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吃顿饭，又吃出了“生死状”！

近日，武汉20余名七旬老人组织同学聚会，因为担心有人酒后出现意外，结果就弄出一份《安全责任自负承诺书》。

老同学聚餐，生生吃出了生离死别。

检索一下新闻就可以发现，之前已经有太多判决。一同喝酒，有人出了事，家属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把一同吃饭的人告上法庭。之前法院也判决过不少共饮者要承担责任。

前几天，隔壁邻居阿姨拿着一叠纸跑过来问我：“小弟啊，这个东西能不能签？”原来，阿姨退休之后参加了社区合唱团，在上海的滨江步道上唱歌，几十号老人在一起，江风吹吹，红歌唱唱，其乐融融。

不过，有一天，合唱团的“团长”突然郑重其事地拿出打印好的“生死状”，要求团员们要签名，并要求老伴、子女簽字，不然就不让参加合唱团了。这份东西的内容和网上流传的“生死状”相似：我自愿出来玩的，出了事，不要找“小伙伴”打官司啊。

这波“聚会生死状”和十年前那一波“扶老太”的社会、心理机制如出一辙，既有对法律的误解，又是消极自保。

那么，这种“生死状”是否有效呢？这先得说清楚，一起聚餐时，当事人之间到底负怎么样的责任？由于共饮人实施饮酒“在先行为”，产生一个互助的义务，即共饮人之间对相互的人身安全应当负有“合理安全保障”义务，包括相互提醒、劝告、通知、协助、照顾等义务。

什么叫“合理安全保障”？普通人之间的聚餐，不同于经营性行为，“合理安全保障”是比较弱的。比如一些法院认为只有以下行为才算是未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务：一是强迫性劝酒；二是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劝其饮酒，之后诱发疾病；三是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四是对酒后驾车、游泳等危险行为未劝阻导致发生人身财产损害的。其实，不能把共饮人的互助义务划得太宽泛，毕竟是一起来吃饭，人家不是保姆和家长。

大家也看得出来，“合理安全保障”有一定模糊地带，于是才有人搞出“生死状”。按《合同法》第53条明确规定，合同中的关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但是这个“生死状”是签给家属看的，能够表示同饮者、同唱者之间已经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务，你不要在出事后来“搞事”。

其实，当今的过分维权正在抬高社会的成本，搞得人人自危，人人提防对方，这一定意义上是“权利走向反面”，形成一个死气沉沉的“风险厌恶”的社会：有一点风险的事情，我就拒绝。

有人说，可以通过保险（解决难题）。早几年，华海财险推出过“酒友险”，但不久就停售了，原来，人们发现这种保险就是“套套逻辑”：“被保险人对其他共同饮酒人未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尽到提醒、劝阻、通知、扶助、照顾、护送等基本安全保障义务的”，就不能理赔；但是，共饮人做到了这些，就满足了前述的“合理安全保障”义务，就不会被法院判决赔偿，也就根本不需理赔了。所以，你门槛精，要保险，但保险公司更懂“保险”。

要安抚喝酒前签“生死状”的恐慌，还得回到司法政策，就像当年解决“扶老太”恐慌一样：这是要求法院也得坚持法定的“谁主张谁举证”“过错侵权责任”原则，不可以无原则地偏向受害人，否则，人人自危，就会增加全社会的信任成本、风险成本。

权利社会不是一个“刻薄社会”，权利意识也不代表斤斤计较。出了事儿，就必须找出人来赔偿，“我吃了亏，我有道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水云间荐自《新民周刊》2019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