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汉之间：济火助征诸葛亮史迹及其忠义形象考论

2019-09-10张新民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1期

摘要：济火乃水西君长国的早期开创者，其与诸葛亮南征究竟有何关系，历来层层历史迷雾包裹，成为有待澄清的一大重要学术公案。该文勾稽多种彝汉文献史料，以为济火内附诸葛亮史实确凿，惟时间当在后者南征返归途中，与所谓“擒纵孟获”全然无关。后世学者将其塑造为忠义式人物，并配祀于武侯祠中，则是出于中央王朝治边策略的需要，不仅有利于消解彝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顺应了华夏文化共同体建构的整体发展潮流，是一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客观化历史想象行为。

关键词：济火;诸葛亮;彝族;汉族;文化交往;历史想象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1-0066-18

如同彝族首领折怒为乌撒君长国的奠基者一样，彝族六祖分支之后的默系首领妥阿哲，同样亦为水西君长国的开创者①;与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经过帝国政治的塑造而获得了彝汉社会的一致赞同类似，妥阿哲也是一位超越民族界划受到广泛认同的历史人物。例如，清末黎庶昌撰《全黔国故颂》，表彰乡邦人物，列有“土司”专篇，即首载妥阿哲（济火），次载奢香，再次为宋昂，最后殿以龙吉兆及吉佐[1]1238-1254，不过寥寥五人，即可见其人其事之重要。清代大儒郑珍《安贵荣铁钟行诗》亦有句云：“卢鹿雄部越千载，汉官可假地可除;同时播斌亦按察，二豪蜾蠃宁非愚！此家王会自佩露，西南跂蹻资暖姝;保大决非偶然事，将军龙虎三珠符。”[2]诗中历数水西千年历史，首先即以济火部落之壮大发展为始，以后则涉及阿佩、奢香，前者唐会昌年间曾率众内附，后者则开通龙场九驿。水西安氏之所以世世“保大”而不衰《史记》卷四《周本记》：“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大”一词用典，似即本于此。，乃至历代不乏受封获赏者，显然决非一时之偶然，均可溯源至早期开创者妥阿哲。可见妥阿哲与奢香虽前后相去甚久，却共同代表了彝族地方社会两个骎骎乎兴盛的时代。[3]因此，后人评价奢香，慎终追远，回翔瞻顾，往往会溯至妥阿哲，认为“二龙抗节，泽圣可风”[1]1254，显然不仅是地方民族文化建功立业的佼佼者，更重要的是帝国复杂共同体建构或维护的预流者，评价不可谓不高。故无论彝文文献或汉文典籍，或多或少均有涉及妥阿哲的相关记载，其人其事显然也受到了历史文化层累积淀的建构，尤其“西南夷”历史上的疑窦颇多，妥阿哲与诸葛亮的关系即为其中一例，牵联的史实意义极为重大。惜历来关注者甚多，发为专文者则较少学界有关济火的研究成果，目前可举者仅两篇：余宏模：《济火碑与济火史实考证》，载《贵州文物》1993年3期;谭良啸、张祎：《助孔明南征的“夷帅”济火其人其事考》，载《湖北文理学报》2014年3期。街顺宝的《彝文文献史料的年代问题》一文，载《西南古籍研究》（2010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亦涉及济火人物史实及相交纪年问题，可一并参阅。。尚有必要凭借长时段的观察视域，多方面地挖掘各种彝汉文献史料，澄清历史本来固有之真实，做出客观公允的合理评论。

一、《妥阿哲纪功碑》相关问题发覆

今按妥阿哲其人，彝文文献或又称作“慕勾妥阿哲”，汉文典籍则多译为济火或齐火，时或作济济火或齐齐火《安氏谱》：“一世慕齐齐，二世齐齐火”，“齐齐”或又作“济济”，遂有“济火”“齐火”“济济火”“齐齐火”等不同的称名。按照彝谱父子连名之法，则齐齐（济济）乃其父名，火则为己名。惟济火既为水西鼻祖，后世多称为“阿哲部”，比对其他彝文典籍，则必为慕齐齐之二十五代孙，决不可能为其二世子。而名世系牵混，必多争论，稽名核实，则仍以济火，即彝名妥阿哲之称为妥。见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附录，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78页。，偶亦有作“火济”者，似为一时之误乙。《水西安氏本末》据《夷书》及《安氏谱》，以为其“先盖出昆明，为卤氏，语转为罗氏。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主木”《水西安氏本末》，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47页。。在彝族先民的历史记忆中，济火乃笃慕（一作笃米）传下之第二十五代《彝族源流》（第24卷-27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称：“索阿妥二十五，妥阿哲二十六”，则索阿妥与妥阿哲分明为两人，或乃兄终弟及，故合之则二人同为第二十五代，分之则后者当低前者一代，即第二十六代。。《勿阿鼐世系》中的“六世妥阿哲”，[4]225亦当为济火其人。笃慕传下者如“慕齐齐、勿阿纳、妥阿哲，他们来自笃慕之地，为一方贤君，兴了祭祀，解出了冤愆，还了愿信，以致昌盛，福运降临，人烟繁盛了”。[5]而“慈祖建基业，使子孙受益”，“妥阿哲立业，在慕勾地方”。[6]可见无论事功或文教，妥阿哲都自有其贡献。

济火在水西彝族社会中的地位或贡献，显然必须注意蜀汉时期南中的整体政治生态环境，考察彝汉之间的复杂交往关系。以此为出发点，即可见无论彝文文献或汉文典籍，都以为水西安氏之兴起，当归功于济火的创业史迹。而济火之所以能成為安氏兴起的时代性标志，固然与他“习战斗，尚信义，善抚其家众，诸蛮戴之”等一系列事功有关《水西安氏本末》，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47页。，但更重要的是他曾协助诸葛亮征讨南中，并因征兵运粮有功而受封“国爵”。兹事之记载，最早当见诸彝文《妥阿哲纪功碑》。惜原碑已有残缺，文字脱落不少，惟史料价值珍贵，不妨节录如下：

为了祖先勿阿纳后裔的基业巩固，到麻洛妥体巡视……心中切齿忿怒，遂起了攻打汉官之念，愿协助皇帝去征讨。长者兴高采烈地毅然决策，在楚敖山上，与孔明结盟。宣誓说：“若与皇帝背道而驰，存有叛逆之心者，当无善果。”

大军出征，如旭日从东方升起，分为三路……各自进军。助帝长者征运兵粮络绎不绝。

帝师胜利归来，将彝族君长的功勋记入汉文史册。阿哲的邦畿可称兴盛的时代，犹如太阳的光芒闪耀一方，呈现安居乐业景象。帝旨传来，长者身穿锦袍，俨然是一代威严的君长。

到了建兴丙午年，封彝君国爵以表酬谢。治理慕胯的疆土。

《妥阿哲纪功碑》，《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又据彝文翻译整理者介绍，《妥阿哲纪功碑》原“弃置于大方县响水区青山彝族乡与响水镇按界的河边”，后乃“移藏于大方县文物管理站”，实与下文述及之“济火碑”相同。另可参阅《毕节地区志·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4页。

检读明清两代汉文典籍，纪功碑文明代似即有外地学者经眼。考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撰

《黔记》，列有诸葛亮专传，兼述及济火事迹，即云“济济火者，不史见，据《黔志》与安氏碑云云”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三十三《宦贤列传》“忠武侯诸葛亮传”，万历三十三年刻本。。郭氏所谓《黔志》，似即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与嘉靖《贵州通志》。或二书述及贵州宣慰司及人物史迹，均无一不以济火居榜首，故《黔记》遂有所取资;“安氏碑”则极有可能即为今日尚存之《妥阿哲纪功碑》，不过一为彝名，一为汉译意写省称异写而已。具见该碑必为其踏勘亲见，并比对黔中志书，才有所甄采并述及的。

除郭氏之外，清代著名学者郑珍（字子尹）亦曾言及是碑，惟题名则迳称作《济火碑》。盖郑氏尝托大定吉士章永康（子和）搜访拓印，并有诗纪其事云：昔年大定吉士章永康，与我谈古待归之草堂。我云洞庭南上碑第一，吹角《卢丰》迥无匹。移山倒海会有时，看遣夸娥取神物。当时章君谓我痴，君不见柯家林边《济火碑》，摩崖高出云雨上，巨篆深刻无人知。一秀才者乃好事，仰观擘窠写其字。曾从渠见如渠言，是纪丞相南征出济济。[7]

诗下有杨兆麟“附记”称：“《济火碑》，据郘亭（莫友芝号）闻章子和言，系隶书二行，有建兴年号，后黎莼斋得此拓二纸，乃不止二行，其书亦似蝌蚪，非隶，不知子和所言何据？壬子冬莫楚生在川得一纸。”

杨兆麟：郑珍《寄仲渔大定属访济火碑》“附记”，引自《巢经巢诗文集》诗后集卷三“古今体诗”，民国遵义郑征君遗著本，今传《郑珍全集》点校本未收。

则诗中提到的“济济”，必就是“济火”，而《济火碑》似即《妥阿哲纪功碑》。

莫友乏《红崖古刻歌》，今尚见存于其文集，读之可知正如杨兆麟所言，其中确有诗句述及其事：

边荒不识明德远，但记诸葛威群蛮;

齐火铭勋久放失，讶此磥硌犹孱颜。

诗下自注云：“齐火从武侯南征，摩崖纪功，隶书二行，有建兴年号，在大定府北柯家桥侧，今访求犹未获。章子和永康常言”。诗前又冠有小序云：“红崖削立贵州安顺府永宁州西北六十里诸葛营后山上，深刻其端，凡四十许字，参错不作行，不正均，大者逾径尺，小或五六寸，字所占高可七八尺，广大之。字赤而石青，晚晴日射，乃毕露，望若图五岳形，若鼎钟纠结铭划，若杂写物象。其土人习称孔明碑。”[8]则其所云摩崖，一在大定府北柯家桥侧，即郑珍所云之《济火碑》，彝文称《妥阿哲纪功碑》;一在安顺府永宁州境西北之红崖山，通常名之为红崖碑或红崖古刻，乡民多称其为孔明碑

关于安顺永宁州红崖山之摩刻，清人吴振域《黔语》卷上《红崖字》已有述及，并有缩摹钩本，详细考证则可参阅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见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合刊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点校本，第1-17页。。二者名既有异，地亦不同，内容更大相径庭，决不可混为一谈。而《济火碑》之拓本，莫友芝与郑珍一样，均从章氏处闻知，实未亲见。至于黎庶昌所得拓本，据姚华《弗堂类稿·红崖古迹六首》注：“其哲嗣班生曾允检出寄余，至今未践其言，访之乡人，云屡搜不得”。今通检黎氏之文，则仅见其引《大清一统志》一条云：“武侯碑在毕节县北一百二十里，地名上坝。《通志》：‘相传武侯征南时所立，岁久磨灭，不可读。’”[9]似与《济火碑》有关。其余所引田雯、邹汉勋诸家之说，文字颇多，述之亦详，细审其为内容，均系永宁州红崖碑之解读，故颇疑其所得“二纸”，亦当为红崖碑而非济火碑。足证经眼者既少，考证者亦鲜。惟王秉恩言其曾“见遵义莫氏藏《济火碑》拓本，即郑子尹所见者，字青石赤，形模奇，惟日月二字可释”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十五“癸丑年初八日”條记王雪澄来访之言，民国上海蟫隐庐石印本。，显然乃是将《红崖碑》牵混为《济火碑》，而据莫氏之言，张冠李戴，以为《济火碑》亦“字青石赤”而致误。否则何以莫氏本人未见，而王氏反得经眼乎？

叶氏《语石》卷二（清宣统元年刻本）云：“贵州古夜郎地，红崖一石，荒远难稽，武威张介侯《续黔书》始指为高宗伐鬼方之刻，邹叔绩作释文申成其说。独山莫氏又定为三危禹迹，土人则但称为孔明碑”又引郘亭《红崖古刻歌》云云，未能区分《红崖碑》与《济火碑》，亦容易导人误判两物为一物，不可不辨，乃附记于此。所谓郑珍亲见而非闻之章氏云云，实亦未能区分碑之差别而错断。至于“二纸”“一纸”之多寡差别，认真比对上述诸家之说，似亦为《红崖碑》而非《济火碑》，然仍可见至迟明清两代，《济火碑》便已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无论实物或拓片的存在，都足以说明立碑时间，必在明代万历年以前

郭子章《黔记》成书及刊刻时间，当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正文结论即本此得出，参阅张新民《贵州地方志考稿》，1993 by State University Ghent， Dept.East-Asia Sectio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Blandijnberg 2-B-9000 Gent，Belgium，上册，第18-22页。。

郑珍所云之《济火碑》，既述及诸葛亮南征之事，又有“建兴年号”，所谓“似蝌蚪，非隶”，“形模奇”云云，恰可证明其为彝文，而章氏误以为乃汉字隶书，至迟清代即有“好事”者拓摹，虽绝少流出外界，然仍为莫友芝、黎庶昌、王秉恩、叶昌炽等人获知。今细核诸家所言内容字体，均与《妥阿哲纪功碑》一一吻合，则其必同为一物，似已无任何疑义。惟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认为“济火遗迹，并椎拓不见”[10]1，显然不知原物尚在，颇失于不考。

杨兆麟“附记”言《济火碑》“有建兴年号”，未涉及立碑年代。今检读《贵州名胜古迹概说》，亦赫然载有“济火碑”，并云：“在大定柯家林，相传为蜀汉时济火所立，碑上有建兴年号”。[11]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所载略同，惟误以为己佚。[10]179而碑之所在地柯家林，原有一济火祠，祠虽早已废弃，亦必与立碑之事密契相关。要皆可证是碑与郑珍所说必同为一物，或当依彝语直接书作《妥阿哲纪功碑》。其称名虽有差异，然均为后人根据内容所加，不过一为彝名，一为汉译而已

民国《贵州通志·秩祠志三》“大定府”条下引访册云：“济火祠，在府城外柯家林，今废。”见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合刊本，第427页。。细核碑文照片及相关译文，则所谓“建兴年号”，乃指济火受封“国爵”时间，明显与立碑年代无涉

《妥阿哲纪功碑》原文拓片及涉及“建兴”年号之相关译文，见《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第1页、7页。。《彝文金石图录》编译者以为不会晚于妥阿哲之孙莫翁建九层衙于大方城东五指山下之时，[12]似当可从，但稍晚的可能亦不应排除;《贵州名胜古迹概说》据传说认为乃“蜀汉时济火所立”，明显未准。至于莫友芝所藏拓本，王秉恩言有“日月二字可释”，今存碑文未见，亦可证其为《红崖碑》，而决不可能是《济火碑》。

《妥阿哲纪功碑》所载之人名，根据彝文翻译整理者的注文，参以己意，其可考者主要有四：（一）“勿阿纳”，乃指“彝族默部始祖慕齐齐第二十代孙”，妥阿哲的六世祖，“為古彝人从滇东北开基贵州的第一代君王”，彝文文献传说自此之后，“代代传下了阿哲家的基业，传到了六十四代到终阿格君，国泰自此终结”[13];（二）“汉官”，当指“南中大姓统治者”，即迁入西南夷地区的汉族大姓;（三）“长者”，似即“妥阿哲”，乃“慕齐齐的第二十五代孙”，文中又提到“阿哲的邦畿”，当泛指其传下之整个水西部族政权;（四）“ 帝长者”，揆诸各方面史实，细揣彝碑上下文意，知必为诸葛亮。地名当考者，大要有二：“楚敖山”，当“在贵州西北部七星关一带”;“慕胯”，全称“慕胯白扎果”（号慕俄格），“即今大方县城……世为罗甸、水西彝族的政治中心”以上均见《妥阿哲纪功碑》注释，《彝文金石图录》（第1辑），第7-8页。。要之，济火当实有其人，蜀汉时期已进入今贵州西北部地区，其与诸葛亮的见面与结盟，地点亦可确认即在当地。

二、诸葛亮的南征返程路线

与《妥阿哲纪功碑》类似的记载，尚见于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卷八《助孔明南征》。虽详略有所不同，仍可比对考证。兹具引如下：

蜀汉皇帝时，孔明先生出兵，征讨南方，与叛帅交战。祖先妥阿哲，出兵助汉皇，供给军粮，为其后援，攻无不克。汉皇帝说，妥阿哲此人，是一位忠臣，将长官职位，赐给妥阿哲，加上红印敕命，一并赐给妥阿哲。汉皇帝之时，妥阿哲成长官，皇帝又给晋爵，叫他攻打南方，其地一攻即破。北向扯勒地推进，到恒那达的，所属地方。到北部扯勒地方，得从四方攻占其地。勿阿鼐创基业，妥阿哲发展基业，任在慕俄勾。

《西南彝志》（第7-8卷），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313-315页。又《民间文学资料》第37集《西南彝志》（第7-8卷）（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1958年版，第204页）翻译略有不同，可一并参阅。文中的扯勒，即恒部支系第十位君长。

《西南彝志》所载，亦有可能出自《安氏家谱》或碑文[14]448，虽不能说毫无溢美或夸张，然大体仍当可信。足证济火不仅一度归附诸葛亮，而且还因献粮立有功勋。

但是，如同郭子章所言，济火之归附，乃至相互结盟，乃诸葛亮治边之大事，何以《三国志》《华阳国志》一类史书，绝不见有任何文字述及，后世汉文典籍虽有记载，则多为明清时期撰述，且主要为地方志乘及私家文集。故欲证实《妥阿哲纪功碑》及《西南彝志》所载之可靠，必详考诸葛亮的南征路线，即取证于客观史实，方可令人确信不疑。

按 “先南征而后北伐”，乃是诸葛亮深思熟虑的“根本之图”。[15]80其南征之具体路线，《华阳国志》说得很清楚：“建兴三年（225）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别遣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以犍为太守广汉王士为益州太守。”[16]353可见诸葛亮是由成都沿岷江而下至僰道（今宜宾），再以僰道为重镇分兵三路：亮入越巂，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最后马忠平定朱褒后即驻且兰，亮则与李恢会师滇池[17]。也就是说，诸葛亮之三路大军，其中马忠一路乃是从僰道至且兰，并“分建宁、牂柯置兴古郡，以马忠为牂柯太守”，[16]357时承郡丞朱褒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德，必然影响今贵州境内。李恢一路直逼益州（建宁），再达昆明，一俟大破南人之军，即“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柯”

道光《大定府志》卷二十四《惠人志三·李恢传》，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559页。，亦涉及今贵州西北部分境域。亮则“躬率步骑，由水路入越巂”[15]79，途经之地当为昭觉、西昌等，决不可能经过济火所辖区域。

诸葛亮南征时既未经过今贵州境域，然而凯旋返归则如彝文文献所说，“到慕俄勾，妥阿哲家”[18]，而慕俄勾长期为阿哲家支统治，实即后来水西政权的彝称，中心地域恰在黔西北地区[4]244-249。故诸葛亮返归途中，完全有可能踏上贵州高原土地。据诸葛亮《与孟达书》：“往年南征，岁未及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陈寿《三国志》亦明载：“建兴三年（225），（费诗）随诸葛亮南行，归至汉阳县，降人李鸿来诣亮。亮见鸿，时蒋琬与诗在坐。”

以上均见《三国志》卷四十二《蜀志·费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册，第1016页。按：佚名《三国史辨误》：“‘未及’，当作‘末乃’。据《后主传》‘亮以建兴三年二月南征，十二月还成都’，故曰岁末乃还也。”似当从。则诸葛亮返程由滇池至成都，中途必经汉阳再转僰道，即所谓“屯军汉阳山，取平夷道而北还”

道光《大定府志》卷二十四《惠人志三·诸葛亮传》，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558页。，才可能与李鸿在汉阳见面，了解孟达降魏情况，议定如何处置等诸多问题。汉阳属朱提郡，地接牂柯郡，恰当今贵州西北部，即咸宁、赫章一带。[17]而由曲靖、沾益翻逾七星关，便可达今贵州境，即所谓“从云南沾益州而北，道乌撒，越七星关，趋毕节，而后臻赤水、永宁”[19]4768，则乌撒、毕节、赤水、永宁、泸州都有可能是其途经之地。《妥阿哲纪功碑》所言“与孔明结盟”之地，既确指为“楚敖山”，即当今毕节七星关一带，似完全可能。民间“相传建兴三年，武侯南征，率步骑由水道入越隽，渡泸，战于盘东，战于漏江之南，追擒孟获，返道经于此（七星关），见七峰形如北斗，遂禡牙”

金淑国：《重建七星关武侯祠碑记》，道光《大定府志》卷十九《治地志一》“诸祠”，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418页。按“禡牙”一词之解释，详见下文之分析。，亦非完全无据。

诸葛亮经过今黔西北地区的遗迹，考干隆《毕节县志》：“诸葛碑，在城北一百里上坝，昔诸葛武侯南征过此，立石岁久，剥蚀不可读。”

干隆《毕节县志》卷一《疆域志》“古迹”，干隆二十三年刻本。道光《大定府志》以为“武侯返自南中，道或经此，然立碑事未闻，今姑存之”

道光《大定府志》卷十八《疆土志八》“古城地冢墓记第七”，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398页。。存之而又疑之，态度极为严谨，然作为一重要实物佐证，仍不可不特别注意。而“明御史毛公筑祠（七星关）岭上，以表（武侯）遺迹，后又建坊，曰‘汉诸葛武侯祀七星处’，土人岁岁禋之，久而弗替”，亦不能视为捕风捉影。后人之所以要在关上修祠祭祀，则是因为“关乃武侯经历之地，祠乃武侯灵爽之所，式凭斯而不兴，谁其当兴者？”

以上均见金淑国：《重建七星关武侯祠碑记》，道光《大定府志》卷十九《治地志一·诸祠》，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418页，标点略有改动。

七星关既为武侯所经之地，显然亦有可能在此与济火会盟。考明代杨慎曾因“大礼议”，获罪朝廷，“流寓滇中数十年，通彝语，识僰文”

陈鼎：《蛇谱·百乐蛇》，不分卷，《昭代丛书》本。，又“往来贵州，动经岁月”

郭子章：万历《黔记》卷四十二《迁客列传》“修撰杨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熟悉滇黔两地彝区情况。他在《七星桥记》中即提到：“关号七星，孔明禡牙之地”。并有诗云：“叶榆巨浸环三岛，益部雄都控百蛮，神禹导川双洱水，武侯征路七星关。”

以上分见杨慎：《升庵集》巻四《七星桥记》;卷三十四《洱海曲》;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万历《贵州通志》卷十《毕节卫》“古迹”条则称：“七星营，城西九十里，诸葛武侯于此祭七星旗，址尚存。”干隆《贵州通志》卷七《地理志》则云：“相传诸葛武侯禡牙于此，基址尚存。”又镇雄与毕节毗邻，故光绪《镇雄县志》亦云：“七星营，在城西三百里大草坝，不生草木者七处，罗列如北斗，相传武侯收济火于此。”

光绪《镇雄州志》卷五《景胜》，清光绪十三年刻本;又见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五十三《地理考·镇雄州》，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按“禡牙”乃古代出兵祭旗纛之礼，故“禡牙”与“祭七星旗”可以互训。足证诸葛亮必经过七星关，其与济火的会盟，即有可能在旗纛祭仪活动的相关环节中举行。

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七星关“在乌撒卫东南百七十里，毕节卫西九十里……当云、贵、川三省之交，为喉吭之要矣”[19]4768。因“前对七峰，灿若列宿，故名曰七星关。关之下，两山壁立，迤逦自东，鸟道崇冈，屹然天险”

施昱：《七星关记》，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二《艺文志》“序类”，天一阁藏嘉靖三十四年刻本。。从古代山川形势看，实即“华夏之要冲，为滇泯之通道”

万历《贵州通志》卷十《毕节卫》“形胜”，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点校本，第157页。。当为由滇经黔入蜀必经之地，诚可谓“羊肠小径，十倍蜀道”

《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二“乌撒军民府”，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非“襟带平分滇蜀险”则不足以形容

杨慎：《升庵集》巻三十《七星关新桥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而“朱提虽有步道至僰，道最险，故俗为之语曰：‘楢溪赤木，蛇盘七曲，盘羊乌木栊，气与天通。’”《蜀汉置庲降都督治平夷本末第三》，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六《旧事志二》，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44页。则七星关实即一天然要冲，完全可称为“滇、蜀、黔三省咽侯”[20]418，乃武侯返程临时驻兵扼险之最佳选择。故前人曾有《七星关诗》云：

据险何年设此关，武侯功业远难攀，

穹碑只在峰峦顶，大誉逯垂宇宙间。

千载规模犹巩固，一方士马自安闲，

朝廷神武诸夷畏，十里孤城在万山。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六《毕节卫指挥使司》，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点校本，第296-297页。

诗中提及之“穹碑”，极有可能是《妥阿哲纪功碑》。碑文何以能引发对武侯功业的赞叹，则极有可能与会盟之事有关。据此推断济火既闻诸葛亮南征大捷，当然就有可能在其返归途中闻风内附

清人犹法贤称：“（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夜郎长济济火迎降，先期所至，克捷。”虽误济火为夜朗长，且时间依然错位，但既点出“迎降”二字，仍颇接近史实。犹说见《黔史》第一帙，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点校本，第6页。，乃至作了“供给军粮”一类的主动协助，即汉文典籍所说的“济火率部曲以助征，且献粮以济军”

道光《贵阳府志》卷八十七《土司传上》，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第1583页。，“通道积粮，以迎武侯”

周洪谟：《安氏家传》，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二《艺文志》“序类”，天一阁藏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又干隆《贵州通志》卷十九《诸葛亮传》亦云：“（建兴）三年，亮征南中，时牂牁帅济济火者，闻亮至，通道积粮以迎亮。”似亦可旁证“通道积粮”之事，必在亮亲达其领地之际，才有可能发生，否则所谓“迎亮”便根本无从谈起。。揆诸史实，均完全可能。

尤应注意者，清代镇雄州牧李至曾亲赴当地考察，并有诗记其事云：“竹树无侵一镜模，武侯故迹得遗珠。尚存林内七星寨，合俪江边八阵图。擒纵天威先济火，君臣鱼水报孱孤，千秋事业思开济，耿耿空蟾挂斗枢。”诗前则冠有小序云：

镇雄州北阿路林中有大草坝，相传武侯南征经此，《蜀志》殊未详载，人亦不知坝之有异也。予癸丑八月行役至接蜀壤之白水江，闻林中有通乌蒙旧道，较现行之路近七程许。余常念州民挽运艰苦，为之欣然。往视，又闻穿林二百里，逈无人烟，乃率居民百余人裹粮而入，且斫且行，露宿者五夜。中秋前一日，夷长罗必位从林西率诸夷，亦斫道来迎，即来中得地如镜，浅草茸茸，绝无乱条杂树，乃编竹覆松舍予……因念此林竹木填塞翳天匝地，而此处独有牧草，且似尝经耕耨者，异而问之，诸父老告予曰：“此诸葛丞相驻大营故地，于此收济火将军，南行惟生茅草，牧草四围竹木之根，长至边际即止。故名大草坝。林中尚有小草坝六处，悉与此同，合大营，形如七星，古名七星营。”及旦，予率众求之，果连得三处，如父老言……无意中逢武侯故迹，用以补遗阐幽，则此行所得不少也。按：州陇氏，土官，始祖名济火者，从武侯南征有功，受封兹土，代著忠绩，千余年为南荒藩篱，岂武侯之灵即眷眷于是，然观鱼腹浦八阵图，可以信此矣。

李至：《大草坝吊古诗并序》，光绪《镇雄州志》卷五《景胜·古迹》，清光绪十三年刻本。

考至迟雍正五年（1727），李至即已到任镇雄州牧，并创建武庙于州城北隅，故文中提到的“癸丑”，必当为雍正十一年（1733）。白水江则发源于今贵州省赫章县毛姑村，流经云南省镇雄县后汇入横江。所谓“乌蒙旧道”即连结滇、黔、川三省之交通要道。七星关则临近白水江，乃“乌蒙旧道”之重要关隘，为诸葛亮由滇经黔入蜀必经之地。故“乌蒙旧道”原来所经之“大草坝”，地方父老以地近易核之便，世代相传即蜀军“大营故地”，或又称其为七星营，武侯即“于此收济火将军”，李氏踏勘后深以为然。因此，无论乡民口碑或实地遗址，均可说文献记载之外，欲说明济火曾在诸葛亮返归途中归附，显然又多了一重不可轻忽的佐证。至于文末述及之“州陇氏”，考正统三年（1438）《通贵州至乌撒驿道纪功摩崖》：“禄旧（土官）这人，为官要留万事形象。□□□□，□□□□，他懂得彝家的传统，好比太阳月亮，把光照在大地上”云云[21]，文中提到的禄旧，或又作陇旧，明宣德年间袭兄之职，为乌撒土知府。则李至所说之“陇氏”，必与禄旧为同一血缘部族家支。可证济火之后裔谱系分支，决非仅止水西安氏一门，而血缘滋衍分化与地缘扩散分布结合，亦构成了彝区广大文化圈的一大特点。

三、济火内附及袭官问题

七星关是否在济火领地范围之内，不仅涉及济火本人与水西的关系，亦牵联诸葛亮是否与其结盟的问题，不能不勾稽材料稍作辨析。考《西南彝志·阿哲家的疆界》：“阿哲家的地界内……有三条著名的河流，一是姆堵勾，二是娄遮铎，三是格宝欧赤。”[4]452-453按姆堵勾、娄遮铎、格宝欧赤三条河流，均在今毕节地区金沙、黔西及大方等县境域内，恰属后世所称水西地方政权势力范围，是时济火领地已广涉今毕节、大方、黔西、织金、纳雍、金沙等地，则七星关必属其领地之一大重要关隘。又据《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阿统，济火后，其长子，曰芒部，为镇雄祖;次子曰阿晟，为沙骂祖;次子曰阿则，为水西祖;四子曰迫墨，为郎岱祖。”

《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旧事志五》，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90页，标点有改动。则济火传下有阿统、阿晟、阿则、迫墨四子，分布地域已广涉今滇、黔、川毗连的广大地区，均为诸葛亮返程路线必经之区域，亦为蜀汉政权争取大姓支持必须重视的地方。

不过，稍有必要辨析者，即济火前三子之称谓，均无一不合彝谱子名必连父称之法，何以四子独称迫墨，岂不怪奇突兀？然考彝文《阿哲君長谱》，可知妥阿哲传下尚有一阿哲毕[6]101，或又称阿哲毕额[4]232，乃笃慕（米）之后的二十七世，省称则作阿哲[6]25，必为济火之四子无疑。依长子阿统既为芒部首领，遂迳称其为芒部或“妥芒部”之列[6]25，则迫墨亦为分支部派之名，为四子阿哲毕所领，当亦可以部名迳直称之，遂不再出以本名，并非子必连名称谓法之歧出。足证济火必为水西先祖，有创业奠基之功，四子阿哲随后继起，亦有守成发展之绩。前引“妥阿哲立业，在慕勾地方”，以及“慕勾妥阿哲”之说，即为一有力旁证。“慕俄勾，妥阿哲部，将十三则溪，设自家地盘”[6]106，以及“慕俄勾，君臣有危机”一类的文本记录[4]250，地理方位均颇为确凿，也决非空穴来风。

由此可见，诸葛亮统军回成都，必途经济火领地。而水西势力强大后，彝文典籍溯其前后源流，为不忘其开拓奠基者，遂多颂扬济火功业。诸葛亮则利用彝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的特点[22]364，主动与之结盟，必然也有利于稳定巴蜀后方政治局面，完全符合其 “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整体战略目的。具见彝文《妥阿哲纪功碑》及《西南彝志》所记，并非全然无据。而《西南彝志》所谓“领兵随汉皇，又供给军粮”，虽未完全明确时间地点，但仍可断定必在诸葛亮南征战事已毕，归程途经济火领地之时。虽然马忠南下时，一度住平夷县，济火或即与之接触，“助征”如非事实，声气亦必然相通，往返联络未必决无可能

马忠南征事迹，详见《三国志》卷十三《蜀书·马忠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册，第1049页;另可参阅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448页。。至于彝文《汉人入彝地》补充大量诸葛亮与济火会盟细节，如所谓“大本营内，慕俄勾，妥阿哲家，杀牛又打马，杀猪又宰羊，阿哲与蜀汉，杀牲议结盟。自此之后，阿哲部，替蜀汉开道，替蜀汉喂马，给蜀汉背物，给蜀汉牵马。兵马的粮草，成百上千担，快速如飞鸟，迅疾如猿猴，往李所氏送，大兵营里送”[18]113-116

。则述之愈详，罅漏愈多，虽不免渲染夸大，但也不能说毫无史影，必在蜀兵取胜返归途中，才有可能发生。因为“诸葛武侯之经营南中也，以夷多刚狠，不宾服，乃劝令大姓富豪出金帛，聘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爵。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而安氏由是兴焉”

《水西安氏本末》，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47页;又见咸丰《安顺府志》卷之二十二《纪事志·牂牁纪事本末》，惟文字稍简略。。尤宜注意的是，亮又曾“为夷作图谱”以赐之，其中便有“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部主吏乗马幡盖，巡行安衅”，“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等多方面的热闹场景。[22]364“图籍”所画尽管殊难坐实即与济火结盟有关，但彝书之说亦不可轻易断言必为子虚乌有。

与诸葛亮结盟后的济火，如《妥阿哲纪功碑》所说，“愿协助（蜀汉）皇帝去征讨”，完全可能是因为“平南事讫，牂牁兴古獠种复反”，除马忠“令张

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外

以均见《三国志》卷十三《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引《益部耆旧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册，第1052页。，尚有“牂柯畍中普里僚叛”，则由“济火受后主命讨平之”

邹汉勋：《斅艺斋文存》卷三《安顺沿革》（光绪八年邹叔子遗书》刻本。。而济火之“攻普里诸种，拓其境地，赐镂银鸠杖，嗣是而降”

田雯：《黔书》卷下“济火”条，见《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合刊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又《水西安氏本末》（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47页）亦以为“献粮通道以迎”诸葛亮后，“群舸界中普里革佬叛，火受后主诏讨平之，时年已耆艾，赐镂银鸠杖以宠异焉”;咸丰《安顺府志》卷之二十二《纪事志·牂牁纪事本末》：“后主时普里革獠反，命济火讨平之，赐之镂银鸠杖，以其年已老故也。”均当一并参阅。，与张嶷一样，策略十分灵活，显然也有稳定西南边地之功。《西南彝志》所谓“皇帝又给晋爵，叫他攻打南方，其地一攻即破”，似即指此事。因而遂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领地，一俟普里平定，便“令其伯父克之子长之，是为卤氏大宗，夷语谓宗为主”

邹汉勋：《斅艺斋文存》卷三《安顺沿革》，光绪八年《邹叔子遗书》刻本。虽其事亦获得了蜀汉政权的支持，仍说明与辅佐武侯擒获孟获无关。具见《妥阿哲纪功碑》将时间略加置前，认为诸葛亮南下之时，便与济火结盟，而济火亦派兵随其征讨，用意显然是借重他人之声望，以炫耀自己之威势，但却留下无法弥补之缝隙，明显与史实相违。

《妥阿哲纪功碑》所载“建兴”彝文字样，乃蜀汉后主刘禅年号，“建兴丙午年”即建兴四年（226），蜀汉政权封济火“国爵”称号。《西南彝志》所谓“加上红印敕命，一并赐给妥阿哲。妥阿哲成长官，皇帝又给晋爵”，可明确即在是年或稍后。揆以诸葛亮返还成都时间，正好前后契合，显然符合其争取地方势力支持的战略目的，可断言敕封“国爵”之事必有。惟是否如明人所说，封号即所谓“罗甸王”

周洪谟：《安氏家传》，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二《艺文志》“序类”，天一阁藏嘉靖三十四年刻本。，稽考各种史料，则颇值得质疑。盖诸葛武侯之经营南中，“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22]357

。所谓“袭官”云云，《水西安氏本末》以为即是“袭爵”

《水西安氏本末》，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47页。。更明白地说，“凡牂柯、昆明、东川、武定、乌撒、沾蒙，地方数千里，莫不收其豪杰，以为官属”，即赐以相应的官名，而决无封王的成例。目的则在“不置吏，不留兵，不运粮，三者至当而不易。盖置吏而终不相信，必成祸患;留兵则无所食，运粮则苦于山川险阻，旦夕告匮而多脱巾之呼。惟于既平之后，即其渠帅而用之，示以信义，布以德威，俾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纲纪初定，而蛮汉相安，此道得也”

以上均见田雯：《黔书》卷下“武乡侯祠”条，见《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合刊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9-80頁。。《水西安氏本末》历述济火以下历代传承世系，便明确说：“自火至勿，世居闽。宋濓称水西为闽，以此。闽，语讹为貊，为墨，演为闷畔，其爵皆为君。《续汉书》所谓邑君、邑长皆有丞，比县者是也。”

《水西安氏本末》，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47页。咸丰《安顺府志》也认为“亮乃自汉阳出平夷，而北还时，昆明耆率济火迎亮，又屡助亮击贼，亮以为闽邑君。汉制：西南诸郡，其县咸有邑，邑或为侯，或为君，或为长，所谓邑侯君长也，事见《续汉志》。火居闽，故曰闽君。朱褎之死也，阎璞复恣，自称王，故亮与战于漏南盘东而擒之，道死，葬之平夷，今毕节尙有阎王坟”

咸丰《安顺府志》卷二十二《纪事志·牂牁纪事本末》，咸丰元年刻本。。不仅肯定济火之归附诸葛亮，必在南征返途经过今黔西北之时，而且多方援引证据，断言所封根本就是“邑君”而非“王”。后人以为诸葛亮的做法，实“即土司之所由起，水西安氏之先有济火，即当时所谓大姓富豪也”

道光《贵阳府志》卷八十七《土司传上》，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第1581页。。时济火所建之国，原称慕俄勾君长，因其俗尚鬼，后人或又称罗施鬼国，故其受封之“国爵”，即当为世袭其原爵，至多不过“弈世袭官”。

透过以上分析，可识正是由于地方君长国的世袭合法性获得了蜀汉政权的正式承认，济火部落才具足了“治理慕胯的疆土”的正当性，能够长时间地“世长其土”，并不断开疆拓境，辖区甚至扩大到乌江上游鸭池河一带。而后人亦因此多迳称其为与“水东”有别的“水西”，济火本人则成为长期受到彝人尊重的“水西”开基者，即所谓“水西宣慰司霭翠，其裔也”《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中华书局1974版，第27册，第8167页）述有明一代地方史事，在谈到济火时，也特别强调“水西宣慰司霭翠，其裔也”，以突出济火开创奠基之地位。又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二》（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志·土民志》合刊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亦云：“汉之济火为水西安氏之先，即此族（倮罗）之远祖也。”当一并参阅。。故道光《贵阳府志》卷八十七《士司传》只称“武帝令其世长部曲”，而不提“封爵之事”。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三十持论亦大体相同。至于“罗甸王”之称谓，则始见于唐代，即《新唐书·南蛮传》所载：“开成元年（713），鬼主阿佩内属，会昌（841-846）中，封其别帅为罗殿王，世袭爵。”

《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中华书局1975版年版，第20册，第319页。今按阿佩，后人以为即济火之裔道光《兴义府志》卷三十六《古迹志》（道光四年刻本）称：“唐会昌中封济火之裔阿佩为罗殿王国于今贞丰之罗王亭。”，惟“罗殿亦称罗甸”，其治所后人或以为 “即今贞丰之罗蕃甲”道光《贵阳府志》卷八十七《土司传上》，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第1583页。，或以力当在“贞丰东南之罗王亭” 《牂柯置郡本末》，咸丰《安顺府志》卷二十二《纪事志》，光绪十六年补刻咸丰元年本。，但无论如何，“唐之罗殿王，考之《宋史》，至宋时改称罗蕃，考《元史》又称罗番，其地在今罗斛、定番、贞丰、册亨之间。今册亨东北有乐烦甲，即罗蕃遗迹，乐烦、罗蕃，以音近而讹也”道光《兴义府志》卷三十六《古迹志》，道光四年刻本。。尽管济火之时，其境地已由今黔西北向安顺地区扩张，领土范围不可谓不大，但唐以后之罗殿国毕竟与水西毗连，显然仍不能随意混为一谈。或许“东川、芒部诸夷，种类虽异，而其始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埸，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二“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丁酉”条载朱元璋喻傅友德等敕。，即使罗甸王之先世，亦“曰济火，当蜀汉时有部族传世”邹汉勋：《斅艺斋文存》卷四《贵阳沿革》，光绪八年刻邹叔子遗书本。，遂附会济火亦为罗甸王乎？因此，尽管“罗罗之盛，则自火济始焉。世居水西，以安为姓，其诸罗蔓处各地者，皆安氏长之”罗日褧：《咸录宾》卷八《南夷志》“贵南诸夷”条，明万历十九年刻本。又《徐霞客游记·黔游记》“戊寅四月二十四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653页）：“按此地（安庄哨），在昔为安氏西南尽境，故今犹有安庄、安笼、安顺、安南诸名，盖安氏之地，昔以盘江为西堑，而今以三坌为界，三坌以南，盘江以东，为中国奋武卫者仅此耳。”亦可安氏辖地范围之广大。。水西势力实际已深入到罗殿国腹地，明末安邦彦甚至私刻罗殿王印，以号令各地部落共同起事水西先祖慕济济由普里进入今贵州西北地区时，曾与当地土著发生过君长权位的争斗，因而延至南朝陈时，占领今普安地区的乌蛮便已“服属于东爨”，蛮主烘阿轮也极有可能即是“蜀汉济火之十九巨孙”（见民国《普安县志》卷三《前事志》，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2012版，第90页）。可见济火政权主要是由云南经普定再入今黔西北地区，以后在黔西北站稳脚跟后，又不断向今黔西南地区扩张，并在扩张过程中时常与罗殿国发生冲突。因此，明末奢安之乱结束后，在水西搜出的罗甸王印，当为安邦彦自以为领地广大，为便于统领水西及诸罗罗军，遂自称罗殿王，并私自僭越镌刻，从而据此发号施令的。该印实际与罗殿国无关，抢夺所获，发现之事详见朱燮元《朱少师奏疏钞》卷八《勘明水西各土遵照明旨分土授官以安地方事》，《四庫存目丛书》影印本，齐鲁书社1996 年版，第65册，第627页。，但无论衡以时间或地域，蜀汉政所封之“国爵”名号，仍不可轻易断言即是“罗殿王”。罗殿之受封称王，决不可能早于唐代。

四、济火形象的建构与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自彝文碑刻称济火受封“国爵”后，明代汉文典籍述及斯事者颇多，但若追溯史料来源，仍多本于彝书。例如，周洪谟撰《安氏家传》，即云安氏先世“有济济火者，善抚其众，时闻诸葛武侯南征，通道积粮，以迎武侯，武侯大悦，遂命为先锋，赞武侯以平南夷，擒纵孟获。及归，克仡佬氏，拓其境土，武侯封罗甸王”周洪谟：《安氏家传》，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二《艺文志》“序类”，天一阁藏嘉靖三十四年刻本。。考《安氏家传》乃“周洪谟为宣慰使安贵荣撰。贵荣好读书史，通大意，谓谱系太简，恐有疏遗，求作家传，以垂后胤”郭子章：《黔记》卷十四《艺文志·志谱》，万历三十三年刻本。。可证周氏所撰之书，必采自彝文族乘谱牒。又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三《贵州宣慰使司》“人物”条下亦称：“济火为牂柯帅，一名济济火。善抚其众，闻诸葛武侯南征，通道积粮以迎。武侯大悦，遂命为先锋。赞武侯以平西南夷，擒孟获。及归，克普里犵狫氏所与争雄者，拓其境土。武侯以昭烈令，封为罗殿王，即今安氏远祖。”《新志》撰作时间虽较周氏稍早，然亦本于彝文族谱或碑文方国瑜先生认为周氏所撰之《安氏家传》，当据正统年间水西土官陇富时所修家谱，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则又本自《安氏家传》，以后如道光《大定府志》《贵阳府志》诸书所载，均无不出自水西《安氏家谱》。可证济火从诸葛亮南征之说，根本之源头仍为彝文化圈。方氏之说见其所著《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448-449页。另可参阅余宏模《济火碑与济火史实考证》一文，《贵州文物》1993年3期，又收入《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内部印本，第326-333页。。以后如田汝成《炎徼纪闻》卷三《奢香传》、万历《贵州通志》卷四及郭子章《黔记》卷五十六之《济火传》，凡见诸历代方志笔记者，无不层层相袭，转辗录抄，然沿波讨流，剥蕉至心，均无不本自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及《安氏家传》，而源头又都出诸彝人文化圈，乃附会彝书而宣染夸大。今人又据此推断，以为济火曾“帮助诸葛亮擒拿益州夷帅孟获”[23]，比对《妥阿哲纪功碑》所载济火归附蜀汉政权时间地点，均颇值得商榷，不可轻易据信，遽下武断结论。

要之，明代汉文典籍有关济火协助诸葛亮南征的记载，既多出自彝人文化圈，所本主要为安氏所修家谱。而安氏家谱之说，细核其内容，追溯其史源，究其根本原因，按照方国瑜先生的看法，实乃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尤其曾受封王号之事，“盖自古相传如此，当有所本”，即所谓“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之后回成都，经过汉阳，处置当地酋长，叙功受职，也非不可能。但罗甸国王或罗甸八番君长的称号，那是后来才有，认为开始如此，则未必可信”[14]448-449。可见受封“罗殿王”一事必乃后人渲染夸饰之附会，根本原因即为受《三国演义》传播浸淫转而攀援之结果。

宋室南渡后，由于金元入侵，“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24]，因而如同东晋习凿齿力主蜀为正统一样，南宋文人学者亦普遍认同蜀汉

程颢、程颢：《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圣贤篇》：“曰：‘三国之兴，孰为正？’子曰：‘蜀之君臣，志在兴复汉室，正矣。’”则北宋已有儒家学者以蜀为正统，然真正蔚成风气仍要到宋室南渡以后。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1235页。。而以蜀为正统暗中的预设即是以南宋为正统，正统之争遂多偏蜀而非魏。明代与南宋相去不远，受蜀汉封赏为王之说，显然也是安氏族人攀援附会的另一重要原因。例如，南宋朱熹便强调“曹操自是贼，既不可从，孙权又是两间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从”;又盛赞“诸葛孔明，天资甚美，气象宏大”[25]，无论衡以政治伦理或道德标准，蜀汉都远胜曹魏和东吴一筹，故其所撰之《通鉴纲目》，遂一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作法，明确以蜀汉为正统。具见南宋以后的儒家学者，一旦涉及政治的道德性问题，便表现出决不退让的价值诉求，而受此风气的影响，无论《三国平话》或《三国演义》，均无不渲染曹操的奸诈，描写玄德的仁厚，刻画孔明的睿智[26]，均明显表现出以蜀汉为正统，维护政治秩序道德性的叙事学取向，并凭借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形式，向地方基层社会渗透传播，为一般社会大众所接受。即使与汉人文化差异较大的彝人文化圈，也因与汉化的接触日趋频繁而少有例外。而朱子学作为元明两代的官学，亦未必就对彝族社会的上层贵族毫无影响。因此，尽管诸葛亮仅仅是返归途中经过今黔西北地区，滞留的时间极为短暂，但留下的口碑传说却颇多，附会性的遗迹更无地不有。诚如明人郭子章所说：“诸葛公于黔事仅仅矣，今会城藏甲岩，毕节七星关，乌撒插枪岩，黎平诸葛营，皆云故迹。所在谨祀之，何其入人深也”

郭子章：万历《黔记》三十三《宦贤列传·忠武侯诸葛亮传》，万历三十三年刻本。又据郭氏《黔记》一书，藏甲岩当在贵州省城内西南隅永祥寺下，俗名鬼王洞。郭子章曾有题咏诗：“见说武侯此地过，旋擒孟获震黔罗。岩窥龙虎知藏甲，洞引风云为偃戈。石匣晓看嘘瘴疠，山精日落绕松萝。征南咫尺天威在，飞响犹疑奏凯歌。” （万历《黔记》卷八《山水志》）七星关已见于前文，兹不再赘。插枪崖则在乌撒卫瓦甸站北三里，相传“诸葛亮征南，从将关索插枪于上”（万历《黔记》卷七《舆图志四》）。诸葛营似在普定卫城西十里，“相传诸葛亮尝驻兵于此”，营垒万历年间尚存，郭氏云在“黎平”，或一时偶尔误记。当地又有一观星台，“其形如台，相传诸葛于此观星”（同上）适可见诸葛亮之事功遗迹，均主要集中在济火活动过的区域。。

郭氏之所以发出无限感叹，乃是因为凡“侯所过，辄有遗迹付诸山灵，后人发得奇迹閟响，必谓侯所遗，盖谓非侯其谁宜为也”

刘秉仁：《武侯祠碑记》，载干隆《贵州通志》卷四十一《艺文志》，清干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其中尤不可不注意者，即明代鄒德漙所云：“安氏立武侯庙于大方，前为关侯庙，巍然两峙”

邹德漙：《郭青螺祠碑记》，载干隆《贵州通志》卷四十一《艺文志》，清干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显然即为蜀汉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后的一种表现形式。考陈匡世《水西杂咏》之第一首：“层岚迭箐古罗施，羽扇风流此出师，曾佐七擒封汉爵，至今俎豆武侯祠。”诗下自注云：“水西武侯庙内傍，列有济火像。”道光《大定府志》卷五十八《文征八·诗》，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1169页。诗中所述虽多与史实不合，然亦可证武侯祠内必有济火配像。又田雯《谒武乡侯庙诗》：“遗庙三间塑泥像，旁有酋帅济火儿”云云

田雯：《古欢堂集》卷七《谒武乡侯庙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更可证庙中配祀者，必为济火无疑，说明武侯庙因与安氏先祖的关联，遂有了突出的地方性特征。故大定知府黄宅中有鉴于此，遂认为济火既为水西“鼻祖”，则“宜建济火专祠，水源木本，不可忘也”;并有诗云：“既表奢香墓，宜修济火祠，猗兰光奕叶，俎豆此邦宜。”[27]由奢香而联想到济火，联想济火则必与武侯有关，均可见济火其人其事，由于与武侯南征史迹有所关联，遂超越彝汉区分观念，打破地域落差界划，受到跨族群、跨地域的一致赞誉。

侯庙及济火像既为邹德漙提及，考《明史·邹守益传》，知其为江西安福人，邹守益之孙，万历十

一年（1583）进士，则其始造时间，必在明万历以前。至于陈世匡，则为昆山人，据道光《大定府志》卷三十五《陈纯、陈绎合传》：“吴县陈世匡至大大定府”云云，则其必到过水西，时间或在干隆年间。田雯则更在之前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巡抚贵州，三十年即因丁母忧去职。则水西武侯庙自明代修造毕役后，延至清代仍长期保存完好。故时人或有心搜考民间风谣，或拜谒后撰写题咏，均留下不少掌故趣谈，形成了前后相连的历史联想谱系。

明代贵州宣慰使安氏修造武侯庙，并有意以济火配祀，当也受到《三国演义》的启示，目的固然是为了表彰先祖，但未必就没有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显示了文化融变整合现象的加快。而济火经过彝汉两种文化的重新解读，也开始出现了时人现实文化心理投射出来的多种形象。彝文典籍既称他为“有威望的能人，统领彝族地区，如日月普照彝区”[4]191，遂进一步将其神化，以为“在那远古时代，哎哺没出现，哎哺未形成之前，天不见首尾，地不见上下，祭不了天，祭不了地”。因此，“贤王妥阿哲，说他要补地，在九地之间，驱使手下的九人，去测量大地”，最终则“请一番匠人，天匠叟阿娄，由他来修天，边缘到中央，地匠里阿德，由他来补土，中央到地垠”以上分见《物始纪略》第二集，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诸如此类，均为济火受到神化后才形成的传说，不仅时间空间都有所错位，而且更为其赋予了超人般的力量，亦当发生在其进入祠庙并歆享香火之前后。

五、国家治边策略的运用与落实

有趣的是，在距大方较远的另一贵州宣慰司辖地，即贵阳城之南面，亦修有一武侯祠。曹申吉主修之康熙《贵州通志·祠祀志》称：“在南效外，旧为忠烈祠，明万历间改祀武侯。” 然据嘉靖《贵州通志》：“武侯祠，在治城南门外，旧圣寿寺，正德间，巡按贵州监察御史胡琼改为武侯祠”

嘉靖《贵州通志》卷七《裥祀》“贵州宣慰使司”条，天一阁藏嘉靖三十四年刻本。，按琼字国华，福建延平人，正徳六年（1511）进士，“由慈溪知县入为御史，历按贵州、浙江”《明史》卷一九二《胡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册，第5101页。。巡按黔省之具体时间，则当在正徳十三年。可证康熙修志时，去明代已远，所谓“万历间改祀武侯”云云，乃后人以讹传讹之说干隆《贵州通志》卷十《营建》：“武侯祠，在府城外东南隅，明万历时建，祀诸葛武” ;道光《贵阳府志》卷四十一《祠祀略三》“武侯祠在贵阳府城外东南隅铜鼓山下，祀汉丞相武乡忠武侯琅琊诸葛公亮，万历初建”;显然均本于康熙《贵州通志·祠祀志》，遂错置前后时间，形成相沿不改之讹误。，必当以明人所说“正德”为是，当然也可再进一步定位为正德十三年稍后。原址本为圣寿寺，胡琼改建后，“取合省诸贤宦有功德在民者，置神位祀其中”

席春：《武侯祠记》，引自嘉靖《贵州通志》卷七《裥祀》“贵州宣慰使司”条，天一阁藏嘉靖三十四年刻本。。而所祀贤宦，一一刻名碑阴，皆具忠烈，必以武侯为首参见柴晓莲《贵州考略》，《贵州文献季刊》1939年第2期，又收入《贵州名胜旧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故又称忠烈祠。明末“义王据黔，复以祠为观音寺，而迁武侯祠于涵碧潭之东北，久而倾颓。皇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廵抚田雯捐资修之，并新其像，侍以济济火。建两廊书院八间，取所录士，读书其中，并馆谷焉。后建亭三楹，名之曰‘又一草庐’，以为课士之所。三十一年（1629），布政董安国重修之”

康熙《贵州通志·祠祀志》，康熙十二年刻本。。“雍正七年（1729）复建于城南旧址，额曰丞相祠堂”

干隆《贵州通志》卷十《营建》，干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道光十一年（1831）大水，神像为水所毁，旋修复”

道光《贵阳府志》卷四十一《祠祀略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836页。。足证贵阳城南之武侯祠，不仅肇建之时间早于大方武侯庙，而且明显属于国家政治行为，以后虽偶有变更或毁损，然皆凭借封疆大吏之力，不断重新修复，用途虽不限于一端，然在地方政府眼中，必有其重要政治涵义。

贵阳城南之武侯祠，延至康熙二十八年，始配有田雯所塑之济火从祀像，除见诸康熙《贵州通志》外，道光《贵阳府志》亦明确云：“庙中旧塑有武侯像，雯更于像旁塑济火立像以侍之”同⑨。，当可信无疑。清人蒋攸铦《黔轺纪程集》则述其亲所见闻云：

冯鲁岩中丞（光熊）招游观音寺，出南门，经诸葛武侯祠，祀像侧立，济济火像，乃征南时蛮首为先行者，水西安氏始祖也。祠前为涵碧潭，南明河之所汇，甚莹澈。观音寺即在南岸，殿后颇轩敞。寺左鳌头矶上有甲秀楼蒋攸铦《黔轺纪行集》“雨中题金笠庵同年（科豫）蜀江纪行录并诗”条，《黔南丛书》第九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4页。

足证武侯祠即在南明河涵碧潭旁，潭上则为甲秀楼。考“贵州宣慰使司，在治城中，洪武五年（1372）置，成化间重建”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贵州宣慰使司上》，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点校本，第16页。。治城北面虽新设有贵、前二卫，但城南则为贵州宣慰司辖地

参见前引曹学佺：万历《贵州名胜志》卷一《贵宁道所属·宣慰司》，贵州省博物馆藏明万历年间刻本。。前者或又称“新城”，后者则多称“老城”。“老城在南，据南明河北岸，即洪武五年所筑宣慰司城也;新城在北，紧接老城北面”。至民国年间，才“将隔离两城间之城垣撤开，辟为通衢”

《贵州名胜古迹概说》，贵州省文献征辑馆1937年编印，又收入《贵州名胜旧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贵州宣慰司尽管与贵、前二卫同城而治，实际仍沿袭了洪武年间的成例，即“设宣慰使司管属土人，设都指挥指挥等官钤束军卫，而以大将镇守之便”

犹法贤：《黔史》第三帙引明人何士渊奏言，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点校本，第38页。引文又见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五《明总部政绩录·王恂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1098页。。所谓“大将”云云，不过是令水西安氏“仍世其官宣慰司，筑贵阳省地，命都指挥顾成镇之，浸说流官迁三吴大姓实其地。然城其即宣慰旧城，诸苗种类实逼处此”潘文芮：干隆《贵州志稿》卷三《全黔苗倮种类风俗考》，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据北京图书馆藏钞本油印复制校对本。。故就宣慰司而言，设卫之前，“省城实其分地”蒋攸铦：《黔轺纪行集·贵州考》，《黔南丛书》第九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点校本，第256页。又嘉靖《贵州通志》卷四《城池》“贵州布政司”条载：“省城，洪武五年（1372）镇远侯顾成、都指挥马烨建，甃以石，门五。”则明初之贵州省城，即在宣慰司分地上修建而成。;设卫之后，城南亦为其领地，势力不可谓不大。后又在“隆庆三年（1569），移程番府为贵阳府，与宣慰司同城，府辖城北，司辖城南”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志一》，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志·土民志》合刊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按《明史》卷四十六《贵州土司》载：“贵阳军民府本程番府，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分贵州宣慰司地置治程番长官司，隆庆二年六月移入布政司城，与宣慰司同治，三年三月改府名贵阳。万历二十九年四月升为军民府。”其说当为《通志》所本，当一并参阅。。土官与流官并埒，可见其势力之大。

贵州宣慰司设在省城而非其水西故地，不仅与布政司同治，而且与府署同城，显然有利于朝廷的监视或掌控。故明知会引起宣慰使的不满，朝廷仍强令“安氏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册，第8170页。。而“泽溪在治城北，源出枯髅山，南流贯郡城，入南明河，宣慰安氏第宅居其浒”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贵州宣慰使司上》，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点校本，第10页。，可知距涵碧潭不远。即使原来改建为武侯祠之圣寿寺，亦 “在府城南門外南明河上，去甲秀楼数武，前临浮玉桥，旧有涵碧亭”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忐》“圣寿寺”，见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合刊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后来之所以移武侯祠于涵碧潭，则是因为“形家言逆水以堤，其气固，巍然阁峙于巽方，风气之聚为塔。故国主家其阁，登之周览已，指祠地是宜寺，寺宜观音，另建祠祀武侯，存旧迹也” 永历十年（1656）《观音寺碑记》，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忐三》，见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合刊本，第128页。据同书所附按语，时永历驻安龙，未至贵阳，在贵阳者为孙可望，则碑所谓“国主”必孙可望无疑。又据犹法贤《黔史》第四帙（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点校本，第68-69页、70页），孙可望“自滇袭入贵阳，乃在顺治七年（1650）。”“自崇祯未，流寇溃兵叠相屠毒，而可望蹂躏滇黔十馀年，残虐不下献忠，患莫可言”。当一并参阅。。足证圣寿寺不仅与后来迁建的武侯祠邻近，更重要的是均紧靠安氏第宅。尽管“（省城）自南门官道十里至龙洞铺，多通小路，四面皆夷，俱系乡宦私庄。此安宣慰地方”郭子章：《黔记》卷四《舆图志一》，万历三十三年刻本。，但毕竟安氏第宅仍为其中心要地。所以，完全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国家权力在紧靠安氏第宅之处修建武侯祠，目的究竟何在？通阅各种相关典籍文献，明代贵州按察副使刘瓒的看法，似最值得参考。

刘氏在《武侯祠记》中明白说：蜀汉时，南中诸郡叛乱，诸葛武侯率师徂征，深入不毛，百蛮畏服怀德，所向悉平，遂拜参军马忠为庲降都督以抚绥焉。到今，苗僚诸种事武侯为神明，无间遐迩，公之功德加时垂后者可验矣。汉之后，历唐、宋、元，率皆建官以控制其地夷民，亦不过羁縻之耳。我皇明奄有天下，设文武官僚，宣布德威，以治以化，百余年来，风俗礼乐，寖埒中州。此固列圣声教之渐被，抑亦臣工抒忠尽职所致也。举报崇之典，司风纪者之当务，宁容缓耶？

刘瓒：《武侯祠记》，引自嘉靖《贵州通志》卷七《裥祀》“贵州宣慰使司”条。

所谓“苗僚诸种事武侯为神明”云云，决非刘氏一时凭空想象之虚语。为了说明问题，不妨试举两例：一是云南广荡城“西边大洞川，亦有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庙，土俗咸共敬畏，祷祝不阙，蛮夷骑马，遥望庙卽下马趋走” 樊绰：《蛮书》卷六《云南城镇第六》，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再即贵州地区长期盛产“武侯锦”，“锦用木绵线染成，五色织之，质粗有文采，俗传武侯征铜仁蛮不下，时蛮儿女患痘，多有殇者，求之武侯，教织此锦为卧具，立活，故至今名之曰武侯锦”田雯：《黔书》卷下“武侯锦”条，《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合刊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按：武侯锦，或又称诸葛锦，据《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以赐夷……又与瑞锦，铁卷”，则武侯锦之得名及相关传说，必本于其“与瑞锦”一事。详见《三国外传·蜀汉人物传说·诸葛锦》，江云等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64页。。具见在宣慰司治城领地内改建武侯祠，无非是借助诸葛亮的神明德威，“詟服笮僰诸夷之心，要在夺之气以借其力”刘秉仁：《武侯祠碑记》，载干隆《贵州通志》卷四十一《艺文志》，清干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从而更好地推行移风易俗的王化策略，并通过军卫屯所及其他相关行政建制，有效控驭其地，达致边地“夷民”心悦诚服，逐渐认同国家的目的。而安氏之所以在大方建武侯庙，并以创业先祖济火配祀，显然也自认为“始祖起于蜀汉，从汉丞相诸葛亮南征有功，封罗甸固王”，以后长期“居寓水西间，拓境土。至元有霭翠者，受业中大夫，世袭土官宣慰”。洪武四年（1371）复“授霭翠前职，升广威将军，于贵州北门内，即顺元宣抚司故址建贵州宣抚司，洪武六年升为宣慰使司” 以上均见孔镛：《贵州宣慰司治所记》，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贵州宣慰使司上》，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点校本，第16页。，当然也希望利用诸葛亮的声威，渲染先世的赫赫战功，争取更多的正统合法性资源。时人亦有意刻石颂扬：“水西基业，最初由贤能的勿阿纳开创，后来又由他的后嗣妥阿哲来奠定。他们的伟业，犹如鸿雁凌空，与灿烂的日光争辉，可说是极盛的时代，恰似罢第繁荣的雁群。”

《新修千岁衢碑记》，《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5页。按该碑刻写年代当在明代嘉靖年间。双方之间，目的虽未必一致，想法差异极大，方法却惊人相似，遂促成了武侯祠的修建，形成了遗迹随处可见的文化现象。

贵州武侯遗迹之多，前文已经论及。至于贵州宣慰司司辖区，则除大方、贵阳外，“七星关城外”亦有一武侯祠，为“御史毛在建”，显然数量不少。详见万历《贵州通志》卷十《毕节卫》“秩祀”条。

武侯祠作为汉文化正统象征符号，自胡琼成功改建于贵阳城南后，历代撰文题咏者颇多，当然也受到不少封疆大吏的重视。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之所以要重修武侯祠，并以济火配侍其旁，而雍正初年，大定府属下之乡贤祠，更将济火入祀其中道光《大定府志》卷三十九《经政志·典祀略》（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832页）：“乡贤祠所祀者，则汉昆明帅济济火” 注：“雍正元年（1723）准入祠”。民国《大定县志·秩祀志》：“乡贤祠，附学官戟门外右。”或以为安氏之先，本出昆明卤氏，语转为罗氏，文中遂迳称其为“昆明帅”乎？然亦可证济火获得官方认可，正式入于地方乡贤祠，从而打破彝汉界划，纳入汉文化精英谱系，树立教化风声，当在雍正元年。，显然都是因为“贵州，古荒服地也，东临荆楚，西接蜀粤，南倚滇云，亦西南之奥区”[15]9，非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即经略开发亦极为不易，而武侯之治边，以攻心得人为上，大得化理玄机参阅席春：《武侯祠记》，嘉靖《贵州通志》卷七《裥祀》“贵州宣慰使司”条，天一阁藏嘉靖三十四年刻本。，亦最有利于建立稳定秩序，遂不能不大力表彰。至于“治夷”策略之重要，则可说“诸夷不靖，则黔、蜀、滇不完;黔、蜀、滇不完，则非所以重西南之屏翰矣”。而“衣裔曰边，器羡曰边，裔具而衣泽，器完而中好”。因此，如同武侯“欲完蜀以瞰中原之变”一样， “完黔、蜀、滇，则屹然为中原一大藩镇” 以上均刘秉仁：《武侯祠碑记》，载干隆《貴州通志》卷四十一《艺文志》，清干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尽管自明代以来，贵州便已“渐入版章，侧肩内地，分符竹，建帅阃，裒然称籓焉。然其间宾叛不一，荒忽靡常，亦百战而后有之，有之诚非易矣”以上均见田雯：《黔书》卷上“创建”条，《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合刊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参见《水西安氏本末》，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七，《旧事志三》，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47页。。而武侯祠既以武侯冠首，济火配侍[28]，乃至将其入祀乡贤祠，“无非欲安氏克守臣节，以保有疆土……凡为土司，当蓍蔡奉之矣”田雯：《黔书》卷下《济火》所附“丁炜曰”，《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合刊本，第78页。，不仅象征着国家对地方的支配，中心对边缘的优位，同时也意味着“华”“夷”界线的模糊，“土”“流”畛域的相安，仍然是传统“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策略的沿用[22]360，明显是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的文化权力行为。

六、济火记忆的文化现象学解读

武侯祠内之济火塑像，其身高长相如何？贵州巡抚田雯曾有描述云：

深目长身，魑面白齿，以青布为囊，笼发其中若角状。

《黔书》卷下“济火”条，《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合刊本，第76页。

他的《谒武乡侯庙诗》的描绘，则更为详细。不妨试录如下，或可一并比较：

缠头青布身藤甲，埜花覆额连双眉;毒砮千钧矢三十，黄区月耳烏骓。当时再拜伏道左，聚粻刋路无敢辞;僰卒一队拥前后，乞怜丞相相许之。功成配飨英风在，手招群鬼摇灵旗;我瞻庙三叹息，为撰文字磨丰碑。

田雯：《古欢堂集》卷七《谒武乡侯庙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足证田氏所描绘之济火长相，实本自武侯祠中之配祀塑像。盖联想昔年往事，兴起无限慨叹，才根据自己的印象，做出了与塑像相应的客观描绘。继田氏之后，清人贝青乔亦曾拜谒该祠，并撰有七言律诗一首。诗云：

羌戎队里黑云都，蜀相迎来五月泸;

归汉赵佗明大义，入滇庄蹻奋雄图。

一朝恩宠银鸠杖，九郡云礽珠虎符;

雍闿朱褭徒跋扈，还留世祀到今无。

贝青乔：《半行庵诗存稿》卷四，同治五年叶廷管等刻本，下同。

诗前题序甚长，兹亦具录如下：

蛮酋济火从武侯征孟获有功，封罗施国王，相传遗象附祀南明河上武侯祠，予入祠瞻仰，侯旁侍从，戎服女妆，各极瓌丽，独无所谓青囊藤甲者，惟闻水西安氏是其遗裔，俎豆尚弗衰也。

贝青乔生活的时代已是晚清，并经历过“庚申（1860）之变”，看到过火烧圆明园的惨剧，又曾“之浙，之黔，之滇，之蜀，足迹半天下” 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十四《贝青乔传》，光绪九年刊本。。该诗即作于其入黔并“瞻仰”南明河上武侯祠济火像之时。惟所谓“缠头青布身藤甲”云云，乃是田雯诗中有关济火塑像的形容，贝氏明确说未见，则田氏所言，乃据大方武侯庙，而贵阳之造像。或贵阳武侯祠之济火像，乃仿自大方彝区，遂不再如原型之逼真，否则何以其他造像均保存完好，独“青囊藤甲者”未能见之乎？

不过，田氏描绘济火“深目长身，魑面白齿”，实正与“（罗罗）深目长身，黑面而白齿”的体貌特征吻合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贵州宣慰使司上》，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点校本，第4页;又见曹学佺：万历《贵州名胜志》是一《贵宁道所属》“宣慰司”，贵州省博物馆藏明万历年间刻本。

又游朴《诸夷考》卷二《罗罗》（明万历二十年刻本）作“长身而深目钩鼻，黑面白齿”，道光《大定府志》卷一四《疆土志四》“总叙”（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308页）亦同，当一并参阅。;“笼发其中若角状”云云，也与“（罗罗）青布帛为囊，笼发其中，而束于额若角状”的风规礼俗一致刘斯枢：《程赋统会》卷十八《罗罗》，清康熙刻本;又见田雯《黔书》卷上“苗俗”条，《按：许缵曾《滇行纪程摘钞》“贵西苗种” （《黔南丛书》第九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点校本，第1691页）称：“以青布帕裹发，高盘额前”;道光《大定府志》卷一四《疆土志四》“总叙”（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308页）载：“（罗罗）男子雉髭而留髯，以青布束发，结髻向前如角状。”均当一并参阅。。这一习俗凉山彝族地区至今仍有保留，乃是在额前以青布裹起向叙上方突显的一束长发，民间又称“天菩萨”，主要表征吉祥和神圣，反映为济火造像必乃出于彝人的自觉行为。尽管造像是否就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原型尚须考证，但仍凸显了彝人习俗形貌的一般特征。而既将其配祀于武侯祠中，世代“俎豆尚弗衰”，虽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仍表现出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乃是彝汉两种文化长期磨合融变的必然结果，即使站在儒家学者的正统立场上看，也当以“归汉赵佗明大义，入滇庄蹻奋雄图”来加以表彰或形容。

根据贝青乔的说法，贵阳武侯祠的配侍者，非止安氏始祖济火一人，尚有多位“戎服女妆”群像，且“各极瓌丽”。其修造既由贵州巡抚捐资，当然也可说是出于国家权力的谋划，目的在于消除彝汉之间的文化隔阂，淡化相互之间的政治冲突，强化地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事实上，汉人修造彝族戎装群体塑像，固然必须取法其体貌特征或生活习俗;彝人之修造祭祀祠堂，又何尝不是仿自汉人礼仪典章制度。盖汉人农耕定居，遂多修造方位固定之祭祠，彝人游牧迁徙，自然难以建造不能移动的祭庙。修庙与否在彝人看来，正是自己与“外族”长期存在着的一大文化差别。[29]而“纪俄勾君国，在德朴著尼时代，敬龙山建庙宇，敬庙贡租赋”[30]，可证彝族先民之修庙祭祀传统，亦决非一时一地之偶然。以后延至大方修造武侯庙一类建筑，固然已有更早的渊源可供追溯，但必然也有外来文化因子的影响，最重要的则是生计方式的转变，亦即一改原来“地也不会耕，种子不会撒，禾草不能分”的状况[31]，“开垦了土地，种下了五谷”[32]，“在东南西北，开垦地种荞”[33]，定牧定耕逐渐取代了“逐水草而居”，单一的游牧转向了混农牧，文化融变成了客观事实，才有了吸收汉化修庙传统的可能。足证与国家力量逐渐加大或推进拓殖开发进程同步，汉文化也在不断渗入地方社会的深层结构，并以诱变的方式不断与民众心理习俗整合，形成既未丢失固有历史传统记忆，又融入了众多变量因子的文化变迁新形态，从而为“改土归流”即制度的最终一体化，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接受心理和文化调适的可能性条件。如同奢香“献道以还，始置为驿”[34]，对国家边疆体系建构的贡献，功劳始终为后人所铭记一样，“济火独积粮通道，以佐武乡，岂非睹顺逆，晰大义哉！其子孙历朝内附，不失藩封，所谓率乃祖攸行者欤？”[15]78，后人亦视其为有裨于边地治理的重要人物，愈到后世就愈附加了更多的历史想像和热情赞誉。所谓“济火祠前试绮罗，奢香驿下舞婆娑，夜郎塞路人如蚁，大半番童僰女多” 《古欢堂集》巻十四《春镫词》八首之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尽管是诗家颇有夸张色彩的语言，不过借武侯祠发挥其想象，但仍透露了地方族群和谐相处的历史信息，表达了国家一统济济兴盛的愿望。

水西安氏自始祖济火以来，不断开疆拓土，“世系绵衍，幅员广大”。而彝书始终将水西视为年代久远的济火故地，以为“妥阿哲境内，去来要翻山”[35]，也说明有关济火的历史记忆，始终存活在彝族民众心中，即使改土归流发生巨大社会变化后，地方竹枝词也不无怀旧地唱到：“风烟济火旧岩疆，礼乐千村变卉裳，际得承平遗事远，部人犹自说奢香。”

《蛮峒竹枝词》一百首之第一首，道光《大定府志》卷五十八《文征八》“詩”，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1152页。可见无论济火或奢香，都在历史文化的记忆中，化身成了国家与地方和平互动的桥梁，凝固成了彝汉族群友好交往的符号。故早在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便明确告诫贵州宣慰使安贵荣：“使君之行先，自汉、唐以来千几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长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实际仍是有意将济火塑造成遵守王朝礼法的楷模，劝勉安贵荣不该随意妄言可能引发动乱危机的“减驿”，从中亦透露出济火开疆拓土以来，“千百年之土地人民”无不归水西安氏所有的历史信息。[36]稍后之田汝成更不无感慨地称：“安氏有贵州，千余年矣。岂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诸蛮哉！何其祚之绵永也？”

田汝成：《炎徼纪闻》卷三《安贵荣》，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尽管天启二年（1622）“奢（崇明）、安（邦彦）之乱”平定后，“水外”的“于的”“六慕”两则溪地便已改流，但延至“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反，（安）坤妻禄氏子胜祖率水西兵随师进剿，事平，封禄氏柔远夫人，安胜祖袭宣慰司”

《水西谣·宣慰司序》，道光《大定府志》卷五十九《文征九·诗》，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1196页。。康熙三十七年（1698）宣慰使 “安胜祖卒，无子”

《水西安氏本末》，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旧事志五》，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77页。，云南贵州总督王继文疏云：“请将宣慰使停袭。其水西土司所属地方、改归大定、平远、黔西三州流官管辖。”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一“康熙三十七年十月甲寅”条，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1018页。上从其所请，而统称其地为“新疆” 黄元治：《黔中杂记》，不分卷，《檀几丛书》第三帙本。，安氏之为宣慰使，才从此消歇中绝。今据《安氏族谱》，水西安氏自一世幕齐齐及二世济济火，下传至八十四世安坤及八十五世安胜祖，可说“安氏自汉后主建兴三年，至康熙三十七年，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水西安氏本末》，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旧事志五》，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77页。又同书所附《安祖状》按语（第979页）云：“济火，即《谱》所云二世齐齐火，考诸葛武侯之南征，当建兴三年岁在乙巳，胜祖具供状，当康熙廿一年岁在壬戌，综计首尾共一千四百五十八年。上除慕齐齐，下除胜祖，共八十又三世，通计之，每世约莅职十七年余，于人情尚合”。当一并参阅。，时间不可谓不长。诚如清人潘文芮所说：“历汉、唐、宋、元、明，雄长诸苗，最强大，今就衰矣。”

潘文芮：干隆《贵州志稿》卷三《全黔苗倮种类风俗考》，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据北京图书馆藏钞本油印复制校对本。又：彝文典籍《溢候数》《阿媚恳数》等，叙事内容丰富，亦涉及乌撒、芒布、阿哲等地方政权史迹，包括祭仪礼规，血缘联姻等多方面情况，虽未见译本，亦当重视。

七、余论：济火忠义形象的塑造与汉彝关系的重建

入清以后贵州宣慰使之职既已罢废，改土归流即意味着当地已彻底纳入了国家行政体制，“化外”之地逐渐变成了“化内”之地，“苗猓”则不断转化为“民人”[37]。诚如彝文典籍所说：“彝人每遇汉人，见了汉人就掉头。政权纳入其轨道，要遵从其决议，凡事要合陀尼的心。分不清彝汉势力，是非颠倒，处境严酷，说话难听，不分君民，不分长幼。东方大清皇帝说，全是他疆土”[4]267-268。社会结构及其秩序变动之大，实乃旷古未有《西南彝志》（第9-10卷，第265-267页）所谓“彝区的形势，陷于灾难中，政权与制度，如大岩倒塌，不能恢复原样了……彝族的规章，被远方皇帝废除;美好的河山，被陀尼占领;彝家的规矩，都不许保留”。便是对上述结论最生动和最形象的说明。

。然而尽管如此，社会文化及其制度形式的转型仍需经历长期的过程，即使宣慰司制度罢废很长时间之后，当地原来下属之“四十八目”，也“多安氏为之，黑白二种罗罗，咸自谓为土目，百姓征召悉至，虽虐之至死，不敢背，亦可见其民之淳朴矣”《水西安氏本末》，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旧事志五》，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977页。。而“土目所管土地，均系祖遗，其存在者，管理如故，乏嗣则本支承受，地面出租数百石、千馀石不等”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志五》，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志·土民志》合刊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可证即使流官早已取代了土官，地方土目亦未完全丧失威信，他们仍是区域社会建构的重要力量，国家认同依然未能取代其在彝民心中的地位。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结构，亦未因改土归流而立即土崩瓦解。“掌权守境，使用施俄尼，声威远扬”[4]449，并非个别族群一时就能抹去的历史记忆。

清人赵翼曾到过贵州，他的观察最值得注意：

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祖宗千百年以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故其视土官休戚相关，直如发乎天性而无可解免者也。……贵州之水西倮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孙为头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头目签派，辄顷刻集事，流官号令不如头目之传呼也。倮人见头目，答语必跪，进食必跪，甚至棒盥水亦跪。头目或有事，但杀一鸡沥血于酒，使各饮之，则生死惟命。余在贵西尝讯安氏头目争田事，左证皆其所属倮人，群奉头目所约，虽加以三木无改语，至刑讯头目已吐实，诸倮犹目相视不敢言，转今头目谕之，乃定谳。

赵翼：《檐曝杂记》卷四《黔中倮俗》，嘉庆湛贻堂刻本。

具见改土归流后，即使国家力量已长驱直入，汉文化的植入或渗透明显较前加快，但国家认同仍难以压倒地方认同，流官权威亦未完全取代土目权威。在国家权力与地方原住民之间，仍长期横亘着一个土目主导的中间社会阶层。他们尽管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已纳入了国家政治共同体，但在彝区内部则依然拥有相对独立的个人支配权力，权力来源于族群文化共同体的自觉认同，遵循的是内部文化法则而非外部行政法则。只要稍微证以“彝权彝不掌，汉人来掌权，我军绝不服”一类的说法嘉庆癸亥年（1803）《李雨铺四楼梭碑》，《彝文金石图录》（第2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即可见彝汉之间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或冲突，真正的化解或消除必需透过长时段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才能实现。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依旧存在，一些拥有大量文化及权力资源的土目或大族，如“赫默和德歹家，基业宽广，挽髻带勒，在彝族范围内，这种习俗未消失，基业和政权，仍存其范围内，任狂风呼啸，人们不动摇”[4]269-270，显然仍有其扎根的社会文化心理认同依据。具见宣慰司的终结固然可以凭借一道朝廷政令便立即奏效，但更大范围的彝汉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则有待族群内部自身文化诱变因素的缓慢积累和发挥作用，当然也不可忽视宏观策略因势利导的合理催生触媒作用。而要重新建构符合国家治边策略需要的新型彝汉关系，就必须寻找能够凝聚广泛共识又不乏深层历史根据的象征符号。

或许正是看到了上述种种复杂诡谲的现象，明清两代一批有识见的地方官员，从治边策略的整体政治生态格局出发，才看到了诸葛亮与济火会盟符号象征意义的重大，不仅乐于表彰乃至夸大渲染济火协助诸葛亮南征史迹，而且更主动将其配祀于武侯祠中，实际即是通过重建象征符号和开展宗教祭仪活动的方式，展示彝汉之间有主有次友好合作的历史凭借和正当根据，从而消解双方之间可能存在的心理隔膜或政治冲突，最终当然仍是要以流官的新权威来取代土目的旧权威，以国家的新认同来淡化族群的旧认同，从而实现稳定边地秩序的政治目的，但却有利于政治大一统广袤地域架构的整合与形成，扩大了华夏文化共同体涵盖的族群类别及地缘分布范围。

因此，武侯与济火，一象征汉，一代表彝，尽管相互交往合作的史料并不多见，但经过人为的想象与建构，毕竟已历史性地共祀一祠，当然也客观性地反映了明代以来“夷夏大防”观念的淡化，显示了汉彝之间互助与合作的可能，传达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流与融合的信息。而济火本人也因为人为建构的原因，获得了更多历史性的歌颂或赞誉。诚如民间歌谣所称：“南人不复反，诸葛善用兵。伟哉卢鹿帅，薄伐佐南征。到今传济火，妇孺知令名。血食千余年，世享封爵荣。水西祀名宦，六代扬贤声”。所谓“六代”，即“黔省《通志》载大定府名宦，自济火以下至霭翠祀者六人，宜配武侯祠，万古留精英”《水西谣·罗甸王》，道光《大定府志》卷五十九《文征九·诗》，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1196页。。清儒黎庶昌也有类似的颂辞：“诸葛相蜀，奠征南中，牂柯酋帅，曰济济火。嬴粮以从，佐擒孟获，翼汉效忠，三分不贰，义声熊熊，罗甸启宇，世列附庸”[1]2254。无论史实是否舛讹，譬如“佐擒孟获”就毫无历史根据，尽管仍是诸葛亮的附庸，济火的形象经历千年历史风雨的洗涤，越往后人们就越乐意将其塑造为符合国家需要的忠义人物，而逐渐淡化了其在彝族文化系统中本来固有的英雄色彩，显示边缘与中心差距的消弭，彝与汉不同族群文化边界的拆除，表征了传统世界多种象征符号系统及潜藏在背后的文化资源的互动和整合，包含了更多族群差异性及地缘特殊性的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发展与壮大。历史建构的基石固然必须是真实，但未必就全然排斥想象;国家秩序建构所需要的历史，当然也不能等同真实发生的历史。

从中国文化更高的价值理想看，济火忠义形象的历史性塑造，似也符合“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根本价值立场《韩愈全集·文集》卷一《原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标点有所改动。。“夷”与“夏”的分判，从来都在文化而不在血统，在仁政礼义而不在族群种类。无论任何族类，只要施行仁政礼义即为“夏”，反之则只能是“夷”，“夷”“夏”之间始终存在着弹性的空间，决然没有永恒固定的边界。文化及教化的意义，当远远大于民族及血统的意义;仁道政治的价值诉求及其推行，也超越了一切族群的隔阂或分际。无论宣慰使或土目的权威，都是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们不仅是地方事务的最高裁决者，建构了长久稳定的政教一体的制度形态，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代言人，拥有经典文献无可置疑的解释权。尽管其政治特权或文化地位越往后便越削弱，但人为的政治制度的改变仍难以让他们立刻退出历史舞台。因比，站在国家边地治理的立场看，当地“既建为府矣，苗倮亦赤子也。已视之为子，苟又以为子不肖，不习诗书礼义，将举而度外置之，彼如出柙之虎兕，弄其毒弩长刀之旧技，攘臂而咆哮，其孰能禁之？”所以，最合理的安边策略，莫过于恩威并用，针对不同的民族采取差异性的政策，更应实行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措施，必须要求“官斯土者，清俭持身，行仁布义，推诚以感动之，而镇将复时加训练，积威声而强根本，则患消于未萌，泽流于渐染，庶使其趋善如归，而化诗书礼义之俗欤”以上均见潘文芮：干隆《贵州志稿》卷三《全黔苗倮种类风俗考》，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据北京图书馆藏钞本油印复制校对本。类似的说法亦见于张大受《重修平远州学记》（载干隆《平远州志》卷十六《艺文志》）：“苗彝新附之地，尤当诱之以诗书，使其勉强礼义而不敢为非，故学之制不可不新。”当一并参阅。。只是立足于长久终极的立场，则更应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8]。彝族先民长期创造的灿烂文化，即在改土归流后亦在赓续发展;彝族社会长期积累的众多典籍文献，即在国家力量介入后亦未中断其传承。汉文化因子的植入或渗透固然发挥了重要的诱变作用，但也以重新组合的方式丰富了彝族文化，稳定了地方社会秩序，促进了彝汉之间的交往。民族融合始终都是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多元并存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不了解分殊的地缘群体的存在乃是社会交往的必要前提，消解了必须依靠多元性才能形成的共生共荣的长久政治文化生态格局，忽视了多族群长期自动自发的交往乃是国家社会完整层级体系建构的基础，便难以把握大一统结构本身固有的真实历史特质，无从理解多元化的民族地缘分布状况恰好就是一统国家存在的必要前提，更遑论透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何以能成为一种终极性的文化理想。[39]重视中心固然必要，忽视边缘则必铸大错。国家大一统政治格局在西南地区的推行和实现，决非就意味着多元化的族群由差异突变为同一。彝族地方社会复杂多样的长程变迁及人物形象塑造过程，显然也浓缩了国家与地方互动整合消长变化多方面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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