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文章创作方面，刘勰十分重视创作主体先天的“才”与后天的“学”。《事类》篇属于《文心雕龙》创作论部分，主要关注创作主体各方面的条件对于文章写作的影响。《事类》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对文章写作的影响：刘勰眼中的创作主体与客体;创作主体的才学;对创作主体提出为文的原则，以及关注创作主体原因。

关键字：刘勰;创作主体;文心雕龙;事类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具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写作理论专著。林杉先生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中说道：“比较起来，‘作文法则’‘写作指导’‘文章作法’之说似乎较为妥贴，而少有歧义。不过笔者意欲将‘作文法则’‘写作指导’‘文章作法’合三为一，统称之为‘写作理论’，这不仅是‘名理相因’，有较强的概括性，而且也更符合《文心雕龙》实际内容和学术层次的高度。……《文心雕龙》是一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典型的写作理论专著。这个判断和结论，没有古今之分，也没有广义、狭义之别，一切类型的文章的体制、规格和源流，一切写文章的规律、原则和方法，一切文章的风格、鉴赏和批评都包容于‘写作理论’之中，似乎不再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之瑕了。”[1]16作为一部写作理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写作过程中对于创作主体的重视值得关注。本文从《事类》篇出发，对刘勰关注创作主体方面进行分析。

一、刘勰眼中的文学创作主体与客体

在刘勰眼中，文学创作的主体是进行文学创作实在的人，而文学创作的客体是自然景物与社会生活。陆机在《文赋》中提到过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创作的构思主要依据自然万物的变化，即“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2]20。刘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层的探讨与阐述，在《物色》篇中写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3]426—427他提出文学创作的基础是感“物”，这里的“物”与《原道》篇的“无识之物”[3]28、《神思》篇的“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3]271，都指的是自然景物或事物。至于文学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物色》与《神思》篇都有所提及，“物色之动，心亦摇焉。”[3]426“物以貌求，心以理应”[3]278。刘勰认为人们的思想感情会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带着自己的感情去体会万物，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即“写气图貌，既随物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3]427刘勰在《神思》篇中写道：“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3]272，强调人的生活阅历，彻底观察然后更好地运用文辞。由此可见，在刘勰的思想中，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物”是基础，但“人”却是主导。

刘勰在文章中对“事类”做了明确的说明。“事类”这一称谓很早就出现了。《韩非子·显学》：“夫祸知盘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4]1077这里的“事类”指的是同类的事。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开篇写道：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徵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3]355

在这里，刘勰对“事类”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其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略举人事”;一是“引乎成辞”。刘勰所说“人事”亦称“古事”，并且对于所举“人事”有一定的要求。创作主体在写作时所引用的古代“人事”必须是真实发生的，虚构的故事不能算作“事类”之列。“成辞”亦称“旧辞”，创作主体所引古书或者古人的言辞也必须是真实存在的，任何虚假言辞的引用也不能称为“事类”。

之后，刘勰在《事类》篇中论述了创作主体“才”与“学”的关系，并对创作主体提出“博约精核”的用事要求，这都体现出刘勰对于创作主体的重视。

二、刘勰关注创作主体的“才”“学”

《文心雕龙·事类》：

夫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狭，虽美少功。[3]357

刘勰认为“文”“才”是从人的先天本性生发出来的，就像生姜和牡桂生来就带有辣味一样，而学问是靠后天的积累和汲取。创作主体要想写出“文采必霸”的文章，必须做到“才为盟主，学为辅佐”。缺少“文”“才”就会在言辞运用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完全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缺少学问，就会在引证事义方面感到困顿艰难。曹操评价张范的文章拙劣，就是因为他摘取崔骃、杜笃的话语成文，却不知出处，以至于暴露出浅陋寡闻的缺点。总之，如果创作主体在“才”和“学”任何一个方面有偏颇，所写的文章将会陷入“虽美少功”的境地。

刘勰在《风骨》篇中指出：“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3]287刘勰引用曹丕《典论·论文》的观点，认为创作主体的气质决定文章的气质，这种气质无论清浊、阳刚都是由作家先天禀赋所决定。

另外，关于“才”“学”在《体性》篇也有所论述：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故辞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3]279

在这里刘勰提出了构成创作主体素养的四个要素，即“才、气、学、习”。刘勰认识到文章的创作来源于创作主体内心的“情”和想要阐发的“理”。然而人的才能有平庸和杰出之分，气质有刚强和柔弱之异，学识有浅薄和渊博之差，“习”尚有雅正和浮糜之别。这些都是由先天的性情所决定，并受到后天的陶冶感染。每个创作主体都按照自己的性情进行写作，他们的文章就像他们的长相一样各有特点。他又提到：“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3]283“习亦凝真，功沿渐靡”[3]284。后天的学习在开始就要慎重，就像制作木器和印染丝绸，功效都是在最初显现。后天的学习可以培养纯正的气质和文风，但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看到功效。

刘勰从创作主体出发，不仅关注他们先天的“才”和后天培养的“学”，还理性地探讨了“才”“学”的辨证关系，以客观的态度分析评价“才”“学”对于创作主体的重要意义。

刘勰对创作主体提出为文的原则。

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明确提出“用事”的原则：

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幅辏，表里发挥。[3]359

刘勰明确提出“博，约，精，核”的“用事”原则。首先要做到“博”，“博”是“用事”的基础。就像刘勰所说，仅一张狐皮制作不了一件温暖的皮袍，要想用鸡脚来填饱肚子恐怕需要几千只。创作主体想要丰富自己的才力，写出好文章，就要阅读广博，积累丰富的材料。创作主体从何处汲取养料呢？刘勰也为创作主体指明了方向——经史子集。《事类》：“夫经典沈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3]359刘勰认为经书的内容深厚，书籍浩如烟海，是保存各家学说的宝库，是展示各种才思的园地。创作主体从古代的文学典籍中汲取养料，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恰当的运用，为写出好的文章打好基础。另外，在《神思》篇中刘勰还提到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3]272，也强调了积累、博学的重要性。

如果说“博”是创作前的准备，那么“约”与“精”便是创作时的实施原则。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击缶。”[3]359这短短两句，便把毛遂迫使强大的秦国与赵国歃血为盟、蔺相如迫使秦王为赵王击缶的故事呈现在眼前。此处对事例的引用，既合理又抓住了要点，显示出刘劭对赵都邯郸的赞美与自豪之情，就像车轴上的铁键，虽然体积小但是作用大。

“核”指的是创作主体采拾整理的材料必须翔实。《文心雕龙·事类》：“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暇。”[3]360凡是引用典故得体，就与从作者自己口中说出来的话没有什么两样;要是典故用错了，虽然经过千年也还是毛病。就连曹植这样的大家也有用错典故的时候，他在《报孔璋书》中说;“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在《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5]47。可见葛天氏的乐曲唱和的只有三人罢了。

刘勰不仅在《事类》篇中提出“用事”需“博约精核”，在“创作论”其它篇中也提出了一些创作主体为文的要求。《神思》云：“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3]272这是驾驭文章的首要方法，也是谋篇布局的要点。在《通变》篇提出规划文章纲领要“宜宏大体”;在《定势》篇中提到创作主体写文章要“文辞尽情”;在《声律》篇中谈到创作文章感情应深远、音律须浅近。刘勰认为文章的写作不仅要靠作家的才学，也要遵循一定的写作原则，这样才能写出文思灵敏的文章。

三、刘勰关注创作主体的原因

在《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目中我们都能看到刘勰创作此书的目的。《序志》篇：

而去胜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3]464

梦境中的彩云和孔圣人使刘勰想到儒家经典的博大精深，想要领会圣人的智慧，就要对儒家经典进行注释，而这些工作没有比东汉的马融和郑玄做得更好的了。但是圣人的时代已经远去，文章的體制遭到破坏，作家追新求奇，为了使创作主体写作回到《尚书》所倡导的“贵乎体要”“宜乎于要”，避免“恶乎异端”，回到正道上来，刘勰开始了《文心雕龙》的写作。

刘勰在其它篇中也对一些错误的文章进行了说明和批判。在《指瑕》篇中，他指出无论是工巧话语中的毛病，还是拙劣文辞中的问题都容易发现，且例子数不胜数，他略举了四种：

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

……

崔瑗之李公，比行于黄虞，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然高厚之诗，不类甚矣。[3]380

连陈思、左思、潘岳、崔瑗这样的大家在使事用典时都不可避免的犯错误，更何况其它人。

另外在六朝时期，社会上兴起使典用事的潮流，文人们推崇博闻强识。钟嵘在《诗品·序》中说道：“故大明、泰始中，文章同书钞。”“词不贵奇，竞须新事。而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6]309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事类》中也说道：“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汉书》可见”[7]183。据此可知，当时的“用事”情景颇为壮观。但是用事也有两面性，运用得当则以古事抒今情;运用不当则谬误丛生，千载而为暇。

刘勰在《原道》篇中指出：“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3]27可见刘勰把人放在天地核心的位置上。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正确使事用典取决于创作主体的才学。所以刘勰关注创作主体，对他们提出为文要求，以期提高文章水平，改善求奇过甚的社会风气。

总而言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关注创作主体的研究方法具有巨大的前瞻性，他看到了创作主体各项素养对于写作活动的决定性作用。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一切的行为活动都由创作主体来实施。因此，创作主体的才能、知识、气质等素养都会决定着文章的质量，值得被关注和重视。这对于创作主体来说，无疑是更高的为文要求。

参考文献：

[1]林杉.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

[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刘勰.文心雕龙[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4]张觉.韩非子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张双棣，等.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张明月，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