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惠敏 殷玥 郭路瑶 郭洪瑞

摘 要：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博”的论述体现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和教育实践等多个方面，弘扬中国古代学者注重博学的传统，对于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古典文献中关于“博”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树立“博学修身”的通识教育理念和“博通”的通识教育目标;采用通专融合的教育形式;传授“广博”的通识教育内容;倡导“学思”与“笃行”结合的通识教育方法。

关键词：古典文献;博;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19）-01-0064-06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其第一要义。通识教育在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通识教育理念被广泛认同。通识教育虽然由西方国家最早提出，但在我们祖先留下的巨大历史财富中，关于通识之本——“博学”的理念早已存在。例如，中国古代“四书” 《论语》、《孟子》、 《中庸》、 《大学》等文献中，都有关于“博”的论述，贯穿在关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与学习方法的一系列论述中。从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对“博”各种艺术样式的论述，到后来的书院教育中提倡博学与研究相结合，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博”在古代教育思想中所占有的一席之位。

一、 “博”与通识教育研究现状

“通识教育”这一概念在从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引进后，在中国得到了广泛推广。从单纯的照搬和引进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到现如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通识教育的发展模式进行创新，通识教育越来越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才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目前许多大学通识教育改革进入瓶颈期，改革难以深入进行，其主要问题可能还在于没有探究清楚通识教育的本质。各层次高校开展通识教育时，只注重要培养“完整的人”，但是却没有考虑到这一概念的具体范畴，一味照搬核心课程模式，不顾自身历史背景、学校水平等差异。此外，我国部分高校注意到美国通识教育历史悠久，但未能将我国历史文化与通识教育相联系，如万世师表孔子曾多次在与其弟子的交流中提到“博闻强识”、“博学于文”等等，这些概念都反映出我们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这正是通识教育的核心。

反观已有文献对“博”的研究，如刘徐湘等[1]较多的停留在通识教育的前身“博雅”教育之上，抑或是贾未舟等[2]重视“博”与“约”的关系，在通识教育领域，有许宁生等[3]的相关研究中提出了“博学”的目标，少有将二者进行结合的。唯有瞿林东[4]阐述名人大家的通識教育时提出“博通”的意义;吴怀祺[5]就“博”对于历史学家的要求与意义等进行了阐述。庞天佑[6]概括了学者从“博学”到“博通”再到“通贯”，最后达到修身报国的层面，是首次将“博”与“通识”结合起来。但是已有文献中还没有对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博”的论述对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借鉴意义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本文试图对我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博”的论述给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与教育形式和方法带来的启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相信对推进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向纵深发展有的一定的作用。

二、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博”的论述

博，拼音bó，属于常用字。 “博”本意是大。引申为丰富、宽广，又引申为通晓、知道得多。古代关于“博”的论述，体现在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学习方法等多个方面。

（一）博学修身，谋“经国之远图”的教育目的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人对“博”赋予了更多的抽象意义，从一般意义上的数量的多、空间的大，逐步涉及知识层面的博学，乃至人物品评的问题， “博”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极致追求。

博学为华夏哲人自我完善的内圣之道，既被用来评价知识博通的学者，推崇其非凡的人格魅力;也被用来赞扬君子广泛学习的价值追求，赞赏其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还被视为完善人的素质，提升人的品位的途径[6]。《礼记·曲礼上》曾有“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7]29意思是说君子需要博闻强识能礼让，修身行善且不懈怠，将博闻与修身一起作为对君子的基本要求，教导人们自我修养和做人的原则。荀子最先提出博学的明智作用，他在《劝学》中提到的“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8]认为君子在知识层面广博的学习，加以自我反省，可以达到通达事理的效果。有“太史之公”之称的司马迁也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9]其中，司马迁尝试用“博”来进行人物的品评，认为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很强，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熟悉外交应对辞令。

中国古代学者既重视内圣之道，通过博学不断增长知识，成为志向远大而明察事理的君子;又追求外王之学，通过总结盛衰成败，为治国兴邦提供借鉴与方法，对天下与国家做出贡献。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博学，做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及，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①博学的目的是成为兼通的全才，以完善自身与提升自我，适应时代变化而承担社会责任。

我国古代历史上，不乏博学通识，且对后世影响颇深的大家。这些博学者，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重视博学，崇尚通识，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传承前人而兼综各家，对中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与贡献。

（二） “博通”的培养目标

“博通”即：博学、融通，意思是通过广泛的学习，达到知识上的贯通。晋武帝司马炎曾下诏称曹志“笃行履素，达学通识”[10]。此处的“通识”，便是指学识渊博，见解通达。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校注》中言： “然通之为名，盖取譬如道，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通，是谓横通。横通之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11]所谓“横通”，强调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只有知识广泛而学问博通，才能考察万物的不同方面，全面认识与把握整体。

“通识”一词后为学者广泛使用，既指对事物的系统考察，也指通达全面的见解。博学强调学习的广泛性，通识注重见解的全面性，内涵不同而各有侧重，却又密切相关[6]。博学的目的是求得通识，而通识则只能建立在博学基础上，只通过“博学”与“博练”才能够达到“博通”的境界，因此，“博通”是我国古代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三） “广博”的教育內容

《学记》作为我国第一本专门论述教育和教育学的著作，在对学生考核制度的论述中首先提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12]其意思是在第一年考查学生分析课文的能力和志趣;第三年考查学生的专业思想是不是巩固，同学之间能不能相亲相助;第五年考查学生的知识是否广博，学生对于教师是否敬爱;第七年考查学生研讨学问的本领与识别朋友的能力;合格的就叫作“小成”。

至圣先师孔子也曾对博学提出一定要求，在《论语·雍也篇》与《论语·颜渊篇》均提到：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亦可以弗畔矣夫！”[13]106即认为君子需要广泛的学习知识，用礼数来约束自己，才不会使自己显得离经叛道。其弟子子夏也深得该思想，在《论语·子张篇》中提到：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3]277同样强调博览群书、广泛学习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就与切身有关的问题提出疑问并且去思考，便可以得到仁。甚至三国时期的嵇康也曾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到： “岂独师旷多识博物，自有以知胜败之形，欲固众心而托以神微，若伯常骞之许景公寿哉？”[14]以反问的语气表达为师之人是需要见多识广，博学多才。

北宋大诗人苏轼也曾在《稼说送张琥》中提出“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15]劝勉张琥要广泛的读书，简明审慎的使用，深入浅出。

颜之推是南北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他在教育颜氏后代时主张，以广博的知识为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要途径，要求颜氏子孙淹贯经史，广学多能。这其中“博”所指的就是渊博的知识与接触社会实际生活，从基础知识到发展技能，“博”的思想贯穿了整个学习过程。在“博”文化的研究中，古人所追求的大多数都不仅仅是流于表面的“博”，而是将其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之中，由浅入深逐层地体现出来。

还有很多学者对于博学、博见、博闻进行论述，观点不胜枚举，但中心思想都是如果想要成才，需要博览群书、博闻强识。博学强调学习对象与学习内容的广泛性，显示出胸怀博大、关注现实的人文精神，表现出永无止境、积极探索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四） “博思笃行”的教学方法

古代文人对于学习方法的研究显现出巨大的智慧和精神财富。在学习中强调 “博思结合”，重视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强调博学与专精的关系。

“万世师表”孔子在论述学习方法时要求博学与思考相结合，否则就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13]50知识的学习不能只停留在字面意思，应该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深层次的理解才算是博学。荀子亦云： “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16]150强调在学习中应该学思行并重。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17]6认为博学有助于明智，学习需要有强勉的精神。他在总结自己治《春秋》的经验时，还提出“精心达思”的读书原则，即读书要善于思考，如何“精心达思”？他提出“多连”和“博贯”。《精华》 云： “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孔）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所谓“多连”和“博贯”，就是读书时不就事论事，而是融会贯通。

古代文人所要培养的“君子”、 “大儒”又或者“大丈夫”，这些人除了具有渊博的书本知识以外，还要求将博学践行到实践中，主要包括自省和身体力行两方面。而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结合的，因为只有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才能在实际行动中更好地改进所学。

《礼记·中庸》中提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7]859这是对学习过程整体的描述，强调除了广泛地涉猎各方面的知识，为后面的阶段打好基础之外，还要对学问进行详细的询问。因为只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智慧的形成总是不断深入的，总是要不停地询问自己是否真正学到了知识，即自省的过程。然后要谨慎地思考，明辨是非，最后落实于行动，身体力行。同样，荀子在论述培养“大儒”时，也认为“大儒”不仅要知识广博，而且能“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并提倡学思行结合的学习方法，说明博学最后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因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学至乎行则已矣。”[16]150只有这样才能从浅显入精神，由古通今，从单一入手把握万物，此乃真正的博学。

（五） “博约结合”的教育实践

孔子在教学中注重“由博返约”，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13]185;是说要通过博学获得较多的知识，然后“返约”，在对具体知识进行综合归纳的基础上形成原理和观点，达到知识上的贯通。

古代学者关于博约关系一般分为三派：一派“博”强于“约”，即博学派;一派“约”强于“博”，即专精派;最后一派就是“博约结合”，即博采众长而精专于一处。关于博约的关系，汉代的贾谊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人主太浅则知暗，太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败，其伤必至。”[18]意思是说教育要跟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发展水平，学习内容过少过浅则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过博过深，学生无法接受，则又易养成对学习不感兴趣的情绪。董仲舒在贾谊之后也论述过“节博合宜”的教育思想，指出， “多连”和“博贯”，最终还必须反之于一，即由博反约。他也提出“故人主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17]51，以此论述学习过程中需要节博合宜，认为书读得太少，则智力得不到发展，书读的太多，学习不过来，又会使人疲倦、厌烦，认为在学习中应该循序渐进，“博约结合”。唐宋时期，韩愈和朱熹等也对学习中博与约的关系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韩愈虽偏重于提倡“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以及“俱收并蓄，待用无遗”，但也强调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19]。他认为博与精是辩证统一的，博是精的前提，精是博的深化，没有精博不过是一个思想的大杂烩。除此之外，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博与约的关系的论述颇为辨证，他说：“约者博之约，而博者约之博，故将以反说夫，于是乎博学而详说之，凡其为博而详者，皆为约至其功也。”[20]意思是说在学习时能够精专是因为有广博的知识作基础，能够博学是因为对问题研究较为深入，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三、古典文献关于“博”的论述对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启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借鉴意义极大，单单一个“博”字，却可以贯穿人生始终，古典文献中关于“博”的论述对当今的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确立“博学修身”的教育目的和“博通”的培养目标

1. “博学修身”的通识教育目的

博学的目的是成为兼通的全才，以完善自身与提升自我，适应时代变化而承担社会责任。综观中国古典文献关于“博”的论述，可以看到古代学者从“博”出发，最终是要达到“明志以笃行，博学以报国”的目的。古代文人重视博学与崇尚通识，彰显了博大宽广的胸襟，凝聚了深刻稳健的理性，蕴涵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渗透着对国家社会的关注与期待[6]。

当代大学尤其要确立博学修身，谋“经国之远图”的通识教育理念，使学生博闻强识，在培养学生完备知识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塑造高尚的人生理念与价值观念。我国部分高校的校训表达出了博学求知、砥砺德行的含义，充分体现了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见表1）。

2. “博通”的通识教育目标

古代将“博通”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强调在广泛的学习基础上，具备综合、概括、贯通各方面知识的能力，是在“博闻”与“博学”之上的境界。因此，通识教育在推行过程中应该通过不同领域内知识的贯通来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博闻”与“博学”的阶段。当下，我国高校普遍存在需要彻底改革通识教育目标的问题，我们以往按专业设系来开展通识教育这一临时性举措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对人才要求的高度，通识教育本身应当拥有一个完善、全面、明确的发展体系。在此情况下，将我国古代提倡的“博”引入，确立“博通”的理念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跨学科融合能力，促进其用本专业的知识解决其他专业的问题和用其他专业的知识丰富本专业的学习内容，如此才能更好地防止知识的割裂，弥补过去专业教育的不足，进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二）采用通专融合的教育形式

如何处理“博”、 “约”问题，是现代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古代文人教育思想中始终体现着通识教育的思想。清末梁启超更是主张“康先生之教，特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21]3但是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以及社会经济建设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专才教育逐渐发展起来，直至今天，各高校仍存在专业过于精化，临近学科间交流沟通较少，本专业的学生只学习本专业的知识从而使知识领域变得狭小的现象。

古代学者明确指出“博”与“约”是辩证统一的。将这一思想应用到现代大学的教育，就要求现代大学要处理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要认识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承担着人才培养的任务。现代大学的教育，应当是让学生既具备去学习与应用某一领域的知识的能力，也具备终身学习、接受、适应新知识与新环境的能力，这是现代社会一项必要的要求。专业教育的作用是造就精通某门学问的人或专业技术人员，通识教育的作用是向人们提供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所需要的做人和做学问的基础。

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专业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核心。专业知识的学习应当做到以“博雅”教育为原则，当专业教育贯穿了通识教育以后，专业教育也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只有把通识教育同专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具有全面素质基础且精通某一专门学问的高级人才。

（三）涵盖“广博”的通识教育内容

无论是孔子的《六艺》、颜之推倡导的“德艺”，还是古代的官学均列出了广泛的学习内容，这与现代通识教育的理念是相切合的。通识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知识的广博性。因此，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应涵盖各大知识领域的教育内容。通识课程应广泛覆盖各个学科，并且各领域通识课程要达到一种平衡。

纵观中外教育史，通识教育发展较好的学校也都有着比较完善的课程模块，哈佛大学强调跨学科的综合型和灵活性，其课程设置横跨人类知识的各大领域，包括审美与诠释、文化与信仰、实证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宇宙科学、人类多元社会、世界中的美国等8大类课程;耶鲁大学开设人文艺术类课程、社会科学类课程和科学类课程;北京大学将通识课分为六大领域：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与美育，社会可持续发展;复旦大学也将通识核心课程划分为六大模块：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態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这些高校都力图通过通识教育将人类广泛的知识完整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从而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四）倡导“学思”与“笃行”结合的通识教育方式

通识教育并不只是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精神。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就是说只是学习却不思考就会惘然无知，只是思考却不学习就会疑惑不解。通识教育要培养学生的自省能力和批判精神。如果我们不加辨析地接受所学习的各种知识，结果只能是被扔进广阔的思想世界中，无法触其边界，又何谈保持自身的独立，不随波逐流？人只有在困惑中、批判中思考学习，才能借助知识，实现自我觉悟的可能。古代教育家王充提倡在学习过程中要“问难”与“距师”，即在学习过程中要敢于质疑，敢于批判，而且要与教师和书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师云亦云。因为如果一味地吸收知识接受灌输，那么很多人会因为惰性而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最后选择服从。这就违背了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精神。

其次，要将“博学”与“笃行”结合起来。一个人的素质不在于他有多少知识，关键在于他对人的理解有多少，能为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能在关键的时候坚持正义……如果不能，那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就不复存在。这种道德能力不是看一千本书，读几百篇文章就能领悟到的，而是在实际的实践中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不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能够身体力行，具有批判反思精神和触类旁通能力的人才。这就需要学校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触社会和实际。学校可以组织各种文化、科技和艺术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不仅学进去，而且用起来，通过社会实践或公益实践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四、结语

我国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对“博”的论述，无论是其本义，集百家之长;还是其申义，博学、博闻、博思、博见，对于我们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在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层面，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博而能通，雅而有识”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在教育形式层面，要做到通专结合，由博返约，使专业和通识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教育内容层面，我们希望通识教育尽可能广泛地吸取人类多领域的知识，以培养学生广阔的视野，训练学生跨学科思维的习惯;让学生能够博采众长，方能通古今、通中外、通文理、通知行，以培养学生见多识广的视野和胜任未来职业的能力。在教育内容层面，在教育方式层面，要注意学与思结合，博学与笃行结合，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学会批判，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从而使学生真正成为一个“博闻强识”、 “言行一致”的大写的人。

注释：

①  刘向《说苑》卷十《敬慎》引孔子语。参见百子全书本，岳麓书社1993：616.

[参考文献]

[1]  刘徐湘，马晓蓉. 博雅教育视域下精通与博通教育模式的分析[J]. 大学教育科学，2016，7（6）： 50-56，86.

[2]  贾未舟. 通识教育的“博”与“约”[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5）：143-146.

[3]  许宁生. 探索博学精英教育，奠定全链条精英教育体系基础[N]. 文汇报，2017-04-21（010）.

[4]  瞿林东. 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J]. 史学史研究，2012（03）：1-4.

[5]  吴怀祺. 博学传统与史学创新[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29（1）： 1-9.

[6]  庞天佑. 论中国古代学者的博学与通识[J]. 武陵学刊，2012，37 （05）：77-85.

[7]  杨天宇. 周礼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9.

[8]  余家菊. 荀子教育学说[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9.

[9]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481.

[10]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39.

[11]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M]. 叶瑛，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5：389.

[12]  高时良. 学记[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73.

[13]  齐冲天，齐小乎. 论语[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106， 277，50，185.

[14]  嵇康. 嵇康集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4：352.

[15]  张伯行. 唐宋八大家文钞[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77.

[16]  廖名春. 《荀子》新探[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50.

[17]  袁长江. 董仲舒集[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6.

[18]  安樹芬，彭诗琅. 中华教育通史[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300-301.

[19]  张新征，张亚. 韩愈教育思想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J]. 科教文汇（下旬刊），2016（6）： 145-146.

[20]  王夫之. 读四书大全说[M]. 北京：中华书局，1975：299.

[21]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十九[M]. 北京：中华书局，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