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善衍

摘 要 科技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准，而想要实现科技发展就离不开科学文化的土壤。从学校教育、创新与普及的关系以及发挥制度优势三个角度，思考如何发展和构建中国的科学文化。

关键词 科学技术 科学文化 创新普及

0 引言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在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被称为文化的多样性。文化通常蕴含着本土的特色，不能简单地以此判断先进或是落后。

然而，与多元文化相对应的却是“一元”的科学。科技发展水平因此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准，而实现科技发展则是一项系统工程，事關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文化乃至外交。

1 学校教育培植科学文化

针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指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也曾感慨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它们都是对中国科技教育的深切关怀。

笔者认为，答案或许很简单——古代中国尚不具备产生近代科学的文化基础。我们生活在三种维度之中，即人类社会、自然界和精神世界。探索求知作为人的本性，催生出分别对应这“三种维度”的知识体系，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而哲学和数学则贯穿其中。在持续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中国，长期以来占据主导思想地位的是儒、释、道。这些学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其所处时代具有进步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对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束缚影响不可小觑。

孔子是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先驱，而在同一时代，遥远的西方也出现了古希腊先贤苏格拉底——有意思的是，二人都坚持“述而不作”的观点。但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倡导平等对话，在讨论中启迪学生的认知。这种教学方式，后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雅典学院得到了延续。正如“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表达了一位学子对真理不懈追求的心声。

在一次外国教育界同行来华交流的活动中，中方为美国中小学教师代表团安排了一场优秀示范课。下课前，授课教师问：“听懂了吗？”学生答：“听懂了！”教师又问：“还有什么问题吗？”学生答：“没有了。”对此，美国教师大惑不解。在他们眼中，教师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学生提不出问题才是教学中的“最大问题”。美国在STEM教育方面不断加大投入，鼓励学生主修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培养问题意识，从而提升其在未来的竞争力。

公民的基本科学素质主要来自学校教育，学校是培养科学文化的沃土。近来，得知教育改革后，笔者内心无比欣慰。自2017年，科学课程的起始年级调整为小学一年级，并且每周至少安排1课时。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日益重视青少年科技教育，普遍设置了创客空间并经常开展创新大赛。

2 创新与普及相辅相成

只有从“大科普”的概念出发，才能深刻理解“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在科学技术不断社会化、大众化的过程中，科学文化既是大众科学知识的高地，也是人类拥有精神与物质的生产能力和创造成果。

2.1 消化、吸收与再创新

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东方的大门后，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进程，然而只有日本较早地成为了世界科技强国。其中成败得失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技术引进的路线差异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三十多年前，笔者曾前往日本采购通信设备，日方负责人只同意转让机器，却不答应转让技术。到底该买机器，还是该学技术？对这两种不同的理念，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一个天才的出现足以遏制几代人的思考。今天，千家万户的家用电器、实验室里的仪器设备，有多少是真正的中国制造呢？反观近邻韩国，国货最流行，街上甚至看不到一辆进口汽车。有些厂家受委托，替人代加工，生产图纸完全由对方提供，然而加工费仅为产品售价的百分之一。究其原因就在于不掌握核心技术，没有开发和设计能力。我们相信，只有经过自主研发和反复试验才能获得成功，重复别人永远是“二流”的。

2.2 重视产、学、研结合

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介绍，美国面向全体公民的科技教育分为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学校教育指在学校中实施的教育，按水平可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社会教育是非正式教育，包括社区教育、线上教育和场馆教育。至于职业教育，几乎每个人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度过一生，要在专业领域继续把学习、工作和研究结合起来。身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我认为相比之下，我国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做得还不够。

产、学、研不能“各搞一套”，而要“三轮驱动”。产业、学校、科研机构等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研究、开发、生产”一体化的先进系统。通常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与以院所或高校为技术供给方合作，其实质是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与资源上的协同与集成，进而对接上游、中游和下游，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

2.3 学科分化与学科整合

今天，学科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和。这看似是一种逻辑混乱，实质上其背后却反映了当代科学的发展方向。如果说工业革命带来的是学科分化，使各行各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那么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学科整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显著标志和重要成果就是交叉学科时代的到来。

拿博物馆来说，米兰的达·芬奇科技博物馆是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典范，展出了大量新奇的发明创造，把人类的智慧引申得更为深远。其他如下水道博物馆、添加剂博物馆等独具特色的专题不胜枚举，内容丰富多彩。怎样理解这些场馆彼此间的关系呢？或许，实用主义是个很好的途径。有用即是真理，无用即为谬误，问题的关键在于行动能否带来实际的效果。有人把实用主义比作“走廊哲学”，意思是旅馆中的走廊通向了四面八方，一间房里可能坐着形而上学家，另一间房里可能坐着经验主义者或是无神论者，但他们都要经过这条走廊才能去开展各自的研究。

在日本考察期间，笔者发现当地的科技类博物馆试图建造一座连接公众与科学的桥梁。比如，琵琶湖博物馆组织了小型的生态调查，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再如，日本科学未来馆在每个展厅中设置了意见征求台，每年将千余条建议送往相关部门，体现了科学决策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科学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这正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本质特征。

3 发挥制度优势解决关键问题

体制和机制是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发挥制度优势解决科技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曾在全国政协任职多年，不少科技界委员在提案中多次涉及军民融合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以来对这一大问题、老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大力推动使之得以顺利解决。这极大地鼓舞了科技工作者，我们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将对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正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并坚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集中资源办要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取得众多伟大成就的一项重要经验和优良传统。例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在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成功发射“两弹一星”，充分展现了国家的意志和能力。无独有偶，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同样也是通过近似于“会战”的形式达到预期的目标。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尚且存在着一些短板，甚至是“卡脖子”的项目，诸如芯片制造的核心技术等。对此，不妨集中攻关破解难题，试验示范一批具有产业化潜力的装备，应用推广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