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卫荣

2012年以前，笔者对过云楼一无所知。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初从江苏昆山农村通过高考来到苏州，在此工作约30年的“半个苏州人”，从未听说苏州的过云楼这个藏书楼名字。2012年4月，从媒体上获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拍卖过云楼所藏包括宋版《锦绣万花谷》在内的179种、1292册古籍藏书，以成交价2个多亿人民币为江苏凤凰传媒集团竞得。当时媒体报道的重点是古籍拍卖，因此笔者并没有对过云楼存多少关注。顺便说一句，匡时拍卖公司还隆重推出“梁启超档案拍卖”的爆炸性新闻[1]，为此笔者从专业角度写了《从梁启超档案拍卖看〈档案法〉第十六条的修改》一文。

2016年，由沈慧瑛领衔的苏州市档案馆研究团队将过云楼藏书之外的，并不为社会公众所了解或认知的日记、家书等点校出版。她以《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二册相赠。本人在学校课堂上，将其作为档案文献编纂成果，向档案学专业本科学生作过展示和说明。由于自己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苏州地方史研究的从业者，只将此书简单翻过，未作细致阅读。

2019年7月，沈慧瑛将多年来研究过云楼日记、家书及其相关文献所得的成果，结集为《过云楼档案揭秘》一书，交由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近日，她将一册相赠予我。接受馈赠的当日晚上，展卷一览，便为其书吸引。独特的版式与装帧设计、略带神秘感的封面、与文字极为匹配的书画作品插页，都引人入胜，不负以出版书画等美术作品名世的专业出版机构之名声。笔者更在意的是作者对顾大澜、顾文彬、顾承、顾麟士、顾公硕、顾笃璜等过云楼数代主人（以顾文彬为重点）的行状描述、书画收藏过往、绅士圈交游、宦海际遇沉浮、儿孙教育及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梳理，表述凝练、准确，文字生动、流畅，意趣独特，可读性、可观性非一般书籍可比，作者堪称过云楼文化传承人。笔者尤为欣赏作者这种介于散文与论文之间的富蕴人文情怀与历史元素——辞章义理兼具的文体表达，捧起书来便不忍释手。由是书所引，笔者较为完整地了解了苏州近代史上顾氏这个著名文化世族，也第一次听到了“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领略了过云楼及其家族史的风采。“揭秘”者，乃是通过研读相对私密的日记、家书等，为读者描摹、呈现过云楼顾氏家族史、士绅交游史，以及作为一个以收藏名世的私家机构如何在有限的资源范围内俘获心仪作品，与卖家、买家斗法等曲折离奇的故事，当然还有隐藏在这些人物、故事背后的社会史。用两个晚上的时间，笔者将此书通读了一遍，自我感觉读有所获。

《过云楼档案揭秘》一书，除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所作序，及该书作者自作后记外，全书由《走进过云楼》《风雅真率会》《吴中七老自风流》《晚清士绅交游图景》《顾文彬与俞樾的交往》《顾文彬与秦缃业的书画交易》《傅增湘求书求画于过云楼》《有为青年顾廷薰》《汉玉钩室主人顾荥》《顾麟士的不了情》《谦谦公子顾公硕》等20篇文章组成。下面略述其中几篇的读后印象，以及由此书引发的有关档案馆如何调整档案文献编研工作方向的若干思考。

藏书楼之名过云楼由来。顾氏家族二代主人顾文彬取北宋苏轼“烟云之过眼，白鸟之感耳”句意定藏书楼名，寓意过云楼主人似苏东坡达观的人生态度。过云楼曾经过手、庋藏的名家书画、珍稀古籍，现今大多收藏于国内，包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这些过云楼藏品的“今生”与过云楼主人热衷公益、淡泊名利思想是十分切合的。1953年12月，怡园共有人顾公硕、顾笃念、顾炜等顾氏后人，秉持“藏私不如藏公”的理念，自愿将怡园捐献给国家。书中收录了他们为此事致苏州市人民政府的信函。这真让人为其家族后人无私高洁品德点赞。

过云楼主人珍爱的《花天跨蝶图》画作诞生记。过云楼之所以为人倚重，当然是其珍藏的数以百计、千计的书画、古籍珍品。顾文彬本人是诗词名家，也是甄别、鉴赏书画作品的妙手。他深谙书画之道，自己并不作画，而是将自己的创意、想法、设计思路交由专业画师完成。《花天跨蝶图》便是这种理念下完成的作品。此图前后共有两幅，分别交由画家董小苑和任薰绘制完成。对于董小苑版绢本《花天跨蝶图》顾文彬并不满意，认为“董公画笔尚嫩”[2]。在董小苑版完成26年后，他不惜奢付“笔资”重制任薰版《花天跨蝶图》。画面上，任薰遵顾氏之命绘制了60余位服饰、头饰、神态各异的仙女，顾文彬身跨巨蝶之上，踏着祥云，飞向仙界。任薰完全遵从贯彻了委托人的设计与创意。由此让人联想起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吴冠中的名言：笔墨等于零。任何艺术作品若缺乏内在的创意、思想及价值观，其作者便沦为工匠，其作品便不足观。

风雅真率会。苏州历史上作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举人才辈出的宜居城市，一直存在亦官亦绅的文化人小圈子。清季光绪年间，吴云、沈秉成（二人为苏州附近的浙江归安籍，即今湖州）、李鸿裔、勒方锜（二人分别为前任、现任苏州地方官，即苏松太道，驻太仓，后驻上海县衙）、顾文彬、潘曾玮（出自苏州贵潘一支，状元潘世恩之子）、彭慰高（苏州籍）七人，仿北宋司马光罢官回洛阳后与同道挚友成立真率会例，成立吴郡真率会。真率会旨在以私家园林为活动场所，轮流做东，吟诗作词，鉴赏书画，酌酒品茗，观戏听曲，博弈赏花，远离庙堂，良辰美景，優哉游哉，为这些文人士大夫闲适有品位的生活提供活动平台。通过对过云楼日记、家书等档案文献的梳理、研读，作者为我们栩栩如生地绘制了清代地方上层士绅交游、雅集图景。

张之万的苏州缘。张之万，直隶南皮人，清末名臣张之洞堂兄，道光二十七年（1847）状元。同治九年，出任江苏巡抚（驻苏州），开始与苏州及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结缘、交往。张之万本是一位丹青高手，任江苏巡抚仅一年多时间，便融入了顾文彬等人的苏州士绅文人圈子。第二年，升任浙闽总督，却未马上赴任，且在苏州一待就是六年多。苏州园林中最出名的拙政园是张之万的最爱，他在江苏巡抚任上与江苏布政使、满人恩锡等人以五千两银价格买下，作为八旗奉直会馆，园名仍袭拙政园。张之万与老母亲、弟弟张之京等人自抵苏城起六年多一直居住于此，直到光绪三年母亲去世、回原籍安葬，才依依不舍离开吴门。顾文彬在宁绍台道任上不得分身，张之万与其子顾承联系颇多，彼此借观书画赏析、求画、引首题跋者，家书、日记中反复出现，不吝笔墨。张之万特别喜欢娄东画派中四王之一的王原祁的作品，顾文彬之子顾承将过云楼藏品中王氏最好的作品借给他，令顾文彬不无担心，生怕借出的心爱之物有去无回。家书中有关这一段顾文彬心态的描写惟妙惟肖，一方面收藏者对自己中意的作品志在必得、自信满满、藏品“东南无出其右”的“炫富”心态毫无保留地形诸文字，另一方面，又怕自己的珍藏因出借而被人尤其是自己的上司盯上，遭人觊觎、落入他人之手，而日夜忐忑、辗转反侧，懊恼、窘迫感呼之欲出，能使人笑出声来。

清末、民国时期古籍收藏家傅增湘与过云楼主人求书求画过往。过云楼第四代——顾文彬之孙、顾承之子顾麟士柄持家族事务时，延续收集书画作品，开始关注宋元珍稀古籍。傅增湘（字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四川人）是国内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曾任教育总长。有人著文说，过云楼藏品中，书画可予人观赏，但古籍不愿共享，甚至秘不示人。虽说得绝对了些，但可能确实存在这种倾向。以世俗的眼光论，过云楼遗产中数以百计种宋元珍稀古籍的价值可能要高于书画藏品。档案现存有顾麟士与傅增湘三通未署明年份的书信，其中一封收入《过云楼档案揭秘》插图中，封套上直写“苏州铁瓶巷顾六老爷台启傅沅叔京师太平湖缄”字样。信的主要内容是：1916年傅在出任总长之前曾到南方访书、收集珍稀古籍，在顾府曾见眉州乡贤所著《续碑传琬琰录》和《龙川略志》二书，皆为宋本，后者著者为苏轼之弟苏辙。傅氏提请顾府割爱，或借观，或“携照象具”摄影复制，或抄录原书的要求，并且不惜重金从北京“觅得”“开化纸数十纸寄呈”过云楼，希冀顾家能请高手抄录一套以如傅所愿；还念念不忘顾麟士允诺的画稿是否已脱稿。但顾家一直没有松口。直到1926年，顾麟士才将请人抄录的《龙川别志》和《龙川略志》寄到北京傅府。随后，傅增湘为二书作跋：“宋刊本《龙川别志》《龙川略志》号为孤本秘籍。……是书为吴门顾鹤逸（即顾麟士，字鹤逸，行六）所得。辛亥以还，余数书往来吴中，因识鹤逸于怡园，获观是书，昨岁更影写一本相寄，将以入吾《蜀贤遗书》中”。多年来念兹在兹的珍稀善本到手，终于得偿夙愿。

顾文彬家族正式迁居苏州铁瓶巷宅第之前，先后辗转过多个居住地。顾氏先祖世居苏州桃花坞，乾隆五十四年后，顾大澜在南濠街（一段时间改称“南浩街”）盛家巷买屋另居；嘉庆十二年，顾大澜将本支从盛家巷搬到附近的由斯弄；道光五年，顾氏从由斯弄迁居闻德桥；道光十五年后，因家族布号生意接连亏损，经济状况下滑，“告贷者接踵于门”，不得不先搬到桐溪浜，第二年复迁于申衙前；在顾文彬外放期间，顾大澜独自将家搬到铁瓶巷（即今天过云楼陈列馆所在地）。直到同治三年（1864），顾文彬携家人重返苏州，买下原租住的房子作为恒产，定居铁瓶巷。自此，这里便成为顾氏大本营与顾文彬的终老之所。如是材料，没有作者经年累月的细细梳理、考订乃至实地寻访，岂能轻易获得？地名由于城市拆迁街道改造而失名，随意乱改而篡名，牵强附会而造名[3]等情况存在、蔓延，由斯弄、闻德桥、桐溪浜等独具地方特色的地名现已大多不复见，某种意义上说，作者还承担了弥补某些地名传承疏缺的功能。

由于职业的缘故，笔者特别关注作者能否对相关文献事无巨细地搜寻、钩沉，达至如民国著名学者傅斯年所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境界，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文献作梳理、解读及阐释，以推出结论。这两者便是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黄侃等人所探讨的“发现之学”与“发明之学”。

本人在高校从事档案学专业教育工作，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与多数档案学课程方向完全不同的档案文献编纂学。该课是档案学专业核心课程中唯一需大量涉及文献内容的，其取向本质上是文献学，明显有别于以管理学为目标的大多数课程。

2001年，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了一册由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所属档案馆委托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王仁宇编写的《苏州名人故居》。该书介绍在苏州出生或在苏州为官、生活的名人的故居，如潘世恩（留余堂）、沈德潜（教忠堂）、俞樾（曲园）、彭定求（南畇草堂）、吴云（听枫堂）、李鸿裔（网师园）、洪钧（桂荫堂）、盛宣怀（留园）、翁同龢（綵衣堂）等。笔者有一次在逛书店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本书。此书是典型的档案文献编研成果。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所属档案馆有较为丰富、系统且价值较高的苏州名人故居档案，较为详细介绍苏州名人故居的创意适时、适宜，将其作为编研选题可谓得其所哉。苏州本地市民对苏州名人、故居及相关故事大多不甚了了，遑论外地游客或外国游客。苏州是一个闻名世界的旅游城市，包括名人故居在内的风景旅游点等旅游资源富集，对苏州历史文化有一定了解、关注需求的本地市民或外地、外国游客，此书一定会为其所青睐，定会有一定市场。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该书发行量较大。稍有遗憾的是，此书并非为档案馆工作人员自己完成，而是委托他人编写的。

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档案系统大规模开展的档案开放、编纂工作，各地档案馆所藏价值较高的档案文献陆续得到公布与出版。业界都知晓，这主要是为专业人员服务的，对象无疑是少数人。近年来，档案界的理念也在不断调整，如何将档案编研工作的服务对象由小众转向大众，扩大档案编研成果的受众面，使档案馆成为名副其实的能提供一定公共文化产品的文化事业机构，档案工作者在不断思考、探索。《过云楼档案揭秘》《苏州名人故居》二书为档案部门的编研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与示范。它们还预示着档案编研工作的一个发展趋势，即以传统的原文编纂为主，逐步转向以原文编纂与非原文编研并重，甚至不断向非原文编研方向拓展为主的形式，也意味着档案馆的编研成果需兼具专业性和普及性的特点。就以上述二书为例，前者专业性要强于后者，且兼具普及性，更具可读性，书中选录的包括人物像、日记、家书、信札、手稿、画作、题字、匾额、书影、名刺、捐献书等70幅插图与该书正文文字十分贴合，互为支撑，给人以身临其境、赏心悦目、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现场感强烈。前者的研究性也要大大优于后者。这种形式的文本才真正贴近普通大众尤其是某些文史爱好者或半专业读者的阅读心理訴求。这类介于散文与杂文之间的言之有物的文体特别适合于作为档案编研成果的呈现载体。后者则完全属于大众读物，汇与编是其主要目的，但大众读物往往受众面更广。不同材料（数量、质量、内容涉及面及难度、深度等不同）的选题可能带来成果形式与类型的差异。

信息时代来临，人们接收信息服务的方式为集成化，内容偏好已由宏观转为微观，编研成果形式的多样化，阅读能否便利如可视化、动漫化等，都将成为今后影响档案编研工作及其成果评定、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期待有更多的《过云楼档案揭秘》这样的档案编研成果。

*本文为国家档案局“江苏省苏州市档案馆2019年民国档案文件目录采集服务”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媒体报道“梁启超档案拍卖”新闻后，曾引发社会质疑。20世纪80年代梁启超后人毫无保留地将梁启超留下的手稿、书信、图书等文献无偿捐献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社会上怎么还会有“梁氏档案文献”存在？事情稍有蹊跷，实乃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致。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后人手上确实还存有源自梁启超的书信、手札等数量不小、价值不菲的“梁启超档案”。此次拍卖的标的物便是梁启勋后人所托。

[2]沈慧瑛：《过云楼档案揭秘》，古吴轩出版社，2019年，第16页。其他未注明引文均源自此书相关篇目。

[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全国各地改名之风越刮越烈，苏州周边的一些乡镇不少颇具地方特色、历史信息丰厚的地名被废弃，如陈墓改锦溪，陆墓改陆慕，简直不知所云。把徽州更名为黄山市也不为历史地理学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