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原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7月22日23时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在李鹏同志逝世之际，特摘编《李鹏回忆录（1928-1983）》，缅怀李鹏同志的光辉一生。

2014年7月，《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该书是李鹏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

1928年10月2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受党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军委书记，后又任省委代理书记，所以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父亲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吧。”后来，我12岁去延安的时候，蒋南翔帮我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我的父亲李硕勋于1903年2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在上海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并于1924年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1年9月，父亲就为革命牺牲了。

我的母亲赵君陶于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她原名赵世萱，后改名为赵君陶。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膝下一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我的五舅赵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1940年秋季，我正在育才学校读书，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我从学校步行到草街子码头，坐船到北碚，正好我的母亲也从对岸的黄果树来接我，母子汇合后一起坐公共汽车前往重庆。

我们先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在曾家岩我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们这些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周伯伯”和“邓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伯伯。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

1942年的秋季，我们已经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转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延安大学出发，步行前往杨家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我跨过几个山湾后，来到了杨家岭。我先去找蔡畅同志，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陈云同志。我和陈云在窑洞里坐了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陈云带我去食堂吃饭。

当我们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毛主席进来了。毛主席坐在我的对面，毛主席看了看我，问陈云：这个娃娃是哪里的？陈云介绍说：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听了这个名字，毛主席想了一会儿，似乎不大记得起来了。陈云这时马上补充道：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当听到世炎的名字后，毛主席兴致高了起来，他说：世炎啊，我们熟得很啊，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这时毛主席又仔细打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讲：是的，我和硕勋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过。这时候毛主席又转来问我：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我说：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他又问道，你看小说吗？我说：看。他问我：看什么小说？我回答正在看《三国演义》。毛主席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个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曹操能团结干部。毛主席说：那你举个例子。主席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说：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听完了以后，毛主席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关于《三国演义》的那些评论，其实也并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我启发。不过当时我用比较简单和肯定的语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说到我被任命为电力部部长，还经过了曲折的过程。1980年12月31日下午，刘澜波部长邀我到家里去。他首先说，中央已决定一批老同志任国务院顾问，他是其中之一。另外准备更换一批部长，纺织部拟由郝建秀当部长，电力部部长拟由我担任。这时，我向澜波同志再三说明：电力部许多老同志都是我的老上级，我资历浅，难孚重望，不能胜任，请他把我的想法转告中央。

1981年2月14日下午，我到刘澜波同志处。他说电力部人事情况有变化。电力部有几位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不同意李鹏当部长，理由是李鹏太年轻，虽然是一个可以培养的对象，但是马上当部长在部里难以服众，不如先让李鹏同志在部里多承担一些工作，更成熟些，更加熟悉全国电力的情况，再当部长为好。

1981年3月2日，刘澜波部长召开电力部党组全体会议，宣布中央对电力部领导班子的决定。王林、李代耕、李锐和张彬等同志发了言，表示支持中央的决定。刘澜波讲：“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但李鹏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年轻，懂业务，希望大家帮助他，见了缺点及时指出。”王林说：“干部‘四化’是我们老同志的职责，比什么都重要，我对新班子是有信心的。”

1981年7月2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议题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主讲，邓小平、胡耀邦做了补充，其中有些讲话举了电力部的例子。陈云说：提50多岁的，并非没有争论。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我看到的名单，第一次不是李鹏，第二次才是李鹏，是刘澜波同志力争的。他一定要提李鹏，因为年轻，搞电是内行。这个时候邓小平插话：我们党内出了一个开明人士，建议向刘澜波同志学习，他推荐了李鹏。胡耀邦也说：万里和我都赞成提李鹏，我们先提出来，部里通不过，刘澜波一马当先，出来说话，才扭转了形势。陈云还说提40多岁的争论可能更大一些，说太嫩了，提郝建秀这样的干部只有一个，她是劳模，今年45岁。

对于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我抱着更加谦虚的态度。我想中央是借此来推动干部年轻化、专业化，自己并没什么了不起，只是个代表人物，千万不能翘尾巴。

1983年6月4日上午，我到水电部上班，处理一批文件。6日下午，接到中办通知，要我列席7日下午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七五”建设的规模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人大会议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文件为《集中资金和物资，保证重点建设》。在会议讨论过程中，胡耀邦点名要我介绍一些电的情况。

8日上午，水电部召开党组会。李化一传达了中央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国家领导人名单，其中副总理有我和田纪云，国务委员有宋平、吴学谦、王丙乾。据说中央在征求民主人士对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意见的时候，无党派人士程思远有个发言说，李鹏经验丰富，又在苏学习6年，是好评之意。20日下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万里、姚依林、我和田纪云为副总理。《人民日报》18日至21日陆续刊登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我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