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利 方甲珂

[摘 要] 文章主要根据语义语法理论借鉴分布验证的理念和语义地图的方法解决句末助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历时发展的角度，阐明现代汉语句末助词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并着重指出句末助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其次，从正反验证的角度，把分布理念从形式和意义的对应性角度分成句法分布和语义分布，从而提升句末助词语义提取的科学性。第三，从方法论角度，针对句末助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句末助词自身的特点，借鉴注重系统性、连续性和层次性的语义地图分析方法，揭示多功能句末助词的内部语义分类及其关联性。最后，阐明运用语义语法理论解决句末助词研究问题的理论价值。

[中图分类号]H04;H14;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19）01-0013-11

1. 引言

现代汉语句末助词是交际者赋予话语以认知、情感、意向和态度的重要手段，是反映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人际关系的重要标记，是最能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词类，一直是语法学界关注的重点、热点和难点。

第一，之所以是重点，是因为一般虚词在句子中是连接实词与实词以揭示表层句法关系及其深层语义关系的纽带，而作为典型的虚词，句末助词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句末助词是连接说话者、听话者和话语的纽带，是揭示话语中交际者之间认知、情感、意向和态度等话语关系及其人际关系的中枢。

第二，之所以是热点，是因为无论是传统语法、描写语法、认知语法、功能语法，还是生成语法，都试图基于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自认为是汉语句末助词“本质”的语法意义，但都没有精细地论证并提取出句末助词的语法意義。

第三，之所以是难点，是因为与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语言相比，汉语句末助词作为特有词类无法直接借鉴基于西方语言的语法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说，从传统语法开始，基于拿来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解读、概括和解释汉语句末助词的语法意义时都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

2. 句末助词研究的现状分析

从总体来看，前人对现代汉语句末助词的研究，在语法性质的界定、分布规律的定位、语法意义的验证、多种功能的描绘、知情意态的解释上存在着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首先，对句末助词的语法性质缺乏科学界定。

自马建忠（1898/1983：323）引进mood开始，“语气”就成为解读汉语句末助词语法功能的核心概念。后来，黎锦熙（1924/1992：228）把句末助词的语法功能、语气类型与句子功能联系起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形式语义学把modality概念引入汉语语法分析后（廖秋忠1989：157），贺阳（1992：59）、 孙汝建（1999：9）等学者把modality（情态）译成“语气”，可以说，句末助词的语法性质与语气、情态、句子功能甚至口气/口吻等概念纠缠在一起，并逐渐形成了句子功能、语气类型和句末助词功能具有对应关系的观念，至今难以拆解。追根溯源，应该先厘清英语的mood、modality和sentence type语法性质，然后据此梳理汉语语气、情态、句子功能的语法性质，从而厘清句末助词的语法性质，以摆脱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科学界定句末助词的语法性质是正确选择研究方法的前提条件，而要科学界定句末助词的语法性质就必须选择科学的语法理论。根据语义语法理论的认识论、本体论、目的论和方法论（邵敬敏，2004;邵敬敏、赵春利，2006;赵春利，2014），可以发现：句末助词是虚词，但不是主要与实词及其短语组合的一般虚词，而是必须与句子（sentence）或小句（clause）组合且置于末尾的虚词。因此，其语法性质尽管与一般虚词一样属于功能性语法意义，但不同之处在于：句末助词的功能性语法意义融入了认知、情感、意向、态度等主观性话语因素，而要揭示主观性话语因素就必须借助于语义语法的认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句末助词方法论充分描写其在话语结构、复句关系及其句子类型的分布规律。

其次，对句末助词的分布规律缺乏精确定位。

前人对句末助词分布范围及其规律的认识和解读主要基于传统语法的句子本位和描写语法的短语本位，因此，不仅把句末助词的组合对象限定为句子或小句而非话语，而且还从个体（token）而非类型（type）角度解读句末助词所附着的句子或小句，正如胡明扬（1988：4）所言：“只能在语气助词的使用过程中，也就是在语气助词和某个具体句子结合的实例中去考察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意义”，这样的话，就会使句末助词语法意义的提取陷入到依句释义的泥潭中而无法准确概括，甚至导致把句子功能等同于句末助词的语法意义（李讷等，1998;刘月华等，2001），甚至出现界定标准不一致（胡明扬，1981;孙锡信，1999）和分类依据不统一（贺阳，1992;孙汝建，1999;齐沪扬，2002）的现象。

只有认清句末助词的语法性质才能为准确定位句末助词的分布规律奠定基础，既然根据语义语法理论，句末助词的语法性质包含着说话者认知、情感、意向和态度等主观因素，那么，要想准确定位句末助词的分布范围及其规律就不能单纯根据其所组合的句子或小句，还必须把考察范围扩大到带句末助词的句子所处的复句关系、话语结构，同时，还必须弄清该句末助词不能分布于哪些句子、复句、话语，这样才可以为提取并验证句末助词的语法意义提供可靠的描写数据，并借鉴语义地图的方法描绘出句末助词的语义分布图。分布描写充分性是意义提取准确性的必要条件，只有描写充分才有可能准确提取出语法意义并勾勒出语义分布图。

第三，对句末助词的语法意义缺乏正反验证。

关于句末助词语法意义的提取方法问题，传统语法主要有基于随例释义的内省语感法（高名凯，1948/1986：516），并逐渐注意使用句末助词在“有无、替换、语音”等方面的比较法（吕叔湘，1944/1985：298;丁声树等，1961：213;胡明扬，1981：416;陆俭明，1984：330;邵敬敏，1995：217-225）。而描写语法则更注重技术操作，主要有层次分析法（朱德熙，1982：207;黄国营，1994：4-5）、省略补充法（朱德熙，1982：211）、最小差异对比法（meaning minimalists）和最大共性归纳法（meaning maximalists） （储诚志，1994： 43; Wu，2005： 48）等。生成语法主要是借助Belletti（2004：4-5）的制图理论（cartographic approach）而提出的层次标句法（Li， 2006： 65; 石定栩， 2009： 458; 邓思颖， 2010： 61）。总体说来，提取方法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强，但由于受制于不同语法理论对句末助词语法性质的不同解读和分布规律的不同定位，前人的提取方法偏向于描写、陈述、说明而非验证、论证和证明。

对句末助词语法性质的科学认识和界定会直接影响如何精确定位其分布规律，而分布规律的精确定位则直接决定了能否准确提取并正反验证句末助词的语法意义。而语义语法理论认为句末助词的语法性质是反映主观性话语的功能性语法意义，这一界定直接决定了对句末助词的分布范围及其规律的定位方式：其一，在分布形式上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细致考察带某句末助词的句子以及该句末助词本身能分布于哪些话语结构、复句关系、句子类型或者不能分布于哪些话语结构、复句关系、句子类型，其二，在词语同现上还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精细地定位句末助词能够与哪些话语标记、主谓类型、时体标记、语气副词等同现或者不能与哪些话语标记、主谓类型、时体标记、语气副词等同现，特别是不同语义类型的语气副词与不同句末助词的同现与否成为定位、提取并验证句末助词语法意义的“示踪剂”。只有这样，才能逐渐从分布范围和词语同现上精确定位句末助词的分布规律，从而为语义提取并正反验证句末助词的语法意义奠定基础。

第四，对句末助词的多种功能缺乏清晰描述。

前人对部分句末助词的某种语义功能研究得比较深入，如：吧、吗、呢、啊、哈、嘛、呗等（朱德熙，1982;江蓝生，1986;黄国营，1986;方梅，1994;邵敬敏，1995;郭锐，2000;陆俭明，1984;贺阳，1994;强星娜，2008;崔希亮，2011;邵敬敏，2012等），但是，当某个句末助词可以分布于不同句子功能类型的句尾时，由于该句末助词会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倾向，学者们就把该句末助词分成不同功能的句末助词，比如：朱德熙（1982：211）就“吧”分为表疑问的“吧1”和表祈使的“吧2”;彭小川（2006：1）把“吗”分成表中性问的“吗1”和表诧异、怀疑或反问的“吗2”;甚至“呢”被分成了七八种（Chu，1998;曹逢甫，2000;刘月华等，2001）等。

那么，为什么同一个句末助词却因功能不同而被分成不同的类呢？其实，从本质上说，这是对句末助词语法性质缺乏科学的认知。根据调查可以发现，句末助词本身就具有跨句类和跨句子的话语性质。

所谓的跨句类性质是指某个句末助词可以分布于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多种句子功能类型的末尾，比如“吧”可以分布于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句末（赵春利、孙丽，2015），但不是任何一个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都可以带上句末助词“吧”，只有表示“揣测、征询、商榷”的句子才可以带“吧”，那么，决定“吧”多种功能分布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是句末助词“吧”的核心语法意义“意向待定”，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句类分布来给句末助词分类，而应该根据其分布所呈现出来的多种功能来提取核心语法意义，从而勾勒出多功能句末助词的语义分布地图，如下图所示：

所谓的跨句子性质是指有些句末助词表面上是在句子或小句的末尾，但其实也可以在话语的末尾，可能称“句末助词”为“话末助词”更恰当一些，以“吧、吗、呢、啊”为例，如例（1）：

（1）a. 我想大概因为两人都在异乡，都太孤独了吧。

b. 人体器官的交易能避免强迫交易，甚至偷取、走私人体器官吗？

c. 假如我们不修学，怎么能够了然于真如实相，而不迷于妄识呢？

d. 他多么渴望能有个试点，好让自己梦想成真啊！

跨句子性质说明：我们对句末助词分布规律的探讨不能囿于单纯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而应该跳出句子类型的限制，从话语结构角度揭示出句末助词背后的认知、情感、意向和态度等主观性话语因素，从而精确提取并系统解释多功能句末助词的核心语法意义。

第五，对句末助词的知情意态缺乏关联解释。

前人在研究“嘛、呗、吧”等句末助词时已经关注到句末助词语法意义所蕴含的认知、情感、意向、态度等主观心理因素（王力，1943/1985;吕叔湘，1944/1982;朱德熙，1982;Chu，1998、2002;刘月华等，2001;徐晶凝，2007;杨才英，2009;强星娜，2010等），甚至还有学者（曹志赟，1987;孙汝建，2005等）提到了说话者的性别、权位、角色等语用因素对句末助词功能的影响，对揭示和解释句末助词的语法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还存在着揭示不深入和解释不系统的问题。其一，揭示不深入是指说话者的主观心理因素和客观语用因素都是句末助词语法意义的约束条件，但没有把一个核心语法意义的概念下所统摄的主观心理因素和客观语用因素揭示出来，因此，需要借助于语义分化地图的方法;其二，解释不系统是指句末助词核心语法意义所包含的认知、情感、意向、态度等主观心理因素并不是孤立于句末助词语法意义之外的，其本身就是构成句末助词语法意义的核心构成要素，不仅如此，而且各个心理因素之间也不是机械、孤立、互不相关的，而是存在着制约性因果关系，即说话者在运用某个句末助词时总是基于对命题信息的认知而引发某种情感，然后基于情感类型驱动某种意向，从而采取某种态度，因此，需要根据说话者客观语用因素与主观心理因素之间以及主观心理因素内部的因果关系来系统解释句末助词的语法意义，并把主观心理因素的因果制约关系通过语义关联地图表示出来。

总的说来，要解决句末助词研究中存在的五个问题，应该在语义语法理论的指导下，一方面，借鉴分布验证的理念解决句末助词的语法性质的界定、分布规律的定位、语法意义的验证问题;另一方面，则借鉴语义地图的分析方法解决句末助词研究中存在的多种功能的描绘、知情意態的解释问题。

3.“分布”内涵的历史发展及其在语义语法中的验证价值

从语法学角度来看，“分布”（distribution）是描写语法的基础概念，正如Haugen（1951：216）所言：“语言学家所公认的进行语言分析的基础的方法，即所谓的代替法（replacement），主要着眼于发现分布情况”，可以说，掌握“分布”情况就成为语言研究的基础工作。从历史发展并结合分布特征来看，“分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语音学的互补分布阶段、描写语法的相对分布阶段、描写语法的对应分布阶段、生成语法的非对应分布、语义语法的正反分布阶段。

首先，语音学的互补分布阶段（20世纪40年代初期）。“分布”作为语言学术语最早却是由Swadesh（1943）从语音学角度讨论如何通过“互补分布”（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来区别音位而提出来的。

其次，描写语法的相对分布阶段（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初期）。在语法学领域，Bloomfied（1926、1933）和Hockett（1958：184-185）都曾用“一个语言形式能出现在什么样的结构位置上”的“出现权”（privileges of occurrence）这一概念来指称“分布”的意义，Bloomfied（1933：80、112、125、134）也曾直接使用了“分布”（distribution）这个词语，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Harris、Nida等学者才开始把“分布”用于语法领域，而Harris则在1951年出版的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中从方法论角度正式把“分布”作为语法研究方法来使用，从此“分布”作为一种方法论从语音学进入到了语法学领域。Harris（1951：15）给“分布”的界定是：“一个成分的分布是这个成分在其中出现的一切环境的总和，也就是说，一个成分可能有的一切（不同）位置或出现（occurrence）的总和，是跟其他成分的出现相对而言的。”而“一个成分的环境或位置是指一句话里边各成分所构成的邻境（neighbourhood），确定这些成分的基本程序，跟确定该成分的程序相同。邻境是指该成分前后的或与之同时存在的各成分的位置”（Harris，1951：17），可以看到Harris突出了一个成分在语法分布上的相对性。这一点，朱德熙（1985：14）也持有基本相同的观点：“划分词类只能根据功能，……说得准确一点，一个词的语法功能指它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的总和。要是用现代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指词的（语法）分布（distribution）”。因此，描写语法最初对“分布”的界定一方面继承了语音学互补意义上的相对性概念;另一方面从语音层面拓展到了句法层面，尚没有考虑语义层面。

第三，描写语法的对应分布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期）。无论是早期语音学强调“分布”的互补性，还是描写语法初期强调“分布”的相对性，都是从形式和肯定两个角度界定“分布”的内涵，后来，Harris（1958：166）从分布及其意义的关系角度提出“意义是分布的一种功能（meaning as a function of distribution）”，即“如果我们觉得词或语素A和B在意义上比A和C更不同的话，那末我们常常会发现，A和B的分布比A和C的分布更会不同些。换句话说，意义的差别跟分布的差别有对应关系。”（参见Diderichsen，1958），可以说，描写语法逐渐意识到单纯形式句法上的相对分布并不能解决意义概念上的语义分布问题，由此，才开始重视形式分布与语义分布的对应关系问题。后来，朱德熙（1985：80）不仅从目的论角度明确地强调了这一形式分布与意义分布的对应关系，即“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弄清楚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还从方法论角度辩证地强调了形式和意义的互证性，即“从原则上说，进行语法研究应当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讲形式的时候能够得到语义方面的验证，讲意义的时候能够得到形式方面的验证”，可以说，朱德熙把形式分布与意义分布的对应关系和互证方法上升到语法研究的目的论和方法论高度，足见描写语法对二者关系的重视程度。

第四，生成语法的非对应分布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句法分布与语义分布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受制于句法与语义的关系。生成语法的创始人Chomsky（1955、 1956、 1957）连续三年通过“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来揭示表层句法与深层语义的非对应性和不一致性，从而揭穿描写语法对应分布的局限性，因为“深层结构不等于表层结构。表层结构无从表示出具有语义价值的语法关系。所以要提出转换生成语法，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一套完整的生成语法必须包括句法组成部分、语义组成部分和音位组成部分”，而“每一个语言的语法必须包含一个规则系统来表达深层和表层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关系，而且还要表达无限领域中的深层和表层结构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生成语法指出了句法与语义的非对应性分布转而用“转换”来沟通句法和语义的关系。

第五，语义语法的正反分布阶段（21世纪初期）。尽管描写语法和生成语法在句法形式和语义内容的关系上倾向于重句法而轻语义，但描写语法和生成语法关于句法分布与语义分布的对应性或非对应性的争议为语义语法理论从辩证角度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根据语义语法理论，邵敬敏（2004：101）指出：“汉语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揭示‘语义的决定性、句法的强制性、语用的选择性以及认知的解释性”，而“语法意义与语法形式的关系是语法意义决定语法形式，语法形式制约语法意义”（赵春利，2014：11）。因此，一方面，从句法与语义的关系来看，一个成分的句法分布反映、制约并验证语义分布（张黎，1996），而该成分的语义分布则依赖、决定并解释句法分布，以语义分布为基础，就可以化解句法分布与语义分布的非对应性，因为句法分布的合法性是由语义分布的可解性来决定的;另一方面，从分布本身来看，無论是某个成分的句法分布还是语义分布，语义语法理论（赵春利、孙丽，2015：125）都要求“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分布的规律性。对于句法分布来说，既要从正面定位某成分可以分布于什么句法位置且可以与什么成分同现，也要从反面定位该成分不能分布于什么句法位置且不可以与什么成分同现。而对于该成分的语义分布来说，该成分的正反两方面的句法分布规律则反映、制约并验证其语义分布的规律性，是提取语义分布的有效手段，而语义分布则依赖、决定并解释句法分布的合法性，这样才能从正反两个角度科学辩证地揭示语义分布及其决定的句法分布的规律性。句法分布与语义分布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表1表现出来：

语义语法理论从正反两个方面准确定位句法分布规律，可以为提取语义分布规律奠定基础，也可以为验证语义分布提供手段。之所以正反定位分布有其认知心理基础。如果单从正面描写a图中的S的边界，就不如b图中把S放在P的背景中通过与P的对比看得更清楚，如下图所示：

以句末助词“嘛”为例（赵春利、楊才英2016），从正面说，句末助词“嘛”在句法分布上可以与三类副词同现：a）明明、分明、明摆着、明显、显然等;b）可以、应该、应当、理当、本该、当然、自然等;c）本来、根本、压根儿、毕竟、到底、反正、好歹、其实、确实等;因此，句末助词“嘛”在语义分布上就可以与三类语义同现：a）显知;b）常知;c）实知。从方法论角度说，这属于说明，而不是证明，要达到对句末助词“嘛”句法分布和语义分布的证明，还必须从反面看句末助词“嘛”的句法分布和语义分布，根据调查，可以发现，句末助词“嘛”在句法分布上不可以与三类副词同现：a）也许、大概、大约、或许、兴许、可能、想来、想必、不定、不必、未必等;b）必然、必定、必得、势必、准、一准、定然、不可能等;c）竟、竟然、居然、固然、果然、果真、偏偏、反倒、难怪、原来、幸亏、幸好、幸而、多亏、恰恰、恰巧、恰好、碰巧、正巧、刚巧等。因此，句末助词“嘛”在语义分布上也就不能与三类语义同现：a）或知;b）必知;c）非知。这样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取并验证“主观认知的执意应然性”是句末助词的“嘛”语法意义。

可以说，语义分布及其所决定的句法分布的“正反”定位在语义语法理论的指导下就具有了作为句末助词语法意义提取方法和验证手段的方法论意义。

4. 语义地图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在语义语法中的方法价值

“语义地图”（Semantic Map）作为一种基于语义、概念和功能以建构语法形式-语法意义之间匹配规律的分析工具（Anderson，1982;张敏，2010），能非常直观地显示多种语义、概念和功能的系统性、连续性和层次性，从而显示汉语句末助词多语义或多功能之间的关联性，以弥补句末助词研究中语义分布不准确、语义解释不系统、语义验证不科学的问题。

从发展过程来看，“语义地图”作为一种语法研究工具主要经历草创期、探索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

其一，草创期（1982—1996）。Anderson于1982年在进行跨语言的语言类型学比较研究时，发现无法根据语法形式而必须根据语义功能才能进行跨语言类型学比较，从而提出用“语义地图”分析模型来考察不同语言的语法标记、语法结构与其语法意义、语义功能之间的关联性，并从跨语言类型学角度发现了相近的意义在跨语言的概念层面上都处于一个连续的区域里，即“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Anderson，1986、1987;Croft，1991、2001;Kemmer，1993）。

其二，探索期（1997—2006）。1997年，Haspelmath（1997a;1997b）、Kortmann（1997）和Stassen（1997）出版的四部专著都运用语义地图分析模型研究分别研究了不定代词、副词性从属结构、不及物述谓结构、时间表达法，以此为标志，语义地图作为研究方法的运用逐渐进入到了一个实践和理论的深入探索期（Van der Auwera et al.，1998;Luraghi， 2001;Haspelmath，2003;Janda，2006;Clancy，2006），诸多学者不仅对情态语义、题元角色、认知地位、格范畴等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探索，而且还从方法论角度对语义地图本身进行了反思、修正、扩展，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其三，拓展期（2007— ）。随着2007年莱比锡语义地图专题会议的召开和2008年Theoretical Linguistic、2010年《语言学论丛》专刊的出版，语义地图研究进入到了全面拓展时期。张敏（2008、2010）、潘秋平（2009）、王瑞晶（2010）、郭锐（2012）和曹晋（2012）等把语义地图介绍到汉语学界，学者们开始用语义地图解释汉语多功能语法现象背后的连续性和关联性（翁珊珊、李小凡，2010;吴福祥，2011a、2011b、2014）。

总的说来，语义地图分析模型从跨语言的功能类型学领域逐渐扩展到了跨语言的语法化比较领域，从而把语义地图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表征方法，从跨语言的共时比较扩展到了跨语言的历时比较，为拓展功能类型学的解释力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因此，从研究对象角度看，传统的语义地图主要用于两个方面：跨语言的共时比较和跨语言的历时演变。

现代汉语中的每一个句末助词在分布于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时，都具有不同的功能，而语义语法理论可以从方法论角度把注重连续性、系统性和层次性的语义地图从跨语言共时比较和跨语言历时演化领域借鉴到对单一语言“现代汉语”的单一词类“句末助词”的多语义多功能的分析和表征中来，从而把语义地图的应用范围扩大到“单语言共时分析”中来，通过定位多功能句末助词的语义分布规律，解释多语义句末助词的语义关联规律，从而提取并验证句末助词的核心语法意义，而语义地图恰恰可以把共时层面汉语句末助词的语义分布规律及其关联规律直观形象地展现出来。因此，把语义地图运用到句末助词研究中本质上是传统语义地图方法的一种扩展。

以句末助词“呗”为例（赵春利、石定栩，2015：76），可以展现出其多种态度取向的语义分布规律及其核心语义的分总关系。

5. 结语

总的说来，“语义语法”是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历史传承上看，语义语法“是继承了吕叔湘、朱德熙为代表的语法研究思想”（邵敬敏，2004：102），而从逻辑发展来看，从19世纪末期重视“概念、意义”的传统语法到20世纪中期关注“结构、形式”的描写语法，再到20世纪后期分别重视“功能、认知、形式”的功能语法、认知语法和生成语法等语法理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意义（正）、形式（反）、意义与形式的交融（合），而现在正处于“合”的发展过程中，传统语法、描写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和生成语法的先后出现恰恰形成一个从注重意义、重视形式、再到“既有重视心理的功能语法，又有重视层次的生成语法”的正、反、合的逻辑循环，这不是语法思想的简单历史重复，而是语法理论和方法符合历史和逻辑的发展规律。如果说功能语法（合）是传统语法的继承（正）与描写语法的批判（反）的结合，生成语法（合）则是对传统语法的批判（反）与描写语法的继承（正）的结合，那么，按照历史和逻辑的规律，功能语法和生成语法还处于“合”的初期，因为它们还没有真正将重视意义的传统语法与重视形式的描写语法“合”起来，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语法学界开始出现的语义语法思想（徐通锵，1991：39-40;邵敬敏，2000：3、2004：102;马庆株，1995：363;李葆嘉，2001、2003：106;赵春利，2014等）则适应历史发展必然而试图辩证地解决意义与形式的“合”的问题。

而“现代汉语句末助词”的特点决定了语义语法的理论价值。众所周知，从传统语法、描写语法到功能语法、认知语法、生成语法等语法理论，基本上都是基于英语等西方语言而构建的语法理论，而西方语言中并没有可以表达认知、情感、意向、态度等心理要素的句末助词词类，因此，汉语语法学界只能從功能对应角度借鉴西方语法理论中的“mood、modality、sentence type、tone”来解读现代汉语句末助词的语法意义，并与“语气、情态、句子功能、口气”等概念混杂起来，不仅导致了目前句末助词研究的循环论证，而且也或多或少地漠视了现代汉语句末助词特有的语法意义。而语义语法理论不仅是适应语法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而提出来的，而且也是在解决汉语特有的语法现象中逐渐成熟起来的理论，因此，对定位、提取并验证句末助词的语法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无论是分布验证思想，还是语义地图方法，都是在语义语法理论（邵敬敏，2004;赵春利，2014）指导下结合句末助词研究实际的理论创新。语义语法理论是在吸收传统语法、描写语法、认知语法、功能语法和生成语法等不同语法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以语义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重点的语法研究理论”（邵敬敏，2004：100）。从认识论角度看，语义语法认为：“语法就是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辩证统一体，”而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语法意义决定语法形式，语法形式制约语法意义”（赵春利，2014：5）;从本体论角度看，语义语法就是指以语法意义为本体，以语法意义的性质、类别、组合和演变规律为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并力求得到语法形式验证的语法理论;从目的论角度看，语义语法的核心目的就是揭示出具有可验证性、可区别性、可解释性和可体系化的语法意义的性质、类别、组合和演变规律。因此，从方法论角度看，语义语法主要采用基于语法形式揭示语法意义或者基于语法意义解释语法形式的双向验证法，包括：形式与意义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共时与历时结合、描写与解释结合、归纳与演绎结合等，并通过语义地图等方法将语义分布和语义关联展示出来。

其实，中国语法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或多或少地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林贤祖，2015），无论是理论方法、文献参考，还是论文发表、期刊著作，都以参考借鉴西方学术思想为荣，以发表出版英文期刊著作为傲，在学术话语中得了西方学舌病而犯了汉语失语症，成了学术附庸。而一旦国人根据学术研究提出某个理论假设或方法时，要么认为是抄袭西方，要么认为是沽名钓誉。正如李志民（2015）所言：“学术界要培养自尊、克服自卑、避免自大”，而学术自尊是学术自信自立的表现，这“必然最终关联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终究必然是民族自立、文化新生的魂灵”。因此，学术研究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盲目自大，而是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学术实践中提出理论假设，然后再据此指导实践研究以检验、修正和提升理论的有效性和解释力，由此多次往复，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理论来，才能逐渐摆脱附庸意识而建立学术自信，从而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体系”（薛进文，2015）。

语义语法理论就是中国语法学界在继承传统语法理论成果并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针对现代汉语语法实际，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的理论意识，既符合汉语语法研究的实际，也顺应国际语法发展的潮流，特别是在研究汉语所特有的句末助词时，语义语法理论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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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ddresses some of the issues in the study of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SFPs） based on the semantic grammar by means of distributive verification and semantic map. Firstly， the status of SFPs in the study of grammar is discussed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and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SFPs are presented. Secondly， the notion of distribution is elaborated on formally and semantically in term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verification to enhance a scientific extraction of the meanings of SFPs. Thirdly， multi-functional SFPs are semantically classified and their semantic interrelations are explored in the light of  the systematic， continuous and stratified semantic map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operty of SFPs and the relevant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studies.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emantic grammar theory is valuable for the study of SFPs.

【責任编辑 师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