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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来公共艺术展:符号、象征与实在

2019-09-10隋建国

艺术当代 2019年1期
关键词:悦来艺术家艺术

隋建国

“雕塑是一种把位置成形体地化入作品的活动,并且和位置一道,是一种揭开人的可能的寓居地带的活动,揭开环绕着人、与人相干的事物可能停留的地带的活动。雕塑是存在的真理在其奠立位置的作品内的体现。”——海德格尔

实在界被定义为,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关系总和,是个体人的意识无法触及的。因此,艺术作品从远古时代起,比如远在拉斯科岩画的时代,就作为人的意识与情感的表达符号,以及情感交流仪式发生的核心,充当人与实在界沟通的中介。它们作为一种拥有社会共识的物化的意符形式而存在,是展开在客观实在与个体主观意识之间的一道保护性屏幕。换句话说,艺术家的作品,是揭示主体的人以及被称作“我们”的全体人,在其所处的客体世界中的寓居状态,所给出的具体的、可以交流的,而又完美的、可以反馈的共享图景。

在城市环境中放置的艺术品,成为人们在其中安居的必不可少的仪式,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时代,艺术品都被认为是赋予这些被选中的位置以诗意的真理,成为其中天、地、人、神或祖先共存的、和谐秩序的象征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最理想意义上的人类寓居生活中,艺术家与艺术品所担负的责任,是相当重大的。中国的孔老夫子、欧洲的尼采和海德格尔都对此给予了相当大的期望。审美感性的共通性,所能够带来的对于社会沟通整合作用,得以解决孤独的个体生存困境——这并非后现代生活能够轻易避免的,却是这些先哲们期望的灵丹妙药。但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崇高悲剧性以及寄情于自然之后能够对个体带来的整合,如果没有建立在尊重交往主体的基础上,往往会化为虚幻的一厢情愿。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主体间性理论基础上的交往理论以及艺术接受美学,或许能够接续原始艺术所拥有的整合与祛魅功能。接受美学与交往理论背景下的艺术实践要求在地观众的更多参与性,将艺术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空间的层面上应对伴随着社会进步所新出现的陌生与不适。艺术家及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催化剂或交往平台,被期待能够和现有世界的状态很好地衔接起来,为人们带来相互交流的空间语境,为现代社会个体孤独问题带来缓冲的可能性,成为现代性所带来的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症状的一味解药。

让我们回到时下的中国。四十年来面对中国急遽发展护扩张的城市化,生存其中的人们疲于应对周围生活环境与居住条件的爆炸性突变。高耸的楼房挡住了远处的山丘,巨大跨度的水泥钢筋桥梁脚下的江水变成了一湾细流;高速公路一日行干里地碾过看不到细节的山河;超高建筑群和周边六车道马路将步行者的空间经验化为一个个错觉。人们开始习惯于借助驾驶渡过居住地与工作处两点一线的日常生活,然后在节假日蜂拥在人满为患的旅游景区,或者蜂拥在去往旅游景点的路上。

最近出现在中国人眼前的智能、绿色、消费化的都市空间,城市发展目标开始改变:快速的网络自由连接,要求高效的沟通与物流平台,同时也带来了商机无限的区块商业链。伴随着技术与工具进化的中国人,在越来越智能化的城市空间中,又一次面临着陌生感。

与此同时,生活在这样的新型消费化都市中的,正在生成的中国中产阶级社会,急于寻找自我定位,追求新奇的文化体验和感受,拥抱差异。他们用自己的脚投票,向新城市、新文化、新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新的挑战。仿佛上述挑战还不够确切似的,“悦来新城”,一个坐落在真正的青山绿水间,沿嘉陵江自北向南展开的智慧城市、海绵城市,于2018年伊始,向城市、居民、运营者、艺术家发出了盛会的邀约:“符号、象征与实在——艺术栖身青山绿水之间”悦来公共艺术展于2018年底拉开帷幕。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面对挑战,艺术家何为?作为将人类生存经验化为视觉意符的尖兵,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率先以最充分的感性,将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自然环境与技术环境的混合体,加以游戏化的解放,赋予它们城市实用功能之外的可能性。艺术家与观众一道,把生活环境中感官所及之处的物质化技术系统,从消费对象转化为审美对象和游戏对象,从而解放自身,将自我与环境共同带入“即兴”的共鸣状态。

实际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雕塑家被寄予厚望。借助“精神文明城市”建设的东风,雕塑家全面地投入了城市雕塑潮流之中。三十多年来,无数城市雕塑矗立在大大小小的城市空间里。成果是有的,但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根本的原因在于雕塑家的想象力與创造力跟不上后工业时代都市景观环境的爆炸性发展。最新的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向艺术界发起了更进一步、更大范围进行创新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这次“悦来公共艺术展”,选择了一个全新的模式:跳脱出雕塑家的圈子,邀请目前在中国当代艺术舞台上非常活跃和有号召力的一批艺术家进行跨界创作。他们根据悦来新城嘉陵江沿岸的实地景观,与当地居民展开互动,以艺术作品作为对话平台,串联当地历史文脉来应对现实生活环境中新的可能性,并据此完成大型公共艺术作品,使雕塑安放地点成为一个“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些作品必须经得起户外四季转换条件的考验,在此地永久陈列。

在此次应邀参展的艺术家之中,岳敏君是20世纪90年代末最早一批入住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之一,以他为首的一批中国艺术家也开始登上世界舞台。近些年来,他依然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沿阵地,敏锐地发掘着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宋冬和刘鏵也从90年代即进入活跃状态,分别从空间分割与视觉反映,以及民间生活与本土智慧的角度切入中国社会的现实场景,最近数年他们成为国际舞台上最活跃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谷文达作为第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家,与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院)80年代的一批人共同崛起,后又踏入国际前卫圈。他的近期作品着眼于将汉字拼装植入景观园林,形成关于中国古典园林景观的对话。

丁乙用其个性化的标志性“十”字风格,探索出了一种抽象的形式美学。他在公共雕塑中也同样运用条理清晰的抽象造型的工作方式,形成自身独立的语言。汪建伟从观念主义艺术的角度,走出了一条集视频媒体、绘画与雕塑和装置混合并用的艺术道路,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的一种独特现象。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也在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其个人作品展。张大力一直从北京城市拓展与突变所造成的居民生活的失衡状态入手,形成自己独立的创作面貌,2016年是他展览最频繁的一年。庞茂琨从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出发,以古典绘画方式来表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向京则是第一个在人像塑造上走出中国方法的女雕塑家。尹秀珍是近年来在国际上最活跃的中国女性艺术家之一。从最早在成都的公共艺术作品《洗河》开始,她一直致力于将个人感性与集体经验转化为可供分享的公共生活空间文本。

从2018年的开春起,与前文所提到的“拉斯科岩画”远古场景相辉映,

在悦来这个后现代的城市空间之中,上演着一次跨越万年时空的场景再现:在人类文明中同时拥有“猎手”与“巫师”双重身份的艺术家,在如丛林般的都市景观中选择各自的狩猎位置,潜伏下来。一旦时机成熟,扣动机关,捕获猎物——“从无到有”地生成各自的艺术作品。接着,他们燃起篝火,歌之、舞之、蹈之,以一个盛大的庆祝典礼,沟通天、地、人和祖先,奠立作品入位。这样的公共艺术,被期望成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枢纽。这一艺术实践作为一个新的模板,激发悦来新城的文化与艺术的创造性和活力,形成围绕艺术符号象征达成集体认同,使得社会在新的层面上趋于动态的和谐。这次展览同时还为悦来城区沿嘉陵江十二公里的艺术长廊拉开序幕,为把悦来新城建成智慧城市和海绵城市而奠定基础。

这不是一个自上而下规划的城市雕塑,也不是一种生产美化总体意识装饰品的冲动,而是后工业时代城市中的一次消费与游戏的感性升华,一次创造多元文化、差异文化的实验。虽然问题与契机同在,但是艺术被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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