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晓玲 魏梦佳

“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著名画家黄永玉说。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八角帽的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甚至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满天星”穹顶……这些，都是他亲自绘画、设计或参与的作品。

而这，也只是他从艺80多年众多作品中的“冰山一角”。他参与的设计及绘画有：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油画《韶山》，记录反映新中国不同时代气息的各种招贴画、邮票、徽章，以及一些现在还随处可见的已深入普通百姓生活的各种标识……

一生经典作品无数，但他更愿意别人把他看成一个作画的人。“绘画，是我一生的爱好与追求，我愿意把最美的画作留在公众的视野里。”他，是被誉为新中国“国家形象设计师”，见证了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的百岁老人周令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周令钊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

北京五环外一個普通又僻静的住宅小区里，周令钊的家就坐落其中。打开《周令钊作品集》，看着一页页熟悉的徽章设计、绘画作品，随着记者的感叹，一旁的周老默默地微笑。

一次，当听说韩美林在清华美院给学生做讲座谈到“满天星”创意时，周容这才知道，人民大会堂穹顶灯光“满天星”的设计构思竟也是出自父亲。

韩美林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这段历史。那是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正处在紧张建设当中。当时正在民族文化宫建设工地参与美术设计工作的周令钊接到通知，让他迅速到中南海参加重要会议。受制于当时交通条件，参会人员迟迟没有到齐。等待中，按时抵达的周令钊便主动向周总理询问，得知原来是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穹顶吊灯设计安装遇到了难题。

之前在政协礼堂施工中，吊灯因承重问题坠落，造成几十个座椅损坏。而号称“万人大礼堂”的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高度和纵深都比政协礼堂大得多，“按照比例，建筑承重怎么解决？”周总理说。

周令钊有个习惯，随时随地笔不离手画速写。听了总理介绍，他说，“这个容易，‘满天星’，‘满天星’嘛……”随手用铅笔在稿纸上画出了众星环绕“五角星”的“满天星”设计草图。周总理接过草图，连说，“好！就是它了！告诉大家别来了，散会！”

韩美林在文章中写道，“按照周先生的方法，不但突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理念，而且在建筑结构上易于实现，美观简洁、突出主题，令人拍案叫绝。”

1949年9月，开国大典筹备处把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国立北平艺专。“学校决定由你来画。”艺专党委书记江丰找到周令钊，因为之前他已多次在重要会议会场布置中绘制过毛主席画像。

接到任务，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的时间。周令钊不敢怠慢，带着新婚妻子——他在央美实用美术系的第一届学生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门城楼上东墙根的大型脚手画架。而就在两个月前，这对新人刚刚在徐悲鸿作为证婚人的婚礼上接受了大家的祝福。

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城楼安静庄严，天蒙蒙亮，执勤的小战士就能看到两个瘦小的年轻人背着画具，带着干粮水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打格、放大、调色、绘画、调整，攀上爬下、远观近改，饿了啃一口凉馒头、渴了喝一口热开水，两颗年轻的心随着新中国的即将成立而热血沸腾，“大家都很兴奋，非常愿意为一个新的中国去做事情。”周令钊曾多次提及这段往事。

“像，非常相像！”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他的话让周令钊吃了定心丸。画像完美收工，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回到住所还未休息，天安门便又来人。因为周总理觉得挂妥的画像下面，一行“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远看又小又花，很不协调，提议“马上改”。

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8米高，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在由三个直梯绑成的长梯上，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聚光灯下的巨幅画像前。梯子挪动十几次，爬上爬下几十次，满意收工时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只剩几个小时。

“同意此式。毛泽东，4月28日。”

“同意这个，但须将金黄色圆圈及五角星放下点，置于红旗四分之一的中间。周恩来。”

“这个好，刘。”

坐在画案前，翻阅着面前的资料书，周令钊在“团旗”彩页图片前停留下来，用他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道，“刘，就是刘少奇。”“‘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是娄霜写上去的。”说完，老人又默默地笑了。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召开。受命布置会场时，周令钊结识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一天，娄霜找到周令钊，请他帮忙设计一稿“共青团团旗”。

“全国各族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刚听完娄霜关于团旗理念的介绍，“一颗被一个圆圈环绕的五角星”就出现在周令钊的稿纸上。

没等解释，娄霜已经兴奋地叫好，“简洁明了，太贴切了。”就这样，5分钟不到，一面鲜艳的“团旗”诞生了。

从1950年起，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年轻的周令钊承担了许多重要的国家任务，更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的总体设计工作。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