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文“忧郁”的英文对应词“melancholy”到18世纪80年代才首次出现，但是追溯其字源，我们会发现它的希腊“血统”——黑胆汁的古老定义，它与其他三种体液（血液、粘液和黄胆汁）一起被合称为“四体液”。作为一个臻于完美的医学和哲学体系，“体液学说”支配了西方整个心理学、生理学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同样，它对西方文学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忧郁;黑胆汁;悲剧;莎士比亚

忧郁（Melancholy）在西方观念史上肯定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观念，也是一个考察观念相生和互联的有趣话题。Melancholy一词虽然直到18世纪80年代才首次出现，但它所蕴含的“抑郁、忧伤、郁结”等含义一直伴随人类的成长，甚至还被视为很多艺术创作的精神源泉。《牛津词典》在对其解释时，除了常见的“沮丧、焦虑情绪的心理疾病”外，还有一层含义：历史上对“black bile”的另一种说法。“黑胆汁”（希腊文μέλαιναχολή、μελαγχολία，拉丁文atra bilis）的术语相当复杂，最早是古希腊医生用来描述一种体液的名称，虽然人的身体中其实并没有这样一种体液，然而这种不存在的体液却和其他三种体液（血液、粘液和黄胆汁）一起发展出一套臻于完美的医学和哲学体系，并且支配西方整个心理学、生理学长达两千多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原本属于医学领域的学说又一步步和自然中的元素、古代神话故事中的形象、占星术中的行星相结合，并在文艺复兴时期掌控人的性格气质，进而变成区别天才和普通人的关键因素。因此，“忧郁”这个医学概念与西方思想史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

忧郁作为西方文学中最正统的情调，这种不幸早在古希腊神话中就得以体现，正如《俄狄浦斯王》吟诵的最后那句诗歌：“在他去世之前不考虑死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曾总结道：古希腊人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来用叙述法;借引起憐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陶冶”一词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被各种学者引用并作出不同解释，但亚里士多德很明显是借用了医学方面的术语，其来源就是西方最古老的医学理论——“体液学说”（humorism）。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人体蕴含着四种液体，即血液、黄胆汁、粘液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在人体内部达到一种既定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引发癫痫、狂躁、忧郁等疾病;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甚至还会导致痴呆或疯狂。古希腊的医生试图站在更广阔的宇宙背景来理解疾病的原理，这套理论慢慢发展壮大，开始与气、水、火、土四种元素，热、冷、湿、干四种体质以及四季结合起来，形成类似中国“五行”学说一样的复杂体系。其中，体液的数量比例决定了人的个性气质，当体内黑胆汁偏多时，这个人就是“忧郁质”型。这套理论流传至古罗马时，体液与性格之间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公元2世纪的名医盖伦（Galen）留下了大量著作，他对古希腊的医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概述，也使“体液病理学”得以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延续。柯瓦奇（Joseph Kovac）和墨菲（Gardner murphy）在《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中谈到《希腊罗马名人传》时，认为普鲁塔克（Plutarch）或许是最早直接接受体液学说的作家，因为他在撰写时可能利用了体液学说来猜测和描述书中这些政治家、演说家和军事家的言行举止和心理过程。

虽然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对体液学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盛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其缺乏科学性，如果用作个性依据的话，无法深刻认识和揭示更加完整丰富的人性。但平心而论，这个学说的出现其实是一项对个性研究的重要突破，因为它的前提首先是承认人体的客观存在性，尤其是它对个性的解释，大部分基于希波克拉底学派这些古希腊罗马医生的可靠临床观察，而非脱离实践经验的非理性认知。所以，它在当时深入人心的影响力也就不难理解，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体液学说面临着更加复杂的背景。西方占星术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古代文明发展出来的星象知识，希腊人在公元前5世纪将他们神话中诸神性格和天上的星星联系起来，但在公元5世纪，欧洲的政治和宗教环境几乎彻底终结了占星术的运用。直到12世纪开始，西方才重新对占星术产生兴趣，当时许多贵族都会雇用占星术士来察看星象，为自己占卜命运。而古典的气质学说也在这个时候同这种越发流行的星宿力量相结合，至此，体液学说将行为、情感、个性和气质特征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极为精密的体系。单就性格而言，四种液体体现出不同的特质和倾向：血液属于多血质，乐观开朗、多情博爱但易灰心，轻信他人;黄胆液属于胆汁质，个性易怒暴烈，容易妒忌报复;粘液质的人稳重，但怯弱胆小，愚钝呆笨;黑胆液质的人情感细腻，容易抑郁，多富有才华，为人吝啬。抛开一些特殊情况，不同程度的四种体液在人体中的交汇最终生成个人性格。当菲奇诺（Marsilio Ficino）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占星术中的土星理论融合在一起，形成忧郁观念的全新阐释后，一种有关艺术家理性而诗意的忧郁观念诞生了。由于忧郁与天才之间的新关联，欧洲出现了一股忧郁热潮，尤其是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忧郁甚至成为与众不同的高贵标志，体液学说也很快被运用到描绘心灵和性格的文学写作中。

16世纪的英国打败西班牙，取得海上霸权地位，民族精神不断高涨，而戏剧也跟着出现空前的繁荣。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在1598年上演了一部名为《人各有癖》的喜剧，首次使用“体液”这个词，而剧中四个主演则以人物性格类型化的方式分别表现四种体液所代表的不同气质。他在第二年继续写了相同系列的《人人扫兴》。在“体液一词正变得时髦起来”的伊丽莎白时代，这种所谓的“体液喜剧”（Comedy of humors）开始风行。随着体液理论在戏剧创作中的发展，人们对性格的理解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这也使得剧中角色的性格更加完整丰富，也更为独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说完全做到了这点。有人做过统计，莎士比亚一生共写了28部戏剧，其中历史剧10部、悲剧10部、喜剧13部、传奇剧5部。台本中出现了大量意为“忧郁”的词语，仅Melancholy一词就出现了70次。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创作中融入了大量体液学说，我们往往会看到主角因体液失衡形成不同的气质特点，但这些性格气质相互之间又有合乎逻辑的联系和发展，因而“每一个单独的人”成为“同一类性格中的每一个单独的人”。以莎氏经典悲剧《哈姆莱特》为例，哈姆莱特的性格特质是不断转变的。全剧开始时的哈姆莱特是一个开朗乐观的王子，呈现出典型的多血质特征，父王被害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幸导致他身体的体液紊乱，从而由多血质转变为忧郁质，他变得愤世嫉俗、言辞谵妄，最终转向悲观虚无的宿命论。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哈姆雷特是一个典型的homo melancholicus（忧郁之人），而且他从对个人的、单一的忧郁上升至对国家的忧郁，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忧郁，最终成就了莎氏悲剧艺术的巅峰。

二十年后，我们在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出版的《忧郁的解剖》一书中读到了更多关于忧郁的特征。《忧郁的解剖》在历史上拥有褒贬不一的评价，这本“有特色的散文作品”闪烁着智慧诡谲的色彩，收集了奇闻轶事、妙语名言和五花八门的素材，内容涵盖了政治、宗教、历史、社会学和科学等多方面，最后以对文艺复兴时期忧郁的经典描写谋得西方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称此书只是“把五花八门、浩如烟海的精深学问堆砌了起来”，虽有失偏颇，但也说明其文字的生动有趣远远超越了枯燥的医学类专著。本书的作者罗伯特·伯顿，一个性情古怪的书痴，少与人交往，一生埋首书中，用了大半辈子完成了这本被比喻为“一座从古代到十六七世纪各种知识的宝库”的精粹之作。全书共分三部分，提綱挈领的讽刺前言与和第三部分最脍炙人口。他在开篇那段冗长的《致读者》中回答了三个问题：他为何要写这个主题，以及笔名与书名的来历。原因是他本人就是“寂寥寡欢，人们怀疑他要自杀”的抑郁者，写忧郁实则是为了逃避。虽然他自言写书意图是为自赎，但是透过那些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和眼花缭乱的引经据典，我们会发现深藏在表象下作者的无奈与愤懑。这本大部头著作并不仅仅只是收录各种五花八门素材的编选集，他对忧郁的原因、症状和治疗方法的探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对变态心理学研究日益增长的兴趣。但这种与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相联系的心理病理学终究日渐没落，很快他就被历史的尘埃掩埋，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重新被人想起。

体液学说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2000多年间出现的新含义和解释不断补充到古老的定义中，与其说是新陈代谢，倒不如说是新老并存的共生关系。随着以化学实验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的发展，将不存在的“黑胆汁”作为病源的体液学说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最终落下了帷幕。而伯顿的《忧郁的解剖》是汇集西方千年以来关于忧郁（体液）思想的璀璨篇章，同时也成了这种学说的绝响。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戏剧论纲[M]. 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余凤高.解剖刀下的风景：人体探索的背景文化[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3]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悲剧集[M].朱生豪，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4]汪榕培，王晓娜.忧郁的沉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伯顿.忧郁的解剖[M]..冯环，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陆艳艳，博士，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