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宇 杨思琪

800多名青年师生响应国家号召，从各地齐聚哈工大。

马拉平板车接他们到宿舍，行李在板子上，人跟着马车走。

平均年龄只有27.5岁，却创造了中国“工程师”的摇篮

1953年9月的一天，天蒙蒙亮，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秦裕琨第一次来到祖国东北的哈尔滨，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一名师资研究生。那一年，他只有20岁，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毕业。

与秦裕琨一起北上的还有30多名上海同学。离开繁华的江南大都市，来到寒冷的东北，这群热血青年对未来满怀期待。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建设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1950年，迎来而立之年的哈工大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管理。因为与苏联教学体制一脉相承，这所高校成为新中国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开始肩负起推动旧教育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使命。20世纪50年代，800多名青年师生响应国家号召，从祖国各地齐聚哈工大，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7.5岁的教师队伍，就是后人常常提起的哈工大“八百壮士”。

“马路大学”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工大“八百壮士”代表，秦裕琨虽86岁高龄，但他仍清晰地记得刚抵达哈尔滨时的场景。

他和同学们出了车站，哈工大一名教师带着当时学校唯一的交通工具——马拉平板车，接他们到学生宿舍，这是他从没见过的场景。“马拉着一个木板，只够把行李放在板子上，人跟着马车走，就这样一路挨到了学校。”

那时的哈工大只有两三栋教学楼，出门就是马路，因此被称为“马路大学”。学校周边一片荒凉，夏天道路泥泞，冬天雪盖冰封，低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30多人挤在一间宿舍，只有上下铺，基本没有桌子，还常常暖气不足。伙食上缺肉少油，经常有人吃不饱、营养不良。

秦裕琨回忆说：“条件再艰苦，我们都不以为然，而是一门心思搞研究、教学生。”1954年，在来到哈工大的第二年，秦裕琨就参与组建了我国最早的锅炉专业。

作为学校培养的师资研究生，他们白天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晚上复习消化、准备为本科生讲课，当起了“小教师”。当时全国高校理工科教材普遍缺乏，他们便自发组织翻译俄文教材、编写教材，压力很大却乐此不疲。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苏联专家陆续撤离，哈工大一度出现“教授荒”。这800多名年轻教师便成为学校主力，承担起全部教学科研任务，为哈工大和全国高等教育界创设了一批新兴学科与专业，培养了一大批新兴工业人才。哈工大原党委书记吴林说，当时的哈尔滨电机厂、鞍钢、一汽等等，各大工厂都活跃着哈工大毕业生的身影。哈工大因此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厂校协作红旗飘，满城都说工大好”，这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就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这份坚持和热爱缘何而来？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于战火硝烟中，经历过颠沛流离，深知国仇家恨。在他们心中，振兴国家，就是最重要的抱负。

连续两年吃下150斤挂面，换来一个“国际首次”

哈工大“八百壮士”中有不少人曾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远赴重洋求学，在各自领域取得开拓性进展，成为哈工大各专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中国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陈光熙，10年勤工俭学，换来5种专业特长和3个工程师学位，学有所成后回到祖国怀抱，创办了哈工大计算机专业;

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洪晶，两次赴美求学辗转回国，成为哈工大光学学科创始人，培养出中国第一个光学博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祖光也是哈工大“八百壮士”的杰出代表。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期间，他发现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新光谱，这是国际上首次观察到这一谱区的荧光辐射。这是他连续两年吃下150斤挂面，一直泡在图书馆和实验里换来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回国时，除了衣服和鞋子，马祖光的行李里只有一大堆笔记本和为实验室购置的小型仪器，不见一件洋货。他还把省下来的外汇全部上交给了国家。

“人家的条件再好，都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我们现在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使出最大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马祖光生前说。

从中国第一台点焊弧焊机器人亮相，到首颗由高校自主研制的小卫星;从“试验一号”卫星一飞冲天，到近百项技术助力“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这些诸多“第一”，都源自一代代哈工大“八百壮士”的奋斗。他们不仅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更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哈工大校长周玉所说：“心系天下、以身许国，是广大知识分子一贯的崇高追求和强大的精神脊梁，哈工大‘八百壮士’用自己的行动去践行。”

“宁愿不要学生全部及格的虚名，也要为培养合格人才把好关”

在哈工大校史馆里，一张张手写笔记整齐陈列，如同印刷体一般标致工整，没有一处涂抹，每条分数线的长度都相等，就连加号、减号都是用尺子比着写，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令往来参观者惊叹不已。这些手稿正是出自“八百壮士”之手。

对待教学如此认真，要求学生又该有多“严”？

哈工大“八百壮士”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大光曾被学生们称为“铁将军”，他教授的“电工基础”被称为“老虎课”。一名学生曾回忆说：“有时全班竟没有一个人得‘优秀’，因为他要求学生不仅会做题，而且还要能讲出道理来。”

那时，哈工大期末考试采用口试，学生当场抽题作答。有一位班长平时成绩很好，在进行电工技术口试时忘了一个数学符号，口试老师连问了三遍，他都说没问题，结果考试成绩不及格。从那以后，这个班的学生再也不敢粗心大意，这位班长后来也成为了著名学者。“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存在弄虚作假。”时任哈工大校长的李昌说，“这就是我们培养人才的原则，宁愿不要自己教出的学生全部及格的虚名，也要为培养合格人才把好关。”

“来者可敬，后生可畏”

1962年，一则消息让整个哈工大颇为震惊，甚至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界的轰动新闻——年仅26岁的吴从炘从助教破格提升为副教授。

吴从炘不是个例。当年的“八百壮士”中，有不少年仅20多岁师的资研究生未毕业就开始担任系主任、教研室负责人和重要教学科研职务。据统计，到1957年，学校先后提拔副教授13人，其中年龄最大的为37岁;1962年评定副教授40名，平均年龄为34岁。依靠这些新生力量，哈工大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成为“东北人才高地”。

1995年，年仅29岁，被破格晋升为当时全校最年轻的教授，1996年被任命为航天学院副院长，1997年又成为当时全校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99年成为航天学院院长……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工大常务副校长韩杰才的成长轨迹，也是一位青年教师在哈工大的成长缩影。在韩杰才看来，体制新了，机制活了，一批批新生代科技工作者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爆发力和战斗力。

来者可敬，后生可畏。勇攀高峰，舍我其谁？老一辈“八百壮士”或已离去，或年至耄耋，他们爱国奋斗、建功立业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哈工大人。越来越多的哈工大人加入新一代“八百壯士”的行列。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沈世钊在成立仪式上寄语广大青年：努力继承“八百壮士”的优良传统，弘扬爱国奋斗精神，把个人事业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在新时代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责编/陈小婷 责校/林佳 来源/《哈工大“八百壮士”科学报国铸丰碑》，韩宇、杨思琪/文，《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