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邱娥国认识是在二十多年前，当时亲身经历的一些事至今仍记忆犹新，也让我深切地感受到邱娥国的平凡与不凡。

1996年12月，推樹邱娥国这个全国重大典型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当时，我和南昌市公安局的蒋力庆、焦仲英、袁敏是材料组成员。我和蒋力庆负责写主体事迹材料，焦仲英、袁敏搜集整理故事，两项工作都要采访邱娥国本人。

一天，采访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邱娥国说：“走走走，我们先去吃饭。”那时候派出所没有食堂，我们跟着他出了派出所。所门口不远就有好几家餐馆，可是他却带着我们七拐八拐，走了十来分钟，才钻进一家路边店。我们不解地问：“老邱，吃个饭怎么跑这么远？”邱娥国说：“在辖区吃饭影响不好，都是熟人，老板不收钱或少收钱，无形中就成了我们揩老百姓的油。一顿饭一包烟，看似小事，但拿了人家的吃了人家的，都是影响警察形象的大事。”一席话，让我们茅塞顿开，明白了邱娥国请吃饭有这么多学问。后来我们在一万二千字的事迹材料中写进了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1997年春节期间，我陪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荣宪国、处长叶为宝去中宣部、公安部汇报工作，飞机在济南上空突遭意外，据说是驾驶舱挡风玻璃被飞鸟撞击，迫降在合肥机场。我们在机场待了15个小时，到达北京已是次日凌晨。邱娥国是上午赶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在南昌就已经听说此事，所以一到住地，他马上就过来看望我们，连连说：“你们辛苦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得大家笑起来，感觉到他的诚意和温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次“历险”，让我后来差不多有三年没坐飞机。

推树过程中用时最长的是邱娥国事迹报告团的组织工作，尤其报告稿的撰写难度最大。五个报告稿差不多有十个人先后动笔，反复多次也不一定能过关。我负责的是邱娥国的儿子邱军钢的报告稿，由于儿子看父亲线条简单，加上我比较会写故事，写了三四天，在评审会上一读，稿子就过了。邱娥国的讲稿要求最高最难写，迟迟未能通过。报告团负责人、南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大保找到我说：“我知道你很为难，可是老邱喜欢你写的东西，你辛苦写一篇试试看，我给你调个单间住。”那时候为节约经费，普通工作人员都是住通铺，四五个人一间。我说：“不是住的问题。怕抹不开面子。”“工作我去做。”吴局长说。吴局长代表的是组织，本来这么定了就行了，不需要再说什么。没想到邱娥国亲自来找我，让我意外和感动。老邱说：“程峰，你写的文章朴实实在，能说出我的心里话，麻烦你再辛苦帮我写一下。”我说：“没问题，就怕写不好。”当晚吴局长果真给我安排了一个单间。我哪里睡得着啊！窗外满天飞雪，我在房间里躁动不安。稿子不是说写就能写的。我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前面的稿子，又找来笔记本翻看自己记录的邱娥国近期的一系列讲话发言，一宿没睡，提纲列出来天已经亮了。由于那段时间写字写多了，右手腕疼痛难忍，写不了字，一大早，我就请打字员一边打字，我一边口述，成稿后又作了修改。下午，由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主要领导参加的审稿会继续进行，我把我写的邱娥国报告稿读了一遍，大家提了些意见，就过了。后来到中宣部、公安部试讲，又进行了一些修改。1997年3月18日，邱娥国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顺利举行。

由于邱娥国比较喜欢我的写作风格，又有相同的当兵经历，共同语言比较多，有一段时间，领导要我兼做邱娥国的“临时秘书”，跟着他跑了不少地方。每到一地学习座谈交流，发言稿我不用写，他出口成章;需要题字、留言时，我会塞给他一张小纸条，那上面有我拟好的题词内容，他都会采用。

与邱娥国接触，你会发现他心很细，做事麻利干脆。他能照顾十多位老人，没有耐心细心是坚持不下来的。我还发现老邱吃饭很快，不声不响的，有时候大家才吃一半，他就吃完了，吃得干干净净，吃剩的骨头在盘子里摆得整整齐齐，就跟他做其他事情的风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