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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学校教育的现代性及其启示

2019-09-10储朝晖

中小学管理 2019年12期
关键词:育才杜威现代性

储朝晖

面向2035的现代化,最关键的是教育现代化,而教育的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其现代性程度高低。现今很多人认为过去的学校没有现代性,这恰恰是一个误解。1988年,我第一次到访由陶行知先生在抗战期间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现代性。我自1981年开始学习和研究陶行知先生至今已有38年,现尝试基于育才学校现代性及其启示,探讨陶行知教育思想对现代学校管理的意义。

1939年,陶行知先生在位于重庆合川凤凰山下的草街镇古圣村古圣寺内,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现代性的起点可以追溯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5年,陶行知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在那里接受了杜威的思想熏陶,特别是杜威关于学校和社会关系的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1880年代以前,德国的教育思潮在整个世界占主流位置,其教育哲学基础主要源于康德和赫尔巴特的思想。它强调知识的作用,强调国家对教育的作用,强调教育要以国家作为标准和目标。1880年代后,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变化和新时代要求,西方开始对传统学校教育进行反思,在欧洲兴起了新教育运动,在美国兴起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新教育和进步主义教育都强调尊重儿童。陶行知接触了进步主义教育精神与理论的领袖—杜威的思想,它强调人的独立性,强调建立独立人格与平等社会的教育。他对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和实验主义教育方法高度认同,并将这股思潮带入中国,这是育才学校现代性的起点。

育才学校是该思想传入中国后经过很长时间积累所形成的现代性学校。1920年前,陶行知只是简单搬用杜威的论述。陶行知思想独特内涵的真正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25年他提出“教学做合一”的观点。经过不断积累,到育才学校办学时期,陶行知的主体思想处于推进普及教育和民主教育阶段。因此,育才学校在思想定位上,主要是普及教育与民主教育这两个元素。

育才学校现代性的表征可从三个方面阐释。

1.“民主”:“育才学校现代性”表征的第一个要素

陶行知逝世后被譽为“民主之魂”,民主是陶行知的终生追求,也是生活教育理论的精华。在19世纪40年代育才办学时期,民主是中国社会的主题。杜威1919年到中国后的第一次讲座即是在江苏省教育会作的“平民教育”讲演,主题是“以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用实验主义做教育方法”。有人将平民主义翻译为民主,即人与人之间要平等。我在编《陶行知全集》时曾翻看过1911年到1949年间的所有报刊,在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段,报刊上的主题词就是“民主”。

育才学校的民主并不是抽象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体现在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学生自治和集体创造中。师生之间“以平等之地位相待”,以“大哥大姐”相称。我与育才学校的老前辈交流时,发现他们之间到现在依然常互称大哥大姐,包括学生对老师称谓也是如此,唯独称陶行知为“老夫子”,这使得师生之间的平等成为真实感较强的、生活性的、生动性的存在。此外,师生们日常使用的《育才手册》中的《育才十二要》,包含的自觉守纪、负责做事、自助助人、勇于为公,都是民主的内容。《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强调学习运用民权基本原则。这些内容显示出民主是陶行知思想的重要内涵。相对于当年育才学校的现代性,当下的学校依然显得不足。

2.“创造”:“育才学校现代性”表征的第二个要素

陶行知主张要创造,《创造宣言》正是在育才学校所在的凤凰山上写的。我曾看过《创造宣言》手稿,手稿上改得密密麻麻,显然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完善。《创造宣言》提出的基本命题是“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这也就是说即便被视为“差生”的人也是创造之人,而一个真正懂教育的校长脑中也不会有“差生”的概念。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开展“创造年”活动,并在《创造年献诗》中倡导“努力创造新天地”,这首诗清楚地阐明了创造的内在辩证逻辑。《育才三方针》所讲的“迷-悟-爱”描述的就是创造的心理过程:首先要对某件事情处于迷的状态,然后悟出它的道理,然后爱上它,其目标是向着创造生活前进。《育才十字诀》中强调集体创造。“创作年”要求每个人制订自己一年的计划,规划好自己如何去创造,这些显示了创造是育才学校的重要元素。

3. 独特的“内部设置”:“育才学校现代性”表征的第三个要素

与杜威所办芝加哥实验学校的设置相似,育才学校“不分年级、分组教学、没有考试、没有分数、注重专家引导、召开家长会”。育才学校的学习方式保留了工业时代的班级,但又不只是班级,也有个性化的分组学习。除普通功课外,育才学校用四分之一的时间让学生“各依性之所近”学习一门特修课。特修课分组开展,分组的目的在于通过时空的承载让每个孩子实现个性化学习。每组成员间的知识水平差别很大,有对某类事物感兴趣但刚刚入门的,也有水平很高堪称专业专家的,他们相互学习,没有入学时间或年级的概念。以李鹏同志为例,当年他在重庆育才学校选择进入社会科学组学习,原因是“当时看到其他组我感觉都不会,于是选择了社会组”。学校的内部结构也是不一样的。育才每个组的主任都是当时各领域具有极高造诣的名家,如戏曲组的章泯、音乐组的贺绿汀、舞蹈组的戴爱莲,主任以下有组员、指导员与学生,这种内部结构既实现了班级授课,也满足了个性化学习的需要。

育才学校特别注重平等和服务精神,这是其现代性的基本体现。陶行知主张“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要做人中人”。育才学校定位于普及教育,强调不培养小专家,但要培养人的特殊才能;强调不培养人上人,而是要为整个人类谋幸福,这是教育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从观念上的现代化而言,现代教育培养的人,无论才能多高,最终都要为他人服务,这就要求培养每个学生具有平等的意识和服务的意识。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概念至少从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正式启动。育才学校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因此,看待育才学校不能孤立地看,应该将它放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中去看,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参考点,进一步思考当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看到,教育现代化的大方向与主要内涵依然是育才学校当年所具备的那些现代性:民主、科学、创造。如果丢了这些内涵,教育现代化的大楼可能只是造了一座很漂亮的空房子。育才学校教育也是跟整个人类教育联通的,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今天我们看育才要将杜威和陶行知合在一起来看,看育才的现代性也必须将他们当作一个整体,进而理解它的完整意义;要作为重要资源来充分认识它,从而办好当下的学校。

中国教育现代化曾经历过一个退缩期,其间出现了许多挫折和混乱,把本来具有现代性的一些东西丢掉了。我们现在应当正视这一过程。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更需要用好“育才”资源。杜威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理论仍然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其所包含的现代化元素是特别值得我们参考的。如育才学校所主张的“以人为本”,于2003年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0年写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

在当下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在教育规模和数量增长的同时,人的现代性是否得以发展?人们的理性思考力和审辩能力是否得到提升?我们应该避免教育思想教条化,教育不是培养不思想、不能思想、不会思想的工具人,要实现教育现代化,最重要的是需要丰富思想、解放观念。

目前教育现代化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走出教育与生活之间割裂的困境。陶行知在价值论上提出“人民第一”,民主、自由、创造;在本体论上强调“以人为本”,办教育要满足生活向前向上发展的需要;在认知论上强调“行以求知知更行”。“把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把教育普及到生活所包含的领域”。这是解决当下教育难题,走出教育与生活脱离困境的重要理论资源。

(编辑?刘?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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