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李斌 梁文倩

摘要： 《论语》蕴含着丰富的纺织服饰信息，但纺织服饰史学界很多解释出于礼仪角度来审视，对于技术和纺织服饰文化的角度的检审相当缺乏，导致一些错误的解释盛行。通过文献研究和结合相关的纺织服饰考古，研究认为：《论语·八佾篇》“绘事后素”中“素”乃后素、绘通绣;《论语·公冶长篇》中“束带立于朝”是束大带立于朝，示官宦。同时裘非华夏乃至汉族的鄙夷之物，而是其推崇之物，皆因未对“旃裘”作出正确的解读。黼冕、缊袍分别代指帝王、贫却不困之士的礼服;《论语·雍也篇》中“质”与“文”分别指代衣物上的地组织和花组织，不宜做过多的引申;《论语·子罕篇》中麻冕用工、用时多于丝冕，皆因古人对冕的织物密度的三十升布标准要求所致。此外，纺织度量与中国丧服礼制有着密切关系;君子穿衣搭配都有一定之规，无一不体现中国古代颜色观、礼制，但又不失其家居性。

关键词： 《论语》;纺织;服饰;考辨;儒学

中图分类号： TS941.19;K892.2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19）02-0096-06

引用页码： 021304

Abstrac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ntains abundant information on textiles and costumes. The explanations made in the circle of historical science of textiles and costumes were out of politeness in most cases， and reviews from the angle of technology and textile and costume culture were seldom made. Thus， misinterpretations prevail.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he related archaeology of textiles and costumes， it is found in this study that the “su” of “hui shi hou su” in Ba Yi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referred to “hou su” and “hui” was equivalent to embroidery; “a man in belt standing in royal court” in Gong Ye Chang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as a high-ranking eunuch in decent belt; Qiu （fur coat） never was inferior goods in Huaxia and even the Han nationality， but fancy goods， which has been being misunderstood; “Fu Mian” and “Yun Pao” referred to emperors and poor scholars respectively; “Zhi” and “Wen” in Yong Ye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referred to ground texture and pattern texture of clothing respectively， and it is inappropriate to make extension too much; according to Zi Ha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labor and time spent on making hemp crowns were mainly consumed by silk crowns making， because the fabric count of crowns was required to reach 30 “shengs” in ancient times; besides， textile measure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mourning apparel etiquette; decent people followed certain rules in dressing， which all reflect the views on color and etiquette in ancient China，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leisure style.

Key word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extile; dress; textual research; Confucianism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专著，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儒家先贤、大儒们的重视和注疏。《论语》中的相关信息涵盖著书时代的方方面面，从思想史来看，它有治国平天下之表述;从礼仪史來看，它有复周礼之决心……从纺织技术史来看，它蕴藏着大量纺织服饰的相关信息。而这些相关信息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考据，以致多被当下一些文化界甚至纺织服饰界的研究者所误解，其观点流传甚广。思之甚为憾事，所幸古人关于《论语》之注疏世代累积，可为我辈研究提供大量的考辨信息，故撰文以补遗阙。

1 前素与后素、绘与绣之辨

《论语·八佾篇》第八章有：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对于“绘事后素”，一些学者直接解释为“绘画先有白地子，然后才画上画。”[1]即“绘事后于素”，也即先素说，此说出自朱熹，《论语·八佾篇》朱注：“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另一些学者用“绘事后素”解释《考工记·设色之工》中的“画缋”（这些学者认为画缋是局部染色），认为“绘事后素”是“当时的画工已经知道，图案背景的洁白可以凸出花纹，加强效果，因而，必须在上色彩后再画白色花纹加以衬托”[2]。即“绘事后再素”，此说来源于郑玄，《考工记》郑注：“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论语·八佾篇》“绘事后素”郑注：“绘，画文也。凡绘事，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3]

笔者认为此二种解释有待商榷。其一，关于“绘事后素”之“后”的解读，笔者倾向于第二类学者的观点，但笔者只认同郑玄的相关注解，即“绘事后再素”，而非全部认同郑玄的观点和第二类学者的观点。笔者之所以认同郑玄“绘事后再素”的观点，在于《考工记》郑注中将素解释为白采，这与“素”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一致。“素”在《说文解字》中乃是“白致缯也”，是作为一种白而细的丝织品的代名词。笔者认为此处的“素”并非白色的质地，乃是绣白色的丝线，即郑玄所谓“白采也”。其二，关于“绘”，笔者认为并不是绘画之意，既不赞同郑玄也不赞同朱熹的观点——二者都有绘画之意。这是因为古今文字之变，古者缋训画，绘训绣。譬如《说文解字》：“绘，会五采绣也。”所谓“会五采之绣”是指用五种颜色的绣线进行刺绣[4]。

2 身份象征之辨

《论语·公冶长篇》第八章有：“……‘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古今儒家学者多释“束带”为“整饰衣冠，表端庄”，因为清代考据学者刘宝楠（公元1791—1855年）的《论语正义》中解释有：“带，系缭於（于）要（腰），所以整束其衣，故曰束带。”对于“束带”的解释当下各版《论语》中的解释多为“穿上官服”[5]，这从大体上来看是正确的，但着重于细处，却是对中国纺织服饰文化不甚了解，不利于传播纺织服饰文化。

带，乃是中国古代一种腰饰。在唐代以前官服等级体系——如官服的颜色、补子的纹样等——还没有形成之前，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区别尊卑，特别是大带（图1）。《论语·公冶长篇》第八章孟武伯问仁中的带即是大带。所谓大带，最晚在东周已出现（图2），它是用丝帛裁制成条状的朝服腰饰之一。士宦阶层朝会时系于腰间，由后绕前，于腰前缚结，结束后将大带多余部分垂下，下垂部分称为“绅”。绅的长短与地位高低呈正比，以示尊卑。此外，色彩、材料、装饰等根据地位不同均有规定，可从《礼记·玉藻》中得到印证：“天子素带，朱里，终辟;（诸侯）而素带，终辟;大夫素带，辟垂;士练带，率，下辟;居士锦带;弟子缟带。”[6]

《论语·公冶长篇》第二十六章有：“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又《论语·雍也篇》第四章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正因为有这两个表达，后世将“乘肥衣轻”“乘肥马，衣轻裘”变成了奢侈生活的代名词。而西汉元帝（公元前48年—前33年）时黄门令史游所作蒙学课本《急就篇》中有：“旃裘蛮夷民。”[7]旃通毡，乃是一种毛制品，通过物理加压、加湿将兽毛加工成片状物。裘是指毛在内、皮在外的一种皮服。因此，有些学者将旃裘两字分开，解释“旃裘蛮夷民”为“毡、裘、的使用是不文明的蛮夷所为”。根据这些学者对《急就篇》“旃裘蛮夷民”的解读，会使一些学人包括曾经的笔者在内都有这样的疑问：既然裘是华夏文明（其后发展成汉文明）所鄙视的蛮夷民穿戴之物，那么一生强调“克已复礼”、崇尚周礼的孔子会让他的学生公西华（文中的赤）去穿戴吗？这确实让人费解，到底是《论语》错了，还是《急就篇》错了？其实认真分析“旃裘”两字的含义，即可得出合理解释。“旃裘”两字不能分开解释。其原因有二：一是《急就篇》中“旃裘蛮夷民”一句中“旃裘”后面“”二字作为一个词使用，颜师古注：“，胡履之缺前雍者也。”即露出脚趾的皮鞋。《急就篇》是蒙学，字句强调对称并列，因此“旃裘”与“”是并列两个词。笔者认为“旃裘”应该是指毡衣，毡子本身制作粗糙、味道较重，所以毡衣才让华夏文明所鄙视。二是《周礼》中记载天官有司裘之职，出现这一职务则说明周代官僚体制中的制裘有着重要的政治或经济目的。而“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献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献功裘，以待颁赐。”则说明在周代政治体系中皮裘作为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和手段，维系着整个等级体系，因为它作为周天子祀天和赏赐诸侯臣下必备之物[8]。此时裘的华服形制和质量绝非少数民族的裘服、旃裘所能比。笔者认为华夏文明及其后的汉文明从来就没有歧视过裘服，甚至被大用，不然不会有华夏文明始祖伏羲“冬裘夏葛”的记载。认为华夏民族歧裘的观点可能源于《急就篇》，且有把“裘”与“旃裘”未作区分之误。

《论语·泰伯篇》第二十一章有：“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其中黼，乃是一种纹样，后世作为天子礼服上十二章之一。其纹样为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取能断意。一说白，西方色;黑，北方色，西北黑白之交，乾阳位焉，刚健能断，故画黼以黑白为文。此处黼则代表天子礼服。冕则指天子礼帽。黼冕则代指天子的祭祀服饰。

《论语·子罕篇》第二十七章有：“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其中缊袍夹层中的填充物值得回味。所谓缊袍乃是一种衣长过膝的中式服饰，袍内纳有乱麻或絮旧绵（指丝絮）以御寒。华夏族甚至南宋之前的汉族地区并没有植棉，所以缊袍夹层中只能填充麻絮或丝絮。缊袍为贫困者的礼仪性服饰，特指贫困但又不失其志之人。《论语·先进篇》第五章有：“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这一句被后世编辑成《二十四孝·单衣顺母》。而“单衣顺母”的故事多被编辑成：“周闵损，字子骞，早丧母。父娶后母，生二子，衣以棉絮;妒损，衣以芦花。父令损御车，体寒，失纼。父察知故，欲出后母。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9]春秋时期华夏地区居然有棉，这是否是笔误，将“绵”写成“棉”，抑或根本就是编撰者在胡编，導致当下很多视频一再沿用其错。无独有偶，在一些博物馆中经常也可以看到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袍服下面标注“棉袍”，这显然也是错误的。

3 质与文之辨

《论语·雍也篇》第十八章有：“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于这一章的解释多数《论语》注释本将“质”释为质朴、“文”释为华丽的装饰、“野”释为粗俗野蛮、“史”释为言辞浮夸的史官，因此这句话的解释为：“质朴胜过了文采，便像（不开化的）乡下人显得粗俗野蛮;文采排挤了质朴，便像言辞浮夸的史官。文采和质朴配合恰当，才像个君子。”这样的解释非常精彩，但不过是后世对孔子言论的注释和拔高而已，并非孔子本意。孔子在这章所谈只是君子的着装，其原因在于“文”在东汉时期的字典《说文解字》中没有华丽的装饰之意，更何况在此之前的春秋时期。《说文解字》释：“质，以物相赘。”譬如先秦诸侯交换质子，就是这个意思。引申其义为朴也，地也。可见质的引申意有质朴或织物的地组织之意。特别是作织物地组织之意时，时常固定搭配“有质有文”[10]，而《说文解字》中关于“文”的解释只有一种：“文，错画也。象交交。凡文之属皆从文。”即文通纹，指花纹之意[11]。这样看来，《论语·雍也篇》第十八章谈的是君子着装的纹样和地组织要搭配协调，才能体现君子的中庸之道。

4 纺织度量之辨

《论语·子罕篇》第三章有：“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很多当下流行的《论语》注释本都没有很好地解释，只是以“用麻做礼帽，这是符合礼节的规定的;现在用丝做，省工了”来解释。这就让人很迷惑，麻纱比丝一般要粗，怎么会做功更费工呢？另外，《论语·子罕篇》第十章有：“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这里齐衰乃是中国丧服中五服之一，五服的穿戴体现血缘亲疏和尚礼。要深层次理解两句话，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纺织服饰文化和中国古代纺织品的度量。

所谓“麻冕，礼也”是指麻冕乃是周代非常重要的祭帽。而齐衰则是中国古代人们哀悼祖父母的丧服，其所用布料为麻织物。为什么祭祀和丧葬都有麻织物（丧服也用葛织物）呢？《白虎通·绋冕篇》：“麻冕者何？周宗庙之冠也。”《尚书》曰：“王麻冕。”周代葛麻乃是百姓所衣用的主要原料，那为什么周王室要用寻常百姓衣用的原料——麻做天子之冕呢？难道周王室缺少比较珍贵的纺织原料吗？显然不是。刘宝楠《论语正义》载：“冕所以用麻为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关于如何做麻冕，刘宝楠《论语正义》云：“论语麻冕，盖以木为干，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丧服用麻、葛，一则百姓获取容易，可不增加百姓的麻烦;二则传说麻在风中摇曳可见其哀叫，故以麻作丧服示悲伤之情。

所谓“今也纯”是指“而今天用丝冕代替麻冕”。因为孔安国注言：“纯，丝也。”《说文解字》释义：“纯，丝也，从糸，屯声。”丝乃纯之本义也，故其字从糸[4]。

为什么说制作麻冕会比丝冕费时，那是因为冕的标准是三十升布。孔安国注言：“绩麻三十升布以为冕。”这就是比较三十升麻布和三十升丝织物到底哪个更费时的问题。升是古代对织物精密程度的表征，郑玄对《仪礼》注解时有“一升为八十缕”，这是指在织物幅宽上有80根经纱的织物就是一升。假设以汉幅50.60cm为例（因为周代的度量不是很明确），1升=1.58根/cm，那么30升=1.58×30=4740根/cm，这就是要求每根纱线的直径是0.210mm。显然麻缕要制成这样的规格比丝线难得多[12]。

所谓齐衰乃是哀悼祖父母的五种丧服之一，所用布为4～6升，而在此处却泛指丧服。丧服形为衣裳，实则为中国古代孝文化的体现，而孝文化的实质是以血缘亲疏为依据，故有五服体现血缘亲疏之论，有“出五服”“在五服”之说。笔者根据汉代《仪礼·丧服》的记载，对五服信息进行整理（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两点疑问：其一，五服用布升数并不是完全固定，父母、远房亲戚却是固定，而对祖父母、兄弟姐妹、父母辈亲属却是不固定;其二，从用布升数来看，根据血缘亲疏，用布升数越少表示关系越亲密，按此逻辑远房亲戚的用布升数应该比较高，但实质上其却与兄弟姐妹的用布升数相等。笔者认为，对父母用布升数固定，说明在中国古代父子（女）、母子（女）关系是一种核心关系，不受任何情况的影响而改变。对远房亲戚用布升数固定且较高，这是一种礼的表现。之所以对祖父母、兄弟姐妹、父母辈亲属的用布升数可以浮动，主要根据所服之人与其亲人在世时关系亲疏来定，这是一种间接反映孝的程度，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奖惩孝行的作用[13]。

5 君子服饰搭配、穿着与形制之辨

《论语·乡党篇》中第六章对君子的服饰搭配有详细的描写：“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在颜色的搭配上，君子着丝织物有严格的规定。“不以绀緅饰”中的“绀”，《说文解字》曰：“绀，帛深青而扬赤色也。”即丝织品呈深青色而又发射着赤光。而“緅”在《玉篇》中指“青赤色”，在《说文新附》中指“帛青赤色”。可见，君子穿丝织品时不能用深青色和青赤色作为衣服领子和袖子的装饰。而对君子的便服或内衣也有颜色要求。“红紫不以亵服”中的“亵服”，《说文解字》曰：“亵，私服也。”可见，亵服即家居便服或内衣，君子则不能用红紫色做便服或内衣。之所以不能用深青色、青赤色、红紫色，一则郑玄认为绀緅紫色类乎玄色，红色类乎缁色，而玄、缁乃是祭服颜色，所以不宜做镶边、亵衣;二则此三色非正色，古人讨厌其夺正色。此外，君子穿不同的裘服，其罩衣的颜色各不同。“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其实，缁衣、素衣、黄衣分别与羔裘、麑裘、狐裘之色一致。刘宝楠正义：“郑注云：‘缁衣羔裘，诸侯视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于君之服。’……经传凡言羔裘，皆谓黑裘，若今称紫羔矣。”麑裘，则为初生之鹿的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狐裘则为黄色，不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不会有：“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最后，君子服装与玉饰、帽子的搭配都有讲究。“去丧，无所不佩”是指丧期過后便可以佩带各种玉饰，反过来的意思就是丧期君子不能佩带任何玉饰。而“羔裘玄冠不以吊”则是指不穿黑羔羊皮袍和黑帽子去吊丧，“吉月，必朝服而朝”是指每年正月初一一定要穿上朝服去拜见君主。

在穿着方面，君子尤其讲究。1）“非帷裳，必杀之”中“帷裳”，刘宝楠正义：“郑注云，帷裳，谓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可见，帷裳是用整幅布制成，不加载剪。2）“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袗，指单衣，在此句中名字活用动词，意为“以……做单衣”。絺，指细葛布;绤，指粗葛布。“絺绤”则代指葛布。“必表而出之”则表示单衣在内衣之外。“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是指在家所穿的皮裘要长些，右边的袖子要短些，相当于现代的睡袋之功用。古人有寝衣之说，其长度为一个半身长，相当于一个小被子。当代的懒人服与古代亵裘、寝衣也有同样的设计思维。

在坐具方面，君子以“狐貉之厚以居”，即用狐貉皮的厚毛做坐垫。这一句的理解必须要有一个文化背景，古代华夏族甚至汉族形成后直到“五胡乱华”之前，人们室内家居无座具，仅席地而坐[14]，故坐垫可以使腿脚更舒服，这就可以理解狐貉皮的厚毛做坐垫的必要性。

6 结 语

历代《论语》的注疏有利儒家学术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但对于其所蕴藏的纺织服饰相关信息却有“以今观古”的误解，导致其背离孔子生活年代及《论语》成书年代的纺织服饰技术背景，形成错误的技术认识，一直影响到当下。通过文献考据和中国纺织服饰技术史的二维契合性比对，笔者认为：“绘事后素”之绘是“绣”而非“绘画”、“素”指绣白色丝线;“束带立于朝”乃是束大带立于朝。裘非蛮夷之特产而受到鄙夷，反而得到推崇。黼冕、缊袍分别代指帝王、贫却不困之士的礼服;《论语·雍也篇》中“质”与“文”分别指代衣物上的地组织和花组织，不宜做过多的引申;《论语·子罕篇》中麻冕用工、用时多于丝冕，皆因古人对冕的织物密度的三十升布标准要求所致。此外，纺织度量与中国丧服礼制有着密切关系;君子穿衣搭配都有一定之规，无一不体现中国古代颜色观、礼制，但又不失其家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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