：就是警察擅自撤岗，文重孚（警察）局长擅离职守，市内谣言蜂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

在大致描述了当时情况后，张治中对郭沫若回忆录中对他的描写，予以了反驳：

“您说：‘他把周（恩来）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十二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十三日上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 郭沫若在单行本中的修订

收到张治中元月7日的信后，郭沫若于10日复信。信的开头虽然客气地表示：“《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但对“回忆录”里的描述，却仍有自己的主张：“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罷了……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可是，郭沫若并不愿意对文字进行修改：“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

接到郭沫若的复信，张治中立即再致郭沫若一函，对当时人员任职等情况做了说明，以订正《洪波曲》中的失误，并同意将自己的长信作为附录。

事情到此本来可以告一段落，可张治中致函郭沫若，论争“长沙大火”的事，还是让周恩来及中央有关部门知道了。国家机关党务领导和统战部门领导先后找到张治中，认为郭沫若这样写是不大合适的，并希望郭沫若改正。可同时认为张治中信上的措辞也厉害了一些。

后来，对照《人民文学》上登出的内容，《洪波曲》单行本确实作了一些修订。张治中特别不能接受的“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被改为“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 直接指斥张治中“他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着预定计划行事……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一节，被尽数删除。

可是，其他几处涉及到张治中的言辞，如文中讥讽张治中的对联和匾额，郭沫若仍没有删除，但在前面加了一句“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对原文的态度略微弱化。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