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政党观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2019-09-10罗庆宏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9年9期

罗庆宏

[摘要]恽代英认为政党对革命和建设具有领导作用。为发挥领导作用，政党要坚持和发展自己的主义，要有严明的纪律，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并维护党的团结。恽代英还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标准。恽代英政党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有积极意义，并对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恽代英；政党观；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9-0037-05

恽代英（1895—1931）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青年运动领袖。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政党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形成了系统的政党观。本文拟对恽代英政党观的主要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并探究其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恽代英政党观的主要内容

（一）政党对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民国初年多党制在中国的失败，一些人对政党产生了种种误解，甚至不愿意加入任何党派。针对这种错误观念，1923年11月5日，恽代英在《关于学生参加政党问题》一文中指出：“现在的人，不问主张对不对，听了党派便头疼，这自然是吃了一般政客言不顾行的亏的结果。但是我们对于言不顾行的政客，根本只有不认其能忠实的做一个政党党魁，不应笼统的抹煞政党。我们只可以说希望要好政党，不能因此根本的否认政党的价值。”[ 1 ]恽代英认为，对于坏的政党要坚决反对，但对于好的政党则应该支持和拥护。他指出：“政党若有好的党纲，忠实的党魁，他是一个为正义作战的团体，我们应当服从他，与他联合作战，方是道路。”[ 2 ]如果一个政党确实是以良心进行国事的，党的领袖有良心、有正确的眼光来指导政治活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加入和拥护它。他认为，一些人之所以对政党产生误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受了孔子不党之说的影响，并对孔子的不党之说进行了批判。1926年9月，他指出：“中國人承袭孔子‘君子群而不党之旧说，每以为成群结党，非正人所应为。实际‘不党之说，乃封建君主借以自便，因只有群众完全如一盘散沙，他们才可以一人或少数人宰制鞭笞之。”[ 3 ]

恽代英认为，无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都需要一个好的政党来领导。关于政党对中国革命的作用，他指出：“我们要革命成功，必须先要有好的政党。”[4]革命的事业，只要有领袖的正确指导，只要有党员热烈的信仰，便能攻坚挫锐，所遇披靡，若是革命的政策已经明了，革命的希望已经深切，党员自然会万众一心的，用全力进行革命。一个好的政党，不仅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恽代英看来，“在建设方面，党的效用更为重大”[5]，革命政府的建设事业全靠有对主义能够明确信仰的大革命党，中国没有这种党，便不能有可靠的力量打倒一切反动力量，以完成建设事业。

（二）政党要坚持和发展自己的主义。在恽代英看来，主义是政党的核心要素之一，是政党的灵魂，一个政党要存在和发展下去，必须要树立对某个主义的坚定信仰。1924年3月30日，他在《党建国》一文中明确指出：“今日最要是建国，为建国最要是结党，为结党最要是有一主义。这我想是没有疑义的事。”[6]恽代英对政党如何坚持自己的主义进行了论述，指明了坚持主义的途径。第一，要在实践中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1926年9月，恽代英指出：“党的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学说，他是根据被压迫群众生活上的痛苦和要求而形成的。所以他能有号召广大群众的力量。”[ 7 ]他认为，三民主义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个政党要坚持自己的主义，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在实践中坚定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二，要在主义指导下制定党的纲领和政策。恽代英指出：党的重要，在于他的党纲。以前中国的政党，都有些根本不配称为政党的大缺点，这实在是一件可恨的事情。他们甚至于没有党纲。有了党纲，一般党员亦从来不研究，不问他实行与否。甚至党魁要实行党纲，党员反转而起来妨害他。我们以后要希望国内忠实的领袖，组织有党纲的党。这种领袖，要忠实的执行党纲。“一定要有表现主义精神的政治纲领，与如何实现主义的政策。不然，则主义成为空谈，无法得人相信而实现出来的。”[ 8 ]第三，要反对重感情轻主义的错误倾向。1925年4月18日，恽代英在《矫正国民党中最流行的误解》一文中指出：国民党中流行的把政党看作家庭，把孙中山当作父亲，把党员当作兄弟的观点，是“最要受矫正的一种误解”[ 9 ]。针对把孙中山当作父亲看待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孙中山不是一个父亲，是一个革命的首领；他不是要我们爱他敬他一个人，要我们与他一同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奋斗。”[ 1 0 ]针对把党员当作兄弟来看待的错误倾向，他指出：无论天下尽多兄弟阋于墙而不外御其侮的人，便令兄弟的私人感情是很好的，他们亦与党员之由主义而结合的根本两样，“我对于任何同志，若在他为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决不肯只把他看做一个兄弟；若他不为主义而奋斗，至多把他看做一种‘四海皆兄弟的兄弟罢了”[ 1 1 ]。

恽代英还认为，一个政党的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针对戴季陶主义限制党员以“最高原则”的错误做法，1925年12月27日，恽代英在《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一文中指出：所谓最高原则，就不许别人再比孙先生进一步。这种办法，把孙先生的书看成了宗教经典；就是孙先生活着他自己也不会这样呆滞限定自己不许前进。“假设孙先生不死或者迟五年十年以后才死，他的学说是不是还有重要进步的地方，我们不敢断言；但是总有若干变动的余地，这是可以断言的。他是时时接受各种进步思想的。他的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不会便止于现在所成就的。”[ 1 2 ]“所以像戴先生这样要限制党员以最高原则的办法是不好的，这是违反孙先生的进取精神。”[ 1 3 ]三民主义必须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政党要有严明的纪律。严明的纪律是政党战斗力的根本保障，没有纪律，政党就会处于松散状态，党员就会各行其是。在恽代英看来，纪律是政党的核心要素之一，他认为政党有“两种要素——主义与纪律”[14]。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纪律对一个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这个党能否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因此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1924年2月2日，恽代英在《列宁与中国的革命》一文中指出：“从列宁所说的与列宁所做的都告诉了我们，我们若是有了一个有主义有纪律的党，我们若是用这个党去宣传与组织工人农人兵士革命的团结，我们可以成功革命。”[15]在他看来，纪律败坏是国民党战斗力严重削弱，在人民群众中威望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恽代英还对怎样加强政党的纪律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第一，党的纪律要尽量严格。他指出：“一定要有严整的纪律，能部勒数万或数十万党员，在党的命令之下一致活动。”[16]只有党的纪律严格，才能充分发挥党的效能，做到团结一致。第二，党员要严格遵守纪律。党员要守纪律，最注意是在不愿守紀律时能守纪律。党员遵守纪律，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第三，要把是否严格遵守纪律作为衡量党员的重要标准。“对于革命党员的选择与承认，不应当凭他笔所写的，却是革命的文章，口所说的也是革命的言论，一举一动，都是要革命，要‘救国等浮泛的表现，而是要看他是否日常的不断的为平民服务，是否愿意绝对遵守革命党的纪律和革命党的指挥。”[ 1 7 ]

（四）政党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恽代英认为一个好的政党，要坚持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有必要的集中。在发扬民主方面，恽代英认为主要应注意三个方面。第一，党员对领袖和上级不盲目服从。1924年4月26日，他在《革命与“杀人主义”》一文中指出，对于党的领袖的指挥“党员是可以驳诘和反抗的。革命的党，并不害怕这样的驳诘。因为这样的驳诘，可以使党员监督他们的领袖”[ 1 8 ]，“一味死静的服从领袖，亦不是革命党的好现象”[ 1 9 ]。第二，要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人翁精神来改进党的建设。恽代英指出：对于党的缺点不能抱消极的态度，不能只是摇头叹气，只是作些不负责任的批评，把自己完全放在第三者的地位，这样的行为对于党是无所补益的。应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广大党员改进党的建设的积极性。“爱团体的，因为他们不满足于这些缺点，便应拟议各种补救的办法。我们可以从章程中追加一种合当的规定，我们可以请求负责任的人注意什么地方，我们亦可以靠个人的努力消弭许多不良的现象。我们应当不忘自己的责任，亦应当注意自己可以有的机会，在凡可以促进团体改进的地方，总应当努力。”[ 2 0 ]第三，要在以党治国过程中发扬党际民主。恽代英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思想进行了科学分析，强调在以党治国过程中发扬党际民主，实行多党合作。他认为，“所谓‘以党治国，决不是凡在党治之下，一定要党员才许做官，或尽先用党员做官。这便成了为自己分地位权利的党了”[ 2 1 ]，“如党治之下，对党员事事优待，则党员成了一种特殊阶级，仿佛如古帝王从龙之士了”[ 2 2 ]。

在主张发扬民主的同时，恽代英强调要有必要的集中。只有实行必要的集中，才能形成党的统一意志。他强调党员应服从党的组织。针对一些人认为入党不利于保持自己个性，不利于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的观点，恽代英指出：“我们服从于与我们同一主张的党纲与党魁，便只是服从自己，岂有减杀独立自由精神的事？自然有时党纲与党魁的主张，与我们的大同小异，但对这种小异的地方，亦有捐除成见、服从团体的必要。这是团体运动不可少的品行。若人人要保全他的小异，以自矜为独立自由，中国将只好永远没有三个人以上的团体了。”[ 2 3 ]既须有团体的活动，自不能事事求合于团体中个人的意见和便利，个人亦有牺牲其个人意见与便利之必要。有时团体的规定亦许过于拂逆个人的思想，过于妨害个人的便利；然而若非有决无商量余地，若非事实上确有不可能的困难，终应尽量牺牲自己可牺牲的意见与便利，以服从团体。

（五）政党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有力的监督，是一个政党始终保持肌体健康的重要途径，只有坚持进行监督，一个政党才能健康发展。在恽代英看来，党员干部必须接受监督，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监督比品行更可靠。1923年12月25日，恽代英在《革命与党》一文中指出，没有监督的人，是很容易松懈或改变节操的，“与其信赖领袖的品性，不如有群众夹持领袖，使他不能不忠诚为党纲努力”[24]。第二，监督是防止党走向腐败的需要。1927年1月22日，恽代英在《什么是机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在革命运动风头顺利的时候，革命党必须谨防自身的腐化，忠实的革命党员必须随时提防党内发生机会主义分子。这是关系革命党前途命运很重大的。”[25]他认为，一部分革命党员的堕落，固然是他们投机之过，同时也是缺乏民众的监督。人类的天性，终不免于有些适应环境，在位高权重时，若在他的周围只是黑暗势力的包围，没有积极的革命势力的引诱，则他不免于屈服。我们的问题不在某个革命党员的堕落，这是他个人的事，虽然有时我们也很可惜，我们的问题是怎样有一强固的民众运动、有一强固的革命党，能监督和选择我们的领袖，每个革命党员堕落了，就有一个候补的代替他的职务。

恽代英不但深刻认识到了监督的重要性，而且对怎样监督进行了论述。第一，要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恽代英指出：“对于任何一个革命的领袖，我们不要有英雄和偶像的崇拜，认为他是我们的摩西，他是我们的救主。”[26]“英雄崇拜、偶像崇拜，是民众不负责任的病态心理，不是健全的心理。”[ 2 7 ]我们只能说，他革命时，拥护民众利益时，我们就信他，但当我们发现他有违反民众利益的行动时，我们不论他表示得如何呱呱叫的漂亮和革命，我们就要提防他和批评他。第二，要监督领袖执行党纲。恽代英认为，党员不但应拥护党的领袖，而且应监督领袖。要监视党魁的忠实执行党纲，党魁若不执行党纲，我们岂但不容受他的愚弄，反须唤醒同党，打倒这种不忠实的党魁。第三，要在以党治国过程中监督党的领袖。恽代英指出：“党治虽由少数人领导着进行一切，然此少数领袖绝非孤悬于上，任意进行，他们乃本于一定主义之策略，而有多数同志在下面与之共同努力拥护监督之。”[ 2 8 ]

（六）政党要维护内部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一个政党要发挥对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作用，就必须加强团结，反对党内的分裂活动。恽代英认为，“革命团体内部的歧异，是仇敌们乐不可支的事情”[ 2 9 ]，要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党内的派别活动。他对一些人在革命党内搞派别活动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的势力，若可以号召一部分人的时候，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党中，成为派别他们的偏见，以为凡是可以由他们号召的人，便是党中间的健全分子；凡不肯由他们号召的，便是不足与为伍的人。“他们这样的派别，只足以分裂党的力量，减少了革命成功的希望，没有别的好影响。我们若并无分裂的决心，这些派别应尽量使他无发生的余地。”[ 3 0 ]

恽代英认为，要维护政党内部的团结，必须注意三点。第一，以主义统一全党思想。实现思想上的一致，是党的团结的根本保障。要维护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最重要的是要以主义来统一全党思想。恽代英指出：“能永久团结的只有‘主义；自然，‘权利也能联合，但权利关系一变，那种联合便解散了。没有主义的党，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呢？然而这种党，总是不久便归于消灭。”[ 3 1 ]恽代英还认为，为维护政党内部的团结，对“主义的解释，必需（须）是绝对一致的。主义的伟大作用即在他能根据群众本身的需要，而提出具体的主张以号召群众，共趋赴于同一之鹄的。若有人对于主义发生特殊的主张，即能歧义党员的趋向，分裂党的群众”[ 3 2 ]。第二，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恽代英指出，要消弭黨内派别争端，必须“使一切党员，均能脑中型（形）成一种热烈的革命理想”[ 3 3 ]。第三，增强大局意识。要维护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必须增强广大党员大局意识，“我们决不应为了小的意见，惹出许多内部的歧异”[34]。

二、恽代英政党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意义。恽代英政党观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一道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群体，共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贡献。恽代英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政党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贡献，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党建思想。

第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恽代英政党观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加强自身建设有积极意义。尽管恽代英政党观主要是就一般革命政党而言的，但它反映了革命政党进行自身建设的普遍规律。坚持和发展党的主义、严明党的纪律、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维护党的团结，这既是一般革命政党应坚持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的根本原则。

而且，恽代英在192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出了一些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正确主张。1924年11月8日，他在《苏俄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中指出：为什么我们的革命经过了十三年，不曾见有一点好的成绩；俄国革命才经七年，却能有这样煊赫的成功呢？很简单地说，苏俄革命的成功，是因为有了一个钢铁般坚固的共产党，他有很严密的组织，抱持着一种很明确的纲领，引导着一般农工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奋斗。1925年3月16日，他在《孙中山先生死后》一文中强调，孙中山先生“努力四十年，终未得完全成功，惟一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好党”[35]。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并非出于何等个人之空想，亦非勉强造作，以人力移植于中国者。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36]。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使其能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恽代英认为，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植根于工农群众之中。他指出：“简单地说，共产党便是代表贫苦农工利益，而做经济与政治奋斗的党；他努力要他们联合，他努力促进他们的阶级觉悟。”[ 3 7 ]要研究他们的思想与问题，要引他们加入我们的革命党，而且成为党的主要部分，然后革命的力量才会壮大。二是要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1926年10月1日，恽代英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了共产党员的五条基本标准，即共产党员要做维护农工阶级利益的模范、要做坚持群众路线的模范、要做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模范、要做听党指挥的模范、要做统一战线的模范。三是中国共产党要改善对革命的领导。1929年2月1日，恽代英在《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一文中提出：“在组织上，各种工会、农会及其他贫苦小资产阶级的职业团体，一定有他们自己独立的地位，绝不像国民党将一切民众组织当做他的荷包里的东西。”[ 3 8 ]共产党只是用自己革命的主张与行动，号召一切革命的群众起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共同奋斗，决不赞成用党的名义直接干涉各种群众组织自己的事情。恽代英的这些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把党建设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二）现实意义。恽代英政党观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对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恽代英政党观虽提出于上世纪20年代，但对于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比如，恽代英强调共产党员要依靠群众，这对于我们今天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恽代英强调加强党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这对于我们今天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强调党的主义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主张以主义来统一全党思想，这对于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的问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要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之武装全党头脑。恽代英提出人类的天性终不免于有些适应环境，这对于我们今天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4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3 9 ]恽代英强调党员应慎重其私人的行动，这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群众往往通过党员个人行为去评价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改进党员的生活作风，注意其个人言行。恽代英提出党员要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这对于我们今天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就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经得起各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