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安迪

我在广州一家医院工作。和很多人一样，我听着九十年代的摇滚乐长大，但也和很多人不一样，因为我用音乐这项爱好，赐予了自己“第二人生”。

成立六甲番

2007年，对我来说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年。我大学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在工作的选择上，我是一个保守的人，但在音乐这件事上，却“折腾不休”。经过四年的准备，2011年，六甲番乐队正式创建。

学生时代玩音乐，更多的精力都放在重金属音乐的创作上，觉得哐哐当当有力的声音，才能代表音乐人的独特和酷，直到长大以后，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这个想法开始有了改变，我要出去全职做音乐。

离开潮州前的那天，妈妈说，我这辈子也没有女儿，你又出那么远的门，你看看你现在，说话的样子也不像潮州人了，怕是以后你也不会再回来，我就帮你扎一次辫子吧，就像女儿出嫁一样。所以，就有了后来《伊莎贝拉》这首歌。

“那天早上天没亮他们就收拾好行李，一个吹着口哨一个背着吉他。他妈妈说我这辈子也没有女儿，你要出远门就让我给你扎辫子吧。她说，孩子啊，如果不好你就回来，家里至少有一间铺子两老和三间破房子。伊莎贝拉～伊莎贝拉～伊莎贝拉～伊莎贝拉～”

这首歌讲的是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他们离开家乡，出来打拼时的状态，更多地饱含了对家人和故土的思念。

在家乡生活太久，很难看到它的美丽，自以为一定要离开故乡才会有所成就。但真正离开以后，会发现小时候玩耍的田野，突然有一天变成了工厂;儿时的玩伴，好像也很难再有联系，很多东西来不及你去想，不知不觉中，就没有了。

梦想照进现实

1993年夏天，十岁的我，躺在宽大的凉席上，放音机里传来Beyond乐队的《光辉岁月》，音符夹杂着磁带滋啦滋啦的声响，堆砌出一个潮州少年的摇滚梦。

2001年，开始上高中，十几岁，正是自我意识启蒙的时期，想成为摇滚明星的梦想已经难以遏制，对拥有一把自己的乐器便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欲望。几次三番都没说通父母，我便在一个偶然的周末，去跟奶奶要钱。没想到她就那么轻易地答应了，我便拥有了人生第一把木吉他，虽然很便宜，但我特别宝贝它。后来，我又在奶奶的支持下，报了吉他班，就这样，那个夏天，我得以偷偷而兴奋地学了一个暑假的音乐。

从那以后，对音乐的认识好像有了质的飞跃。以前，我只是简单地学着别人歌曲旋律哼哼唧唧唱几句，但当我学会了看谱，就像是一个原本只会在岸上打腿的孩子，突然学会了游泳并拥有了整片海洋一般，对音乐，也开始尝试自己扒谱、听solo，或是跟着别人的歌学、自己尝试去写。然后组建乐队。

几年下来，我和团队伙伴挤各种业余时间排练、写歌，去各地巡演，大大小小的成绩获得过不少，《伊莎贝拉》这首歌，就进入过豆瓣音乐一周单曲榜第四位。2016年，我们被《通俗歌曲》评为中国十支值得期待的摇滚乐队，六甲番的身影出现在越来越多的音乐节、Live演出上;去年，北京一家很不错的音乐公司想要和我们签约，但在“可能会红”面前，我们还是犹豫了。

用歌词复原潮州印象

逐渐频繁的曝光，让我开始思考，我做音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玩重金属、玩摇滚乐，竭力嘶吼图一时之快？或者接更多的演出，像同一时期唱《易燃易爆炸》的陳粒那样迅速走红？我觉得都不是，离家那天，母亲的那句“你看看你现在，说话的样子也不像潮州人了。”又出现在耳畔，那一瞬间，我的灵魂像是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下，我一定要用音乐留住潮州文化。

曾经也有人评价说，六甲番的作品太小众、听不懂，为此我专门分析了我们音乐的受众，我发现，不管是音乐平台关注我们的人，还是买我们的演出票的人，其中很大一批是骨子里怀旧的人，也有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一些研究乡土文化的学者，这足以让我印证作品的价值。文化，不仅仅只是那些字母的音韵变化，它们沉淀着祖先的文明，展现了别样的美丽。所以，在离开潮州多年后，为了能够坚守曾经想要用音乐留住文化的决定，我们还是选择静下心来好好写歌。

如今，我的本职工作和音乐创作平分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我正计划出一张专辑，然后写一本书，通过文字、音符，以平凡人的视角，写出现代社会人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