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钰书 韩平 陆丰刚

摘要：目前，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一国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与其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密切相关。笔者运用1992年-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划为市场驱动（1992-1999）、要素驱动（2000-2009）、效率驱动（2010-2016）三个阶段，从理论上梳理并建立计量分析模型，分别使用混合OLS、固定效应和差分GMM法对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在前两个阶段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而2010年后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显著负相关;产业结构高级化一阶滞后项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良好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结构;产业结构

一、引言及背景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研究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时提出的概念，表现为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不能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长期停滞甚至衰退，无法完成从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跨越（Gill和Kharas，2007）。张德荣（2013）研究发现，在196年，处于中高收入行列的国家中有26%的国家在30年内未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1970年，处于中高收入行列的国家中有43%的国家在30年内没有顺利进入高等收入行列，而到了1980年这个比例已扩大到50%。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 560.5美元，进入“中高收入”组。对比2010年前后人均GDP增率可以发现，2010年后我国人均GDP增率平均下降2.12个百分点①。针对这一巧合，有必要从“中等收入陷阱”角度进行分析研究。部分专家学者从储蓄和投资（朱运法，1997;代法涛，2014）、收入分配（蔡畴，2014;张来明，2016）、城市化（Black和Henderson，1999;沈坤荣，2007）等方面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机理，另外一部分学者集中从人口结构（王德文，2004;秦佳，2014;史本叶，2016）和产业结构（熊彼特，1990;刘伟，2008;张军，2009）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侧重对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与中等收入陷阱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笔者应用1992年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划为市场驱动（1992-1999）、要素驱动（2000-2009）、效率驱动（2010-2016）三个阶段，从理论上梳理并建立计量分析模型，分别使用混合OLS、固定效应和差分GMM法对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在我国经济发展前两个阶段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而2010年后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显著负相关;产业结构高级化一阶滞后项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第一，在研究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选取了中国1992-2016年的省级数据，并将其按照历史发展逻辑进行了阶段划分，研究发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初期人口结构的改变对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影响，直到2010年，人口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表现为显著负相关。此研究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丰富了原有文献和研究方法;第二，本文在产业结构方面将产业结构高级化一阶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研究系统，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当期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但是对下一期人均GDP增长率具有强烈正向作用，这一分析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文献综述之后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进行理论推演;第四部分进行实证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会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从而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经济增长问题（马岩，2009;胡鞍钢，2011）。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干春晖和郑若谷，2011）。在经济起飞阶段，产业结构变化与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了经济发展（罗斯托，1960）。Ohno （2009）以越南为例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自给自足的农业阶段因没有获得足够的外商直接投资导致其无法跨越到拥有支柱产业的技术吸收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诱因是没有实现完美的产业升级。Peneder （2003）认为产业结构优化使得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化所带来的结构红利是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黄茂兴（2009）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技术选择和合理的资本深化提升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资源配置不公、失衡的产业结构是中国有可能落“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刘伟，2011）。经过几十年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未能完成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接替可能是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李亚成，2016）。

人口结构主要通过人口红利、社会抚养负担等途径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失衡的人口结构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可能导致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会影响一国经济增长（Lindh，1999）。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涨的“人口红利”阶段，经济表现为高储蓄、高投资（蔡日方，2009、2010）。对于我国而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随着人口日益老龄化，未来的人口结构变迁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孙爱军，2014）。蔡日方（2012）认为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再创人口红利。只有优化人口结构才有望促进经济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冯扬，2016）。

除了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構之外，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投资水平、政府支出等一系列因素也与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密切相关。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城市化通过刺激投资规模扩张来带动经济增长（张景华，2007）。城市化率与消费水平存在着“U”型关系，充分发挥城市化调整经济结构功能有助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陈昌兵，2010）。技术水平的提升变化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Ac emoglu，2006）。然而，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在不断下降，创新和技术进步速度下降是我国经济减速的关键因素（蔡跃洲和付一夫，2017）;政府支出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黄梅波，2015）;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本投资，但当一国经济步入中高收入阶段时，要素积累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将不再明显（张德荣，2016）。

既往研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对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启发。当前研究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多側重于理论研究和规范研究，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我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通过动态GMM方法研究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以期能为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开阔思路。

三、理论推演

国民经济由三个产业部门构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取决于三个产业部门的增长。国民经济增长表示为：

其中gt表示经济增长速度，t代表年份，i=1，2，3，表示3个产业部门，ait和git，分别表示t时期各产业所占比重及其增长速度。

沿用袁富华（2012）的三因素分解法：

其中，gdp/ pop表示人均gdp，pop表示一国人口;gdp/em表示总劳动生产率，em表示经济活动人口;em/l表示劳动参与率，，表示劳动年龄人口;，l/pop表示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

根据人口抚养比公式知：

其中，a为人口抚养比率。

将（3）代入（2）得：

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得：

其中Yt为人均GDP增长率。

从上述公式可看出一国经济增长要同时受各产业部门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动的影响，人口抚养比的扩大也会制约人均GDP的增长。基于此，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早期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少儿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有利于中国跨越低收入行列，但随着总人口抚养比的扩大，劳动力供给不足会使经济增速放缓，加大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四、数据说明与实证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收集了1992-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相关原始数据皆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问题本文未将西藏纳入分析，因早期重庆数据被合并到四川省中，本文在1992-1999年的实证分析中没有将重庆纳入分析。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根据第三部分理论推演，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在式（6）中，agdp为各省份人均GDP增长率，inshare3为第三产业贡献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比重表示，TS为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depend为人口抚养比，X是一个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城市化水平、投资水平、政府支出、技术水平，上述变量可能并非单纯线性相关关系，因此考虑在回归方程中引入城市化水平的的二次项City2。下标i表示省份，f表示年份，u表示无法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εit为误差项。同时，考虑到变量的差异，为使估计结果较少受到异常值的影响，这里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因为静态面板没有考虑相关变量的滞后项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可能导致实证结果出现偏差，所以本文在（6）式的基础上引入人均GDP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的一阶滞后项agdpit-1和TSu-1，构建了差分GMM模型（7）：

（三）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选用人均GDP增长率。

主要解释变量：1.产业结构指标。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度量方式，鉴于传统克拉克定律采用的非农业产值比重已无法很好地体现我国当前第三产业增长率快于第二产业增长率的经济服务化趋势，本文借鉴相关文献（干春晖，2011）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本文简记为TS）作为衡量我国产业高级化的指标，同时增加第三产业贡献率作为描述产业结构调整的又一指标。2.人口结构指标。本文选取人口总抚养比（即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的总和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来度量人口结构的转变。

控制变量：1.城市化水平，本文选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城市化综合水平;2.科技水平，选择各省份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来度量科技水平。3.投资水平，选取资本形成率来反映各省份投资水平;4.政府支出，本文以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来测度。具体定义见表l。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统计分析

在人口结构方面，我国各省份人口抚养比在1992-2010年基本表现为显著下降，2011年人口抚养比开始缓慢上升，在1992-2016这15年间人均GDP增长率持续波动。以天津为例，1992年人口抚养比高达44.79%，到了2010年已下降到22.4%，此期间人均GDP增长率由19.07%下降到16.65%。2016年天津的人口抚养比回升到28.63%，此时的人均GDP增长率下降到6.57%。

在产业结构方面，从1992年到2016年，我国各省份第三产业贡献率整体表现为先升后降，人均GDP增长率基本与其保持同步变化。以北京为例，1992年第三产业贡献率为7-42%，于2007年达到11.8%，此时人均GDP增长率也由1992年的17.71%上升到21.39%，2010年起第三产业贡献率呈下降趋势，2015年北京的人均GDP增长率已下滑到6.5%。通过原始统计数据可看出，1992年到2016年间中国各省份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整体呈上趋势。以上海为例，1992年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仅为0.595，于2016年达到峰值2.34，此时上海的人均GDP增长率为12.3%。而2016年黑龙江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为1.89，人均GDP增长率仅为2.5%，比上海小9.8个百分点。结合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时间趋势图亦可看出，黑吉辽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时间趋势线近乎水平，说明东北三省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这也可能是其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

（二）回归分析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明显，本文将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阶段进行研究。本文借鉴郑秉文（2010）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将中国经济发展划分成1992-1999年（市场驱动阶段）、2000-2009年（要素驱动阶段）、2010-2016年（效率驱动阶段）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混合回归模型考察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然后考虑个体效应，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不适合，故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差分GMM回归结果见表4。

（三）结果分析

1.市场驱动阶段（1992-1999年）：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市场经济活力得以释放，人均GDP增长率最高达到14_2%。此时，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阶段。表3显示人口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关系不显著，最可能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释放了要素活力，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极大提升，使得样本期间内人口结构对经济影响不显著。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第三产业贡献率与人均GDP增长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第三产业贡献率每增加10%，人均GDP增长率会提高0.0183个百分点。但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tsp与人均GDP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逐渐调整是正确的。这一结果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相吻合。乡镇集体企业的快速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兴起都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动人口迅速向第三产业转移。但此时我国第三产业相对落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并不能为我国经济带来很强的动能，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产生正面影响。

2.要素驱动阶段（2000-2009年）：中国步入人均GDP为1000-4000美元的下中等收入阶段。表5表明少儿抚养负担比率逐年下降，经济活动人口的增加会带来储蓄的提高，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1949-1957年、1962-1970年的两次人口生育高峰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供给，此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强生产性时期。回归结果显示，总人口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没有显著关系，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样本期间中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足以弥补因人口抚养比上升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说明，人口结构在红利期时，人口抚养比的改变不会对经济增速产生明显影响，即人口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影响不大。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第三产业贡献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在10%的水平上有显著关系，影响系数与“市场驱动”阶段相比明显减小，主要是因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深化，低端制造业为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市场，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这也导致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扩大从而出现第三产业贡献率影响程度下滑的现象。此时产业结构高级化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减小，由此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减弱。

3.效率驱动阶段（2010-2016年）：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标志着正式进入“上中等收入”行列，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在此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2016年的6.7%，下降了3.9个百分点。与之前两个阶段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口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率会下降0.0076%;原因在于，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劳动力短缺问题逐渐显现。总人口抚养比在2015年达到最低，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第一次出现下降现象，从表5可知，2016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10.85%，比1990年上升了5.28个百分点，老龄化现象逐渐显现。结合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当中国处于上中等收入行列时，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调整人口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所以人口政策的制定要符合我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第三产业贡献率与人均GDP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但当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仍具有负面影响。但在GMM模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阶滞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都表现为显著正相关，上一期产业高级化程度会促进当期的经济发展，这意味着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经济增速提高，但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还不够合理，产业结构升级未完成，产业结构需要继续优化，否则会加大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4.其他影响因素：从城市化水平来看，在经济发展后期城市化水平的平方的系数为负，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为倒U型关系，这与多数文献的究宄结果一致。这说明存在一个最优城市化水平，随着农业劳动人口流入城市服务业，我国城市人口急剧增长，2014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4.8%。过度城市化会导致与第二产业严重脱节，制约经济发展，从而使我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从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政府支出水平与人均GDP增长率相关性不明显，且整体表现为负相关，这就表明政府的支出对人均GDP的速度变化是没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采用的赤字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福利赶超的特征，由此说明一国的福利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一味追求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会使企业难以负担，容易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科学技术水平方面，三种回归结果都显示在市场驱动阶段和要素驱动阶段科技水平与人均GDP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离不开科技进步的;但到了效率驱动阶段，科技水平和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负，这说明在经济质量不断提升的阶段，原创性科技显得至关重要。

六、結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我国经济发展划分成市场驱动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选取1992-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差分GMM模型对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取决于经济增长阶段。在市场驱动和要素驱动阶段（1992-2009年）人口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相关性不强，即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调整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但是，在效率驱动阶段（2010-2016年），也就是我国人均收入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时，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出现负向效应。说明人口结构的调整需要结合一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这样才能真正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与经济发展阶段无关。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贡献率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都与人均GDP增长率保持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发展第三产业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人均GDP增长率显著负相关，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阶滞后项与人均GDP显著正相关。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要与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相匹配，不能超越式发展。

据此，本文认为，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对策。

1.制定政策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目前我国人口抚养比有逐年上升趋势，我国应在实施延缓退休政策的同时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继续扩大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通过减税、补贴等方式促进家庭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为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打下基础，从而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2.通过产业政策合理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速度。政府以产业为核心的传统产业政策应向以价值链为核心的新产业政策过渡;其次，应将对第三产业扶植重心放在价值链高端，在高精尖技术与核心技术上寻求创新突破，不能一味追求速度而忽略质量;在推进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监管力度，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应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使其增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

3.产业政策的制定应与我国人口结构现状相结合。针对我国日益显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政府应注重老龄市场的开发，制定合理的老龄产业规划。

4.合理促进城市化。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应将资源有效配置到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小城市，注重城市质量建设，盲目追求高城市化率只会制约经济增长。

5.合理控制政府支出规模。政府过度支出只会造成“福利赶超”，这不但不会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相反，会对市场形成巨大压力。因此，要扩大经济自由程度，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